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兩點，中國作協黨組重新討論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的擴大會議，在休會四十多天之後復會。從6月的那三次會順序排下來，這是第四次黨組擴大會，但是會議內容卻有了180度的大轉彎，由糾正「丁、陳反黨集團」的錯案，變為批判丁、陳右派反黨集團。
有人這樣形容：從1955年作協黨組擴大會到1957年6月6日的黨組擴大會，是180度的轉彎；從1957年6月6日黨組擴大會到7月25日的黨組擴大會，又是180度的轉彎，兩個180度，恰好是360度，轉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黨組擴大會的初始點。
會議地點改在文聯大樓禮堂。徐光耀說：王府大街64號的文聯大樓，很有資格成為一個紀念館，它在反右派運動中是個風暴中心，文藝界大部分從那兒進出過的人，終其一生都很難把它忘懷。
全部會議結束之後，中國作協黨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發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題目是《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上的部分發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這本發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會議並首先講話。他開門見山，一下子就點明了「要害」說：右派進攻的辦法就是「要翻案」！根據老同志的記錄本，邵荃麟說：主要問題還在黨內的右派，右派的進攻很惡毒，主要一條是要打倒領導，打倒作協、中宣部的領導，辦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們的計畫是要攻《文藝報》、《人民文學》兩個堡壘，要公開丁、陳問題。浦熙修親自出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開此事，要求參加黨組擴大會，企圖以此攻領導。奇怪的是，黨員同意了她，響應他們，配合他們，我們會上的事，他們很快就知道了。並不是不能對外講，只是未逢其時。現在規定紀律：禁止泄密！開會是為了辯明是非，加強團結。中央再三說，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後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條小是，一條大非，便全非了。為了保證把會開好，現在宣布：1、宣傳部指定周揚同志代表宣傳部參加這個會；2、丁玲要求公布劉白羽、阮章競給中宣部寫的報告，宣傳部不同意，他們報告的內容與黨組寫給中央的報告基本相同；3、丁、陳的兩個歷史材料，陳的是報告，不是結論，丁的歷史結論，中央組織部退回，要求重新審查。
周揚接著講話，口氣比6月份強硬得多，講了兩個小時。依《發言集》的稿子，他說：前年作家協會批判丁玲、陳企霞同志的會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開的，會議的結果向中央作了報告，並向全國的主要文藝幹部作了傳達。中宣部為了妥當地處理丁陳反黨小集團問題，又成立了以張際春為首的專案小組，作了很多材料查對工作。整風中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於是丁陳問題不單成了作協整風的中心問題，也成了中宣部整風的中心問題之一了。上次我說明我是以當事人的身份來參加會議的，現在我是以兩種身份參加，一、前年會議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響同志們的發言，不要因為反右派鬥爭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膽地講。上次蕭三同志說怕給部長們提意見，這不是一個老黨員應說的話，後來他說是開玩笑，這個玩笑開得也不好。上次會開了三次開不下去了，有人將了軍，提出質問。好像前年的會有陰謀，要追究責任。因此我不能不講話了。
周揚講了三點：一、前年對丁陳的鬥爭，包括黨組擴大會，給中央的報告和向全國傳達，我認為基本上都是正確的。前三次會議上，肯定前年會議的同志沒有發言，發言的同志大體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說鬥爭完全錯了，有的說基本錯了，有的說要追究責任，彷彿背後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陰謀。二、前年的鬥爭會有錯誤的地方，應由我負主要負責。丁陳反黨小集團這個結論是否下得重了一點，同志們還可以討論，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陳企霞的關係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三、從幾個重要歷史關鍵來看丁玲的錯誤。
《發言集》中的稿子，是經過了本人修改整理過的。老同志的記錄稿與此有所不同：
周揚發言：一、對前年會的估計。前年的黨組擴大會，給中央的報告，傳達會，三個環節是否錯了？有人要追查，彷彿裡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說是違法亂紀，違反黨章，我看，基本上是對的。肅反和思想鬥爭混在一起，是一個經驗。鬥爭會、給中央的報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黨還看不出來么？能允許么？同志們對黨、對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緒，好像黨搞陰謀。有人提出，中宣部辦公會議是否代表中央？這一態度不能接受，這是挑戰，是無理的要求，是對黨的不信任。還有人說前年的會是欺上瞞下、違法亂紀、違反黨章。究竟自己看過黨章沒有？這些意見不能接受。前年的會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確。為什麼？因為它反對危害黨的統一、團結的行為，是嚴肅的思想鬥爭、政治鬥爭，是必要的、合法的。鬥爭尚未結束，仍在進行。1、鬥爭的確有缺點、錯誤，要認真檢查，傷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認，要彌補；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藝界不經過鬥爭不能團結。2、還有一部分人，和錯誤思想有共鳴。文藝界右傾思想有滋長，是極嚴重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個人放在黨的上面。丁和陳，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丁玲不是普通黨員，一度掌握大權，但一貫驕傲自滿。丁對前年的會，開始態度是好的，說黨挽救了她，當然是被迫講的。只有經過鬥爭，才能按黨的原則把文藝隊伍團結起來。發動這個鬥爭，是邵荃麟、劉白羽的功勞。
二、鬥爭的優缺點。鬥爭的缺點和錯誤，我負主要責任，如全錯，我負全責。把有些同志搞錯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陳是反黨情緒的宗派結合，不是工作關係。《文藝報》是獨立王國，丁起了支持作用，沒有丁，陳搞不起來。當時認為是小集團，後來有反覆，現在仍未做結論。反正他們搞了一些人，不聽黨的招呼，只聽個人的。對李又然的隔離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資產階級思想，但對他隔離是錯誤的，這一點我應該道歉。對陳企霞的隔離也錯了，凡是搞錯的，都誠懇糾錯。對丁玲，沒有在會上提出歷史問題，也是對她的保護。給中央的報告，基本情況是對的，某些事有出入，有誇大，判斷不當。文講所不是獨立王國，也有成績，也和丁、陳有關，但不能因此便說沒有錯誤。過去我和丁玲不融洽，這和作風上的毛病也有關。我和丁玲在上海時是一般同志關係，到延安，關係不好，一個在魯藝、一個在文抗，或者雙方都有宗派情緒，責任誰重，可以研究。解放後，丁玲有進步，顧大局，接近人，對丁玲的工作（文學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傳部分工是喬木。丁玲的缺點錯誤當時我也看到，如她為文講所的事很激動，後來感到她的態度不對。二次文代會，有些意見爭論，我不願展開，怕傷害團結，這是對黨不負責。劉白羽批評我，我記得很深。那時只求團結，不講批評。反胡風鬥爭，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對我不是同志式的態度。鬥爭會後，沒有繼續做團結、善後工作。丁玲對我的情緒也有抵觸。鬥爭中揭發的材料，要冷靜分析、全面判斷，如對文講所，否則很容易犯錯誤。我對同志關係，政治上要求不嚴，對自己也不嚴。我對黨是忠實的。主席也批評我不尖銳，在原則問題上不尖銳，實際是政治上的軟弱。我的教訓，一個是尖銳，一個是實事求是，對人平日的關懷沒有，幫助沒有。丁玲平日對人關懷，但在政治上腐蝕了別人。但我沒有小圈子，就是沒有。
三、關於丁玲的錯誤。丁、陳的錯誤，主要在對黨的關係上，丁玲對黨不忠誠，或不夠忠誠。為了幫助丁玲，我講點材料，她在三個時期沒有很好經受考驗：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這是最嚴重的考驗，丁沒有經得起，最後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給敵人寫了東西，這不是變節是什麼？馮達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務。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務。為什麼敵人那麼好，她離開南京很自由，敵特不追究。（給敵人寫條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後隱瞞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審干時才講了，這是對黨忠實嗎？丁對黨大不忠。1942年邊區革命處於困難時，王實味的文章是丁、陳登出的。丁還寫了《三八節有感》，跟蕭軍搞得那麼好，不能解釋。丁玲什麼時候檢討過？特務機關登《三八節有感》，當做材料，這能說「忠誠的問題解決了」么？全國解放後，丁玲到北京，身負重責，得獎，但驕傲自滿，凌駕於黨之上，培養個人勢力。文藝整風動員會上丁的講話，當時感到氣焰不對頭。《文藝報》辦起來，是丁玲的功勞，反《武訓傳》，她是積極的。丁玲說「《文藝報》是我們幾個人辦的……」這種氣氛就是個人中心。批評丁玲之前康生問我：為什麼丁玲的雜文老是「我」字？就是個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陳企霞，表面要陳檢討，內心的聲音是另一套：《文藝報》倒霉，整了陳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滿情緒。陳的反覆，原因就在丁的支持。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