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天安門廣場再次漾起歡歌笑語。
然而，巨大的歷史慣性，使中國社會按原來的軌道繼續滑行著。1976年10月26日，華國鋒在聽取中央宣傳彙報會後指出：要集中批「四人幫」，連帶批鄧；「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判。中央兩報一刊同時發表了題為《學好文件抓住綱》的社論，正式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並以此作為「抓綱治國」的指導方針。
當時中國，在兩個「凡是」旗號下，政治上仍然堅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路線。1977年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大，華國鋒在報告中仍然高度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成就與作用，並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
經濟上繼續沿襲「左」傾錯誤，無視十年「文革」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現實，用「大躍進」辦工業的方式，掀起「躍進」風潮。五屆人大推出了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提出：農業以糧為綱，工業以鋼為綱，高速度大躍進；到1980年實現農業機械化，1985年糧食總產量8000億斤，鋼產量6000萬噸……
中國怎麼了？要走回頭路嗎？正當這個關係著民族發展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第一個站出來批評兩個「凡是」。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給中共中央寫信：「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高舉和捍衛毛澤東同志這面光輝偉大的旗幟，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
1977年5月24日，鄧小平同中央兩位同志談話：「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於情理』的問題。不能把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把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毛澤東說，每個人都會犯錯誤的，他自己也不例外。」鄧小平再次強調：毛澤東思想是一個思想體系，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掌握毛澤東思想。
鄧小平對兩個「凡是」的批評和這些談話，對解放思想、端正思想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從而揭開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序幕。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和國家歷史發展中的偉大轉折點，開始全面糾正1957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發生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從根本上結束「左」傾錯誤長期干擾的歷史，使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開始全面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確定了經濟工作為中心的原則，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制定了改革開放總方針。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首先是在端正思想路線的基礎上，廢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工作指導方針，把發展經濟確立為新時期的工作中心，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方面，現階段的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依然存在。我國社會主義存在的矛盾大多數不具有階級鬥爭的性質，有階級鬥爭特性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哪怕在現階段，我們遇到這樣的矛盾只要提高警惕，慎重地解決，以避免重犯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另一方面，還存在著階級鬥爭有可能激化的危險。鄧小平反覆強調必須同各種敵對分子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作鬥爭，正是基於這種考慮。
現階段我國的主要矛盾是什麼？鄧小平這樣概括：「至於什麼是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時期全黨和全國人民所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或中心任務，由於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來，實際已經解決了。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還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這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
為了說明這一點，鄧小平在後來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文中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著名論斷，它進一步把工作重心轉移這一思想深化和具體化，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核心組成部分。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體現在它的生產力要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
這些論斷實質上呼應了黨的八大的正確觀點，是八大提出「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的延伸。
從此，中國社會在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指導下，大步跨向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
中國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從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把億萬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道路，避免了土地兼并和兩極分化，以全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並支持了工業化的需要。
但是，由於體制的弊端、經驗的不足、人為的內耗，中國農民始終沒有與落後分手，與貧窮訣別。他們祖祖輩輩辛勤耕耘，但一年到頭還是吃不飽、穿不暖。22年的社會主義集體化留給我們是一串驚人的數目：
「從1956年到1978年2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由3650億斤增加到5950億斤。增長6％，每年僅遞增2.4%，1978年國家徵購糧食1000億斤，與1952～1955年平均數一樣多，但同期農業人口增加了2.8億。城市人口增加4000萬，到1979年全國有1.4億人的全年口糧不足280斤，有1/4的生產隊（2億人口）每個社員平均收入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們實際處於半飢餓狀態。
「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也低得可憐，4億多勞動力，3億人在搞農業，但糧食副食的供應仍很緊張，每年需要進口一部分糧食、棉花、豆油以補不足。1977年全國生產5750億斤糧食，平均每個農業勞動力才生產1917斤，每年以300個勞動日計算，每人6.39斤。而1975年的美國，一個農業勞動力平均生產糧食136535斤，高出我國71倍。在我國一個農業勞動只能供養2。1人，要4.8個農業人口供養一個城市人口。」
農業形勢嚴峻！
整個國民經濟形勢嚴峻！
針對這種情況，鄧小平在領導經濟體制改革戰略部署中，首先推出了農村改革。鄧小平指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80%。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農民不逐步擺脫貧困，就是我國絕大多數人沒有擺脫貧困……工業的發展、商業的和其它的活動，不能建立在80%的人口的基礎上。
1985年4月15日，鄧小平會見坦尚尼亞副總統姆維尼時說：我們確定兩個開放，一個是對外開放，一個是對內開放，對內開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
從農村出發，是鄧小平根據中國的國情，為社會主義改革制定的根本指導思想。鄧小平認為，要使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至少有兩個重要特點必須看到：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鄧小平說的這兩個特點主要是指農村。農民是我國農業生產的主力軍，也是我國人民的主體。鄧小平指出：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因此，鄧小平感到：農村既是最落後的地方，也是最迫切需要改革的地方；既是改革的重點，又是改革的難點，又是全面改革的基礎。
鄧小平以極大熱情首先從農村實行他的改革計畫，是因為我國「左」傾錯誤始於農村，「左」把集體搞垮了，把農民搞窮了，把農村搞死了。鄧小平認為，改革也就是搞活。改革搞活首先要從被搞得很死的農村著手，他強調「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
農村改革如何搞？鄧小平指出：「農村改革的內容總的說是搞責任制，拋棄『大鍋飯』，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說的責任制，指的是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它是指導者的智慧和群眾的智慧相結合的產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當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拉開改革的序幕後，安徽鳳陽的農民提出一個與鄧小平設想相吻合的名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從鳳陽一「包」到全國，成為農村普遍實行的經營方式。農民形象地將這種經營方式概括為：「先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鄧小平1985年會見外賓時指出：「可以肯定，這是個很好的政策。」
農民響應黨的號召，在土地上創造出一個個奇蹟，鄧小平對此是極為高興的。1984年，鄧小平會見外賓時曾說：「現在看，一系列新的農村政策是成功的，而且見效快，成績顯著。農村政策見效，對我們制定翻兩番的目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