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外交政策進行了適時的戰略性調整，改變「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不再以「世界革命和階級鬥爭為綱」，不再實行針對美國的「一邊倒」戰略和針對原蘇聯的「一條線」戰略，完全實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鄧小平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說：「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自己人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已經過長期奮鬥而得來的獨立自主的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鄧小平1984年在講到我國的對外政策和中蘇、中美關係時曾說道：「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同任何國家沒有結盟的關係，完全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人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
鄧小平提出這個不同任何大國結成同盟關係的戰略原則，一是鑒於結盟會或多或少地束縛我們的手腳，有礙中國在對外關係中保持完全的獨立自主，同時他也考慮，作為一個大國，如同蘇美任何一家結盟都不利國際形勢的穩定。
在中蘇方面，從60年代初兩國兩黨關係冷卻後，中蘇關係逐漸鬆動，但鄧小平認為，要實現中蘇兩國關係完全正常化，蘇聯必須消除它設置的三大障礙，即蘇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蘇軍入侵阿富汗，蘇聯在中蘇邊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軍。1986年，已經82歲高齡的鄧小平談及中蘇關係時說，我已經老了，出國訪問的任務應該說已輪不上我了，但如果蘇聯主動消除三大障礙，那麼我願破例去蘇聯與戈爾巴喬夫會談，以改善中蘇關係。
在對待中美關係上，鄧小平在1979年曾以副總理的身份訪問美國。近幾年，中美關係有了較大的改善，雙邊貿易額顯著增加，美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也有所放寬，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協定也在1985年底生效，兩國關係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其他一些問題上，如朝鮮、中東、南非洲和中美洲等問題上則批評美國的一些做法。特別是台灣問題，鄧小平在1986年會見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時就認為中美關係「有一個障礙就是台灣問題」。
遵循鄧小平既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的思想，中國既不依據蘇聯的意圖來考慮美國的政策，也不依據美國的意圖來考慮蘇聯的政策，同時也不在蘇美之間搞無原則的等距離，而是從維護世界和平出發，按照每一國際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斷，採取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