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總率部回師安定在楊園則、唐家川休整，針對敵人進攻態勢，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圍剿」鬥爭，確定實行「東擊北攻，集中南下」的戰略決策，取得勝利。
在陝北反「圍剿」戰爭中，我陝北第一、三游擊縱隊按照前敵總指揮部的布置，分別向神府、長城內外發展，積極配合紅軍主力反「圍剿」鬥爭。第一縱隊在橫山縣候家高山(今為子州縣)伏擊了武家坡敵八十六師1個連，後又襲擊賀草峁民團，兩次殲敵近300人，繳槍200多支。第三縱隊趁夜襲擊橫山縣油房頭民團。
紅二十六軍第一、二團和騎兵團，根據西北軍委、前總的動員令指出的「向西牽制，向東出擊，西面監視敵六十一師，東面襲擊敵四十二師」的方針，在宜川、洛川、甘泉、宜君、白水等地區打擊敵人，開闢游擊區，他們控制了咸榆公路宜川——洛川段，牽制了敵四十二師的行動；關中地區張邦英等指揮的游擊隊沉重打擊南線敵人並阻制其北上，有力地支援了陝北主力反「圍剿」戰爭。陝甘邊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重新回到人民手中。
前總在唐家川召開解放6縣慶祝大會，研究部署第三次反「圍剿」鬥爭。劉志丹、高崗等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總結了前敵總指揮部成立以來堅持人民戰爭方針，貫徹「動員令」的精神，取得偉大勝利。他們在講話中回顧了幾個月來，兩軍同力協作，發揚了英勇頑強和連續戰鬥的作風，轉戰幾百里，解放了6座縣城，拔掉不少敵人據點，殲敵正規軍2千多人，地方武裝3千多人，繳槍3千多支，子彈30萬發，輕重機槍2百多挺，各種炮幾十門，把陝甘和陝北根據地聯成一片，在20多縣建立了工農民主政權，游擊區發展到30多縣的廣大地區。
1935年7月，山西閆錫山部李生達、孫楚的先頭部隊已經渡過黃河，對吳堡、綏德進行「圍剿」，並尋找紅軍主力決戰。針對晉軍進攻態勢，我前總召開團以上幹部會議，研究決定向東挺進，打退晉軍，然後南下打擊東北軍的戰略方針。劉、高根據這一方針，部署作戰方案，安排了後方的工作，派黃羅斌帶1個團主力南下配合地方游擊隊，牽制敵人，偵察東北軍的行動，為主力東擊北攻後南下作戰摸清情況。在紅軍主力東進攻打晉軍前，劉志丹、高崗親自指導各團、營、連層層加強部隊整訓，補充兵員，總結經驗，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紀律教育，培訓補充新兵以適應大規模的反「圍剿」戰爭。
他們對後方工作也作了具體安排：王世泰傷愈回部隊接替吳岱峰代理三團長職務，吳岱峰到後方負責辦幹部學校，培養營、連、排幹部；組建了後方醫院、服裝廠、槍械修理等後勤單位，並派得力且懂行的幹部擔任領導。劉志丹妻子同桂榮、高崗妻子楊芝芳等一批家屬安排到被服廠工作。高崗對後勤工作明確提出：在一定意義上打仗是打後勤，戰爭能不能取得勝利，後勤工作好壞是至關命運的大事。
西北紅軍在前指的指揮下，打出陝甘、陝北一片紅。西北工委和軍委機關從山溝里於7月初進駐永坪鎮，陝北省工農民主政府也搬到這裡。在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堅持「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方針，粉碎了敵人第二次「圍剿」後，認真總結經驗，研究部署了第三次反「圍剿」鬥爭，並且開始實施反「圍剿」作戰方案的時候，上海臨時中央駐北方代表派朱理智、聶鴻鈞、劉炸夫組成駐西北代表團，於1935年7月初來到西北工委駐地永坪鎮，朱理智等帶著上海臨時中央局和北方代表「左」傾路線「交底」的框框，找「郭洪濤做為助手，當參謀」，下車伊始，亂批亂斗，進行錯誤的肅反運動，給陝北、陝甘根據地和二十六軍造成危機，鑄成嚴重的錯誤。
事情大致是這樣的過程。1934年初，郭洪濤同志從北方局回來根據王明《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奮鬥》的左傾思想標準來衡量陝甘、陝北的工作，認為劉志丹、高崗等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郭洪濤同志將情況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臨時中央局和駐北方局代表據此組成朱理智、聶鴻鈞(朱、聶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劉炸夫(因故未來)三人為駐陝北蘇區代表團。聶鴻鈞(曾為河北省委組織部長)前往上海與中央局聯繫，在離開上海前，賀昌熾(時任上海臨時中央局三人領導成員之一，負責滿洲、河北、陝西和北方局代表聯繫，鞏固黨的組織和發展工作)，和聶談話時說：「北方局代表意見，有很多張慕陶右派跑到陝北、陝甘蘇區，專門挑撥陝北、陝甘的對立，挑撥二十六軍和二十七軍的對立；右派活動人物主要是黃子文、蔡子偉等；劉志丹、高崗等思想很右。」他要求代表團去陝北，「依靠郭洪濤解決好陝甘、陝北蘇區的右派反革命的問題」，「檢舉內奸清洗黨內異已分子。」(見聶鴻鈞回憶)
5月30日，聶鴻鈞從上海到天津，北方局(在天津駐)高文華書記向聶鴻鈞介紹情況和上海談的情況一模一樣。在聶鴻鈞腦子裡鑄定了一個印象，他認定陝甘、陝北的情況屬實，是右派掌權的問題，要抓右派反革命。
聶鴻鈞、朱理智先後到達陝北，對西北軍委主要領導劉志丹、高崗等和二十六軍領導懷有偏見，多方刁難、找岔子，沒作深入調查，只聽信某些人一面之詞如說什麼「從太原、西安來的『來路不明分子』，有的是張慕陶派來的，有的是西安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如李西萍(已經逮捕)在蘇區破壞活動事實」等等，「這些人能進來都是劉志丹、高崗引進來並受到他們的包庇」，劉志丹是「白軍軍官」，張秀山是劉志丹的「私人」，「高崗是劉志丹的謀士，是一個『黨棍』。」聶、朱聽了這些不實之詞，進一步印證了上海和北方局交待的情況，兩人堅信無疑了。殊不知上海臨時中央局和北方局交待的情況正是來自郭洪濤同志的報告。聶、朱按照上海、天津「指示」「依靠郭洪濤解決好陝甘、陝北問題」，堅定了開展「肅反」的決心。他們一股腦兒貫徹王明路線，搞得腥風血雨。
劉志丹、高崗率領主力紅軍南征北戰，粉碎敵人發動的「圍剿」鬥爭，聶鴻鈞、朱理智等在後方策劃「肅反」活動。朱理智自任中央駐陝北代表團的書記，自授命有領導西北工委、軍委的職權，嚴重干擾了西北蘇區的工作。
7月15日，朱理智、聶鴻鈞在永坪鎮主持召開西北工委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上由朱理智傳達了中央駐北方代表的五封信。會議沒有讓在前方打仗的工委委員參加，擅自撤銷了西北工委書記惠子俊的職務，把他批鬥了一頓派到米西縣當副書記。朱理智自任代表團書記能直接領導西北工作而代替了工委的職能，又以代表團書記的職權，指定聶鴻鈞為西北軍委主席，不設副主席，劉、高在軍委的領導權自然消失，朱、聶輕而易舉篡奪黨和軍隊領導權。
永坪會議開了幾天，幾乎是朱理智一人講話，除宣讀上述5封信外，又摻和自己「左」傾觀點，大加發揮，形成左上加左。他們為了推行左傾路線，朱聶等人一唱一和，自編自演地通過了《西北工委執委擴大會議決議案》，以「肅反」為名的奪權目的更加合法化。「決議案」圍繞西北黨內必須「開展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為中心，對西北形勢和黨的任務作了極為錯誤的估計和規定，說什麼「兩條道路即蘇維埃與殖民地的鬥爭同樣在西北尖銳地表現出來」，要求「西北黨共同努力」，「迅速創造一塊陝北、陝甘、陝南、川陝(此時四方面軍和25軍已退出根據地)根據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國際路線』」，「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口號是早已經完成，蘇維埃在江西、湖南、福建、四川等已經勝利的發展著。」還說：「中國目前存在兩個政權，一個是日益動搖崩潰的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政權，另一個是新興的蘇維埃的政權。」國民黨的政權軍事崩潰、財政恐慌、碉堡政策失敗，甚至說「國民黨區域日益縮小，武裝力量削弱」，「白軍戰士走向革命道路」；「蘇維埃區域日益擴大，佔全國四分之一，人口中佔全國六分之一」，說什麼「我們處在偉大的階級決戰前面」，「和帝國主義武裝衝突的階段迫在我們面前」。他們自吹這是「列寧主義路線」的估計。根據這種錯誤的分析估計，說什麼「陝甘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僅完成，而且超過了」。對第三次反「圍剿」，提出了錯誤的方針、任務，要紅軍全線出擊，還提出「反對崇拜槍桿的萬能而不相信群眾力量的右傾取消主義」的奇談怪論。
永坪會議還通過了一個《關於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陝甘三次「圍剿」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要求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鬥爭中奪取綏德、延安、清澗和瓦窯堡等「中心城鎮」，「不讓敵人踐踏蘇區一寸土地」，還無根據地提出「神府和綏德、吳堡以南蘇區打成一片」，並要「以馬欄為中心，向同官(即銅川)、耀縣、涇陽發展，堅決執行鞏固向南發展的路線」，「鞏固宜川一帶的蘇區向韓城、合水發展」。要在敵人重點駐守的洛川開展工作，消滅甘泉、富縣等地的白區，以洛川為中心，向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