廣昌戰役失利後，中央蘇區進一步縮小，人力、物力都已經非常匱乏，紅軍在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經毫無可能了。李德等最高「三人團」在1934年春就準備作戰略大轉移，4月，中央領導人開始考慮退出蘇區，並在5月電告共產國際：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線，獨立部隊深入敵後作戰，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這個計畫得到批准。但具體到哪兒去，什麼時間走等重大問題還沒有在紅軍高層領導集體中進行過深入的討論與研究。當時只準備沿著紅六軍團的路線走，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裡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為此還做了一些具體的準備工作：一是在蘇區猛烈擴大紅軍隊伍，建立新的兵團。那時期，新成立了好幾個師的部隊，有以周昆為軍團長的八軍團，以周子昆為師長的第二十二師，還有少共國際師等部隊，都是這時期新建立的。除了把地方游擊隊整編擴充到主力紅軍外，根據地的青壯年幾乎都動員參軍了。二是做武器彈藥和糧食的準備工作。當時中央有一大批金銀財寶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裡。1934年春，毛澤東的警衛員吳吉清被秘密派出將它取出來。這些財寶起初保存在瑞金，直到長征時才把金銀和鈔票分給各個軍團，以便他們離開蘇區後能有錢購買物資。蘇區的各個工廠全天候地開工，特別是武器火藥的製造，增加到平時的6倍到30倍，並採辦了大批特製的軍衣發給士兵，還在出發的前夕，採買了60萬石糧食。但由於準備終究太倉促，特別是強行命令部隊要將在根據地積存的物資和設備一律帶走，結果，成了「大搬家」似的轉移，出發時不僅要帶走兵工廠和印刷廠的機器，還要把印刷的鈔票和宣傳品、紙張甚至石印機的石板都搬走。這8萬多人中，軍委、中央縱隊就佔了1萬多人，每個軍團又有自己的後勤部，攜帶的大批物資，竟達1000多副擔子。這8萬多人，擔任運輸隊的就達2萬人，其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負重行軍。他們不打仗，走得慢，累贅至極。同時，為了保證這些運輸隊的安全，還得派大批紅軍主力護送他們。搬不盡的罈罈罐罐，抬不完的笨重家什，嚴重地拖累了部隊，以致幾萬人經常擁擠在崇山峻岭的羊腸小道上，常常一夜只能走幾公里，或者只能翻一個小山嶺。走走停停，戰士無謂地消耗著體力，站著睡，走著睡，紅軍戲稱「睡眠行進」。
至於到何處去這一重大問題，最高領導人之間存在著重大的分歧，博古、李德堅持要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理由仍是讓部隊有個「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穩腳跟後，與賀龍和肖克部隊聯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帶重新創建蘇區。博古、李德這一意圖在理論上是成立的，但卻不切實際。被排擠出黨與軍隊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對上述做法心急如焚，他認為這個計畫有導致紅軍全軍覆滅的危險。在研究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提議堅決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毛澤東與蔣介石較量多次，他太了解蔣介石的用兵之道了。與二、六軍團會合，正好落入了蔣介石設下的圈套。蔣介石已派重兵層層封鎖紅軍與二、六軍團會合的道路，如果仍然不顧一切地去實施這個計畫，無疑會遭到慘敗。但他的意見最後遭到了否決。5月，處於萬般無奈的毛澤東只得以蘇區主席的名義在青山召開了一次大會，在會上他向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宣布和說明了中央關於撤離蘇區的決定，他心情沉重地說：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對此要有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後工作做好，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鬥爭，更好地聯繫群眾。隨後「三人團」決定項英、陳毅等中央和紅軍領導人留在蘇區繼續戰鬥。
中共中央雖然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卻太不充分。對此，我們還可了解到，當時，對於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係到黨和紅軍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只限於上層少數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進行過充分討論。除了「三人團」外，對這次行軍的原因、任務、目標等重大問題，都被當作最高機密，「秘而不宣」，甚至還嚴禁向幹部和部隊傳達。由於沒有進行解釋和動員工作，一部分幹部和戰士在思想上出現了混亂，甚至有的戰士不辭而別，開了小差，這給部隊轉移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紅軍戰略轉移從於都出發。於都位於江西省南部，素有「贛州河東六縣之母」和「閩、粵、湘三省往來之要衝」的稱號，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央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和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共8.6萬人，先後在於都縣的城東等8個渡口渡過於都河，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氣壯山河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於都附近，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由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及各直屬機關組成第一野戰縱隊（也稱紅星縱隊），以葉劍英為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蘇維埃政府及總工會、團中央等機關和衛生部、供給部、紅軍大學、軍委。
二局組成第二野戰縱隊（也稱紅章縱隊），以李維漢為司令員兼政委；中央紅軍的一、三、五、八、九軍團則移交防務，隱蔽撤離戰場，到於都集結。10月16日，中央紅軍各部隊在於都河（貢水）以北地區集結完畢，17日渡過於都河，開始突圍西進。
「於都河畔送紅軍，長憶軍民魚水情」，雖然紅軍在於都的時間非常短暫，但於都人民對紅軍的離別卻依依不捨。
渡於都河前，於都人民不論男女老幼從四面八方湧上橋頭、湧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頂頂斗笠，他們沒有歌聲，沒有笑臉，心情沉重，爭先恐後地與紅軍灑淚道別，泣不成聲地表達蘇區人民的心愿：「我們盼你們早日打回來。」紅軍指戰員也懷著沉重的心情與鄉親們辭別。他們依戀著蘇區的人民群眾，依戀著蘇區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難以割捨與蘇區人民的血肉深情。他們向蘇區人民群眾堅定地表示：「我們一定會打回來的！」
中央蘇區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著紅軍廣大指戰員的心血，浸透著蘇區軍民團結創業的辛勞汗水，而此時中央紅軍就要遠征了，就要離開這片親手打造的根據地了，怎麼不叫人留戀呢？時隔50年後，聶榮臻還深情地說：「一軍團的部隊，是在10月16日以後，先後離開瑞金以西的寬田、嶺背等地，告別了根據地群眾，跨過於都河走上長征之途。對於都河，正當夕陽西下，我像許多紅軍指戰員一樣，心情非常激動，不斷地回頭，凝望中央根據地的山山水水，親眼看到中央根據地人民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犧牲和貢獻，他們向紅軍輸送了大批優秀兒女，紅軍戰士大多來自江西和福建，根據地人民給了紅軍最大限度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鼓勵和支持。想到這裡，我不勝留戀。」史實證明：於都人民為紅軍長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響應擴大紅軍的號召，為紅軍送去5000餘名新兵。他們幫助安置留在於都的6000餘名紅軍傷病員，最多的一戶農民主動要求安置7名紅軍傷病員。他們還組織數以萬計的民工參加運輸隊、擔架隊，跟隨紅軍長征。多少年過去了，儘管於都河畔支援紅軍捆綁浮橋的吶喊聲，歡送好兒郎當紅軍的鏗鏘鑼鼓聲，運輸隊支前的匆匆腳步聲早已遠去，但一代代於都人卻依然忘不了那難以忘懷的艱難歲月……在紅軍渡河出征的日日夜夜裡，於都河兩岸擴紅參軍、借谷征糧、捐船運木、鋪路架橋，如火如荼。當地群眾拿出了所有能拿出的糧食，拆下了家裡所有可用的木材，脫谷和碾米的轟鳴聲終日不絕於耳，陸定一有詩留下記錄紅軍從於都出征：「十月里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於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
於都河是中央紅軍長征首先要渡過的第一條大河，河寬600多米，水流湍急，除少數渡口插上河標可以涉水渡河外，大部分只能架設浮橋渡河。為了保證紅軍順利渡河，在贛南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領導下，於都人民無私奉獻，大力支援紅軍，當時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運，共彙集了800多條大小船隻，有的用作架設浮橋，有的用作擺渡，800多條用作浮橋和擺渡的大小船隻覆蓋了上下60里河面。這是一個怎樣壯觀激烈的場面啊！為避免國民黨軍隊的飛機轟炸、隱蔽紅軍的戰略意圖，架設浮橋的工作都在夜間進行。一到傍晚，有組織的群眾湧向架橋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飯，還有的送門板等木材，僅4天時間，就在於都縣30公里的於都河面上架設了5座浮橋，布設了眾多擺渡和涉河點。值得一提的是，於都河上本沒有橋，聽說紅軍要過河，沿岸的百姓將自己所有能用來搭橋的家當都捐獻出來。縣城裡店鋪和祠堂大屋的門板，幾乎都卸下來鋪在了浮橋上。一些居民甚至將家裡的房子拆掉，把木材送給紅軍。一位姓曾的老大爺，連準備用來做棺木的壽材也拿來了。紅軍的一名連長過意不去，執意不收，曾大爺還發了火，沖連長嚷道：「你是不是嫌我的木材不好？」於都人民就是這樣幫紅軍渡過了於都河。
在距離於都縣城不遠的古田村，住著當年為紅軍擺渡的李聲仁老人。老人對當年發生的事記憶猶新。當時只有17歲的他和1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