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甘寧邊區，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唯一沒有失去的、面積最大且較鞏固的一塊根據地，是黨中央機關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進行抗日戰爭的策源地和出發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總後方。陝甘寧邊區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歷史上，有著特殊的重要意義和地位。作為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高崗，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共和制民主政權建設等各個方面作出了貢獻，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為新中國的建立和經濟建設提供了借鑒，邊區的道路正是中國革命的道路，這裡代表著中華民族的方向，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希望。
陝甘寧邊區的創造和發展，黨的領導是關鍵。紅軍在東征、西征取得勝利後，陝甘寧邊區根據地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1937年5月1日，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邊區召開第一次特委會議，成立了中共邊區特委會，高崗、林伯渠等17人參加會議，中央指定郭洪濤任書記，高崗、林伯渠、吳亮平、王達成、劉長勝、李堅真等為特委常委。
5月2日——14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全國黨的代表會議。會議確定了中共在陝甘寧邊區的總方針。毛澤東同志對邊區黨委的成立及今後任務作了明確的指示。他要求「轉變與創立特區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範區域，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政治與軍事的模範區域，為實現民主共和國的模範區域」。
5月15日，也就是全國黨代會結束的第二天，邊區特委在延安城內二道街舊禮堂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特區黨委(當時邊區黨委和特委並稱)。出席這次會議代表84名，列席代表74名(全部是出席全國代表會的各地代表)，代表是由中共陝北省、陝甘省和神府、關中、三邊特委及各縣縣委書記等組成4個代表團出席。由於左傾路線執行者說這個曾經動搖，那個過去右傾，高崗、張秀山等一些蘇區的創造者被排擠會外。高崗等17人被選為邊區特委執行委員會委員。17日，召開第一次特委全委會，醞釀選舉書記，中央提交的書記候選人是郭洪濤同志，大家對郭意見很大，不選郭洪濤當書記，「不能選一個殺人犯當書記」。投票結果，高崗是得票最多的一個，不過中央仍決定郭洪濤任書記。
11月，王明、康生從蘇聯出發途經新疆迪化(現烏魯木齊)和陳雲同機飛到延安。毛澤東、朱德、張聞天、高崗、林伯渠等中央、邊區領導到機場迎接。毛澤東以《喜從天降》為題致了歡迎詞。他幽默地說：「歡迎你們騎著仙鶴騰雲駕霧從昆崙山那邊飛回來。」「給山溝里送來馬克思主義。」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我們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些話似是針對王明講的。
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要一切聽從國民黨政府，以國民黨軍隊牽制日本侵略軍，減輕對蘇聯的壓力。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主張，反對提無產階級領導，反對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反對游擊戰爭，反對洛川會議放手發動群眾的決議，攻擊洛川會議忽略了「抗戰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戰的言行準則」。他完全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認為毛澤東是空談無產階級領導權。他的報告引起很多人的不滿與反感。但由於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也迷惑了一些人。王明在會上拿出一份政治局委員名單，他和陳雲、康生列入政治局委員，會議勉強通過。王明在這次會上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主管宣傳工作，並分管陝甘寧邊區工作。這就形成和邊區主要領導一唱一和，使王明右傾路線在邊區占統治地位，指導思想由左向右轉。他們依靠國民黨軍隊抗戰，反對放手發動群眾和武裝群眾，抹煞敵後抗日根據地的作用，放棄了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由此導致了國民黨的頑固派鑽進邊區根據地，破壞民主政治建設，放任了地主的復辟，有的地主乘機「反攻倒算」，向農民強迫要回土地，逼迫要回已被廢除的舊債，搶佔分出去的窯房。農民分得的土地一半被地主倒算回去，一些貧苦農民的勝利果實得而復失。邊區黨委對反動派的進攻鬥爭很不得力，放棄了黨的領導作用，背離了黨代會制定的方針。致使邊區被鬧得烏煙瘴氣，廣大群眾對共產黨又一次產生疑慮。這實際把自己手腳綁起來，限制擴大解放區和軍隊發展。
12月下旬，高崗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邊區黨委工作。高崗就邊區出現的混亂情況作了彙報。
1938年2月，王明在政治局會議上，繼續強調把軍隊交由國民黨指揮，各種兵力應統一在國民黨的統一編製、統一作戰行動等「五統一」的基礎上，強調「自主原則會影響國共合作，不利抗戰」。高崗從投身革命這天起就堅定了推翻國民黨統治、奪取全中國、建立人民政權的雄心。高崗同王明的錯誤路線進行堅決鬥爭，並向毛澤東主席反映情況，他說：「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麼好東西，卻不知道是『禍從天降』，好端端的邊區，搞得亂七八糟」。毛澤東對高崗的「禍從天降」這句話很重視，因為毛澤東當時處於被動境地，一部分領導被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又要搖中共的腦袋。在「七大」準備委員會王明當為書記，毛澤東為主席，大有取代毛澤東地位的兆候。所以，毛採取兩手，一手派任弼時去蘇聯彙報，尋救靠山；一手要穩定陝甘寧根據地，換掉跟王明跑的人。他召集老同志座談會，進行認真調查研究，考察了邊區幹部，大家說劉、謝去世後，就要數上高崗了。他開始考慮改組邊區黨委的問題，克服中共的頭腦由共產國際來搖的弊端。
左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共同特徵都是不懂領導權。左傾機會主義者往往把自己孤立起來，右傾機會主義者是放棄領導權，結果一樣自己成了「空軍司令」，歪曲了統一戰線，給革命造成了損失。
1938年5月，中央為了加強邊區的領導，制止混亂局面，為實現「模範區域」的既定目標，決定改組陝甘寧邊區黨委，任命高崗為區黨委書記。高崗根據毛澤東主席指出：「邊區的作用，就在於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與抗日救國最有利的，是抗日救國惟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和作用。」
高崗一上任，首先抓緊糾正邊區黨內的右傾錯誤，組織黨委一班人重溫毛澤東主席在邊區黨代會上的指示，團結一致，統一思想，增強戰鬥力，為實現「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目標奮鬥。決定以邊區政府和留守兵團的名義發布布告，制止了反動派的破壞活動，保護了農民的既得利益，穩定了形勢，克服了一切「服從、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指導思想，堅持了放手發動群眾，獨立自主原則。
8月，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帶回來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指示。王明在回國前，斯大林會見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時，講了一些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觀點。之後，王明、康生和王稼祥在一起會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時，季對王明說：你回中國要與中國同志搞好關係，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對於中國黨的路線，沒有聽見共產國際說過路線不正確的話。任弼時到莫斯科彙報中國情況後，季米特洛夫對任弼時談話時說，王明回國前提醒過，他回國並不代表國際，他長期脫離中國實際，回國後要以謙遜的態度，尊重黨的領導同志，「中國黨的領袖是毛澤東」，「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領袖」。可是，王明和康生回國只傳達斯大林的指示，未傳達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交待意見。
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開了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和大會結論講話，批評了王明(時任中央統戰部長)的錯誤觀點。與會同志集中批評了王明的「兩個一切」的投降主義錯誤。高崗在發言時批評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和把邊區和統戰區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他用邊區當時比較混亂的事實，批評王明的投降論及反對洛川會議精神的言行。他說，中國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是要推翻國民黨黑暗統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統一戰線要服從這個大目標，抗戰工作就是動員全國人民覺悟起來，緊急行動，把日本鬼子趕出去，不能不相信人民的力量，只聽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指揮，統一作戰」是右傾思想。
會上，彭德懷、博古、賀龍、鄧小平、楊尚昆、關嚮應、羅榮桓等同志發言，批評了王明的錯誤路線，總結了自去年黨代表會後15個月來的工作經驗教訓，特別是總結了統一戰線工作中出現的右傾方面的教訓。
擴大的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