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連寫了兩本晚清蠶絲業題材的長篇小說之後，我抱著對華人華僑的虔誠的敬畏，轉向了南洋題材的寫作。
儘管故事情節離不開蠶絲業的線索，但筆觸的思路開闊了。
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難得的學習與研究的過程。
我不緊不慢地寫著，謀篇布局，走筆生趣，默默地沉浸在歷史的時空深處。
小時候，我常常聽老人家講南洋的故事，老人家說起過去的事情，往往有一種炫耀的表情。
「獨在異鄉為異客」，且把異鄉作故鄉。
在他們的記憶里，辛酸的事情刻骨銘心，但更多的卻是用血汗換來的收穫。
老人家告訴我，南洋是一個令人嚮往的地方。
然而，這與我在學校讀書時接受的觀念有很大的不同，老師說「下南洋」是被人「賣豬仔」，被人騙去外埠當苦工，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在查檢史料和閱讀一本又一本的書籍時發現，老人家的表情與學校老師的說法都是事實。
老人家炫耀的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而學校老師不過是照本宣科，她講述的，是連她自己也無法理解的一種偏頗。
廣東漫長的海岸線曲折逶迤，港灣島嶼星羅棋布，是我國海上貿易最早、海外移民最多的省份。
早在唐朝末年，廣東的商人就已經依仗著海上交通的便利，漂洋過海下南洋，活躍在東南亞各地的港口。
如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千多萬海外華人華僑之中，有兩千多萬是廣東人。
縱觀歷史上的「下南洋」，從清代開始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先後有過好幾次的大潮，無論是時間、地域或是起因，都有很大的差別。
以今天的眼光看，華人下南洋相當一部分原因是避災、逃難、經商與尋求發展，被「賣豬仔」與被騙去當苦工佔了其中一部分。
時光流逝，地老天荒，有許多東西已經被歷史湮沒。
要寫好下南洋的題材，唯有選擇獨特的角度，對相關歷史如抽絲剝繭般地深度挖掘和細心梳理。
兩年來，我心閑氣靜地尋覓、感知與打撈當時的人物、時間、民情、史料，我吃力地、耐心地把零碎的傳聞和片段的記憶拼接起來，從中找尋下南洋的感人故事。
隨著素材日漸一日地積累，遠去的故事脈絡漸漸地清晰起來。
稿紙上的文字如同種子，在歷史老屋的磚縫裡萌發，它沾著露珠，不聲不響地吐出嫩綠。
清末民初的廣州，廣府人（包含南海、番禺、順德的鄉下人）經常活躍在廣州、香港、澳門的大街小巷，他們藉助優越的地理位置，藉助興旺發達的蠶絲業，沿著四通八達的水路，彙集珠江，駛往大海、駛往世界各地，他們自古以來就具有征服海洋、闖蕩天下的本事。
在廣府人的詞典里，避災、逃難、經商都是為了「食」。
「食」也就是尋求機會謀生和發展，這是一種本能的選擇，也是一種很自然的心態。
這與鄉下人「魚不過塘長不大」，「哪裡有飯吃，就到哪裡去」的言行如出一轍。
出洋謀生的廣府人，最常見的是去「打工」。
據老人家介紹，只要你肯去工作，就不愁填不飽肚子。
一般來說，沒有什麼手藝的人，大多是去做苦工，如礦場、碼頭、築路、農墾種植等等。
而有手藝的人，可以找一份較為舒適並且收入穩定的工作，如裁縫、鞋匠、剃頭匠、家佣、廚子、木匠、泥水匠以及貨郎、小販等等。
尋求發展機會的廣府人，最主要的是「做生意」。
從唐代開始，就已經有商人和邊民利用水路將家鄉特產運到海外去賣。
這其中，有規模經營的官船，有私營企業的行商，有小打小鬧的「水客」（跑單幫），也有定居在當地的「住番」（早期的商業華僑）。
那個時代，廣府人漂洋過海並沒有什麼移民的意識，也沒有國籍的概念。
留居當地還是返回家鄉，只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適應環境時留下，不適應環境時離去。
因為習慣了，他們樂天安命，同時也造就了不少令人刮目相看的傳奇故事。
華人華僑經歷了許多不可想像的苦難折磨，他們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披荊斬棘、艱苦創業，既活躍了僑居地的經濟，也擺脫了貧困的生活。
從他們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先輩們篳路藍縷的身影，看到中華民族經歷多番考驗而堅毅不屈的精神。
由張明敏先生演唱的蕩氣迴腸的《我的中國心》，曾唱出了不少華人華僑的心聲。
這首歌當初引起的反響，如今已屬於記憶和傳說，然而，卻一直深藏在許多人的心底。
「河山只在我夢縈，祖國已多年未親近，可是不管怎樣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
「長江長城，黃山黃河，在我心中重千斤，不論何時，不論何地，心中一樣親。流在心裡的血，澎湃著中華的聲音，就算生在他鄉也改變不了我的中國心。」我心裡想，這感人肺腑的旋律，也許是漂泊者足印的跫音，它們如同大海長流不息的波濤，不停地、深情地、年年月月在傾訴……
吳國霖
2011年8月初稿
2012年5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