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馬進京」，高崗最後進京。這不完全是一些書刊上說的，高崗不願做京官，而想當「東北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普遍的心理和規律，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會兒說他想當東北王，一會兒說他是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家」、「陰謀家」，似有不能自圓其說。
如何看待高崗在北京期間的功過，可以說有成績，有錯誤，功績和錯誤都很突出。研究高崗一生的最後這兩年歷史，應該按鄧小平對待歷史和歷史人物的觀點：「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複雜背景。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是公正的、科學的、實事求是的，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對待歷史，對待歷史人物。」
對於一個蓋棺的歷史人物，應本著歷史唯物主義和實事求是的精神來看待，不能說好，錦上添花，說壞一壞百壞，再踩一腳，好像高崗天然就是個壞傢伙。如果高崗從來就是琢磨篡黨奪權，為什麼提拔重用他呢？西北、東北和抗美援朝沒做出貢獻，卻被人民予以同情。被定「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高崗，想做東北行政區的頭，不願當共和國4人之下、幾億人之上並與政務院平起平坐的計委的頭，這兩個官位那個大，那個小，一般老百姓都懂，何況「野心家」的高崗呢。更何況，高崗進京前，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跟他談話都表示歡迎高崗早日到中央工作。他自己也知道是毛澤東提名任計委主席的，是對他自己的重用和信任。
那麼，高崗為什麼遲到呢？毛澤東親自發電報催促呢？他遲到的原因，主要忙於安排東北19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的計畫。他心裡記著毛主席在1949年建國時和他談話時交待：你當選副主席後，仍在東北工作，擔任原職務，一心一意把東北的事搞好。「把東北建成像陝甘寧一樣的模範區，建成全國的工業基地。」東北的1953年經濟建設計畫在52年9月底前就拿出方案，使東北的計畫率先落到實處，他想以此作為全國大規模建設計畫作為借鑒。這是革命事業心的責任感，也許有標榜自己和撈取政治資本的因素。不管怎麼說，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不是壞事。
高崗出於從全國革命利益的考慮，他認為東北比較特殊、先進，全國唯獨東北大區為「人民政府」，獨立性也大。東北解放早，土改早，工業基礎好，各項工作在全國領先，尤其是重工業最突出，對全國來說非常重要。東北曾經在支援全國解放，抗美援朝，恢複經濟，發展生產等方面做出過巨大貢獻；東北是重工業基地，蘇聯先期援助項目都安排在東北；高崗自己對東北情況熟，各項工作都拿在手中，人事方面也較得心應手，能一聲喊到底，他有決心把東北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樣板」，對全國影響、推動、支援將做出更大貢獻，用八十年代以來的話說，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區」了，率先進入社會主義，再創第二個模範區域。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不僅是抗日根據地的「模範區」，而且就全國而言，陝甘寧邊區的性質已經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性質」，黨政軍民財文的建制並有施政綱領，為新中國奠定了雛形。
但是，他到中央工作，確實有些顧慮。主要是他同劉少奇在路線、建國方略上有分歧，曾在有關報刊和文章中不點名地批評過劉少奇的右傾錯誤觀點；他情知毛澤東和劉少奇之問對建國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有矛盾，擔心一搭共事搞不好。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日常工作，聽毛澤東的還是聽劉少奇的？聽毛澤東的，形成越級，聽劉少奇的怕毛澤東怪罪，自己夾在中間不好辦，這是客觀事實。高崗的顧慮不無道理，他曾對部屬說過「三不」的話(不多講話，不多管事，不寫文章)，可表明他的擔憂心跡，似有獨善其身的打算。結果中央或者可以說毛澤東給他肩上壓去一副沉重的擔子，事與潔身自好的高崗願望相反。
爭強好勝、革命事業心極強的高崗從不甘落後，「野心」也罷，「忠心」也罷，「上進」也罷，歷史把他推到這個位置，在其位，謀其政，經常在中南海與毛主席、朱總司令、周總理、劉少奇開會研究工作。他對分管的工作，認真負責，為騙取「中央信任」也好，為黨和國家、人民辦點實事也好，確實對經濟工作，真抓實幹，從1952年11月至1953年底，他集中精力抓經濟工作這一大塊，諸如籌建計委機構，全國實行計畫經濟管理制度，修訂五年計畫和制訂53年年度計畫，發動大規模經濟建設及增產節約，解決巨額財政赤字，制定糧棉統購統銷政策等，任務逼的他不得不大刀闊斧，沒明沒夜地工作，差不多每星期六在政務院第一辦公室的辦公會議和召開他分管的部長碰頭會，以及聽取各大區的彙報會，傳達黨中央、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研究部署宏觀經濟工作，了解各經濟部門的工作進度，協調安排和調度生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博得計委及其所屬部領導及幹部一致稱讚，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表揚。有人說高崗的「野心」，就是要中國早日建成社會主義。
1953年是全國實行有計畫、按比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年。為了適應新形勢，他親自主持計委幹部學習會，請專家講學。他有時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地工作，春節時在東交民巷高崗住處召開計委委員會議，聽取從蘇聯談判徑援回來的宋劭文匯報，研究和蘇聯商談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有關問題。據高崗身邊工作的同志回憶，高崗到中央工作繼續保持快速果斷作風，有人說他是個「工作狂」，一點也不過分。陳伯村談到高崗工作時說：高崗確實有魄力，有膽量，有才能，無論辦什麼事情，都追求成績和轟動效應。
國家計委成立後，全面實行計畫經濟，工作千頭萬緒。由於多年來在戰爭時期形成的習慣，一下子由自成體系和自然經濟轉為統一的計畫經濟，新成立的計委機構和新調進的幹部不能適應新的和相當緊張的工作，趕定五年計畫，如果第一個五年搞不好，蘇聯不認可，就不能列入蘇聯的第五個五年計畫，無法得到蘇聯的援助。
其實，高崗一貫快速決斷精神很強，說干就干，雷厲風行，乾脆利索，從不拖拖拉拉，他到中央沒寫文章，可事沒少管，話沒少講。執行五年計畫、組織大規模經濟建設開頭難的1953年，各項經濟工作成效顯著，開創了「良好開端」，並不是他到中央只搞「陰謀活動」、「反黨篡權」的。
但是1953年，全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階段，高崗站在毛澤東一邊，急於求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排除右傾干擾，按毛澤東的意圖「挪」劉少奇的位置，搞了一些反對劉少奇的活動。
中央打算在1953年抓的幾件大事是：一是實施五年計畫，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二是改組國家領導機構，黨中央實行一線、二線領導，政務院和計委合併為部長會議；三是召開黨的代表會議和首屆全國人代會，鋪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藍圖；四是美國在朝鮮戰場上被打得爬下求和，我們要做停戰簽約的準備。
首屆「人大」和黨的代表會對國家機構改革，人事必然要相應地進行調整配置。毛澤東主席對他的左右手劉少奇、周恩來的工作不滿意或者有意見，覺得不得心應手，分歧和意見日趨加深，認為他們搞「分散主義」，「空架中央」，「離開總路線」，搞「獨立王國」，「封鎖消息」。尤其是對他的接班人劉少奇，在七屆二中全會後就不滿意，認為他不按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辦。毛澤東自己對經濟工作經驗不足，全黨以大規模經濟建設為中心，必然要有些懂經濟、會管理的人挑重擔。他對高崗在東北領導經濟工作成效顯著，調到中央工作後，修訂五年計畫，參與指導和蘇聯商談經援打底，部署和發動大規模建設，「一馬當先，四馬奔騰」，非常滿意。
高崗到中央工作前和1953年初，他和劉少奇在一些問題上有分歧，並對劉少奇的右傾錯誤觀點，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進行過批評。實事求是地看，沒有「拱倒」劉少奇的任何活動，只是「挪」劉接班人位置。毛澤東依靠高崗抓經濟工作，經常參加書記處會議，相對接觸、個別談話多了起來，意見一致，不謀而合或有謀而合，配合默契。在談話中，毛澤東流露出對劉少奇、周恩來不滿情緒。
在中央政府領導分工中，毛澤東根據周恩來建議的意見，將中央政府的工作分為五大塊，高崗排在第一位，周恩來排在第五位，把政務院的一部分權力劃給「經濟內閣」的成員，周恩來只分管外交口有關部門，似乎與當年蘇聯莫洛托夫相仿。高崗當時對此喜憂參半，喜的是權力增大，憂的是擔心引起嫉妒，不好搞。在討論政府領導工作時，他對周恩來提出，給他的擔子太重的問題，擔心搞不好，對黨和人民事業不利……
周恩來說：毛主席相信你，黨中央相信你，放開手腳大膽干，出了問題由我負責。高崗仍心有餘悸，他對別人說：毛主席要我多管點事，書記處是劉少奇同志負責的，如果我管事多了，少奇會怎麼想，別人會怎麼看，我真怕造成誤會……這可能是高崗的真實心理狀態。
毛澤東曾對劉少奇的批評極嚴厲，竟說：你究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