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們都成家了。孩子們已經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該經營橡膠園的經營橡膠園，該做生意的做生意去了，只有這時，黃澤如才開始有心思去考慮他一直想去做卻還沒有做的一件事。那件事對他來說簡直太重要了，只要那件事一天沒做，他就覺得他的靈魂片刻也得不到安寧。因為最近幾年，黃澤如一直被一個不斷重複的夢折磨得苦不堪言。那個夢雖然有點荒唐，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但卻是真的，他實實在在地做了那樣一個夢。而且是，一次又一次，反覆不斷地出現在他的夢境里。
那是一個很奇怪的夢，他夢見那些死去的墾民天天一到他要睡覺的時候就三五成群來他家裡敲門，一下兩下三下，聲音不輕不重，固執而持久。有時，他都已經睡著了，結果被那敲門聲給吵醒了。於是他出去開門，他覺得那些人好陌生，卻又像是在哪見過似的，就問那些人都是誰，找他有什麼事。那些人就說，場主你真是好健忘，把我們都給忘了，難怪你會把答應我們的事也都給忘了！黃澤如說，你們都是誰呀，不說我還真的給忘了。那些人說，場主你真的忘了？真的一點也想不起來了？黃澤如說，真的忘了。
你們到底是誰呀？那些人便說，我們都是你從福建老家帶到南洋來的，後來在墾場里病死餓死了的那些墾民呀！你怎麼好把我們給忘了呢？你不是已經讓人把我們的名字都記下來了嗎？你不是還答應過我們要把我們的遺骨送回老家去的嗎？黃澤如打了一個激靈，忽然想起自己真的曾經答應過那些死去的墾民，有一天要把他們的遺骨送回國內的，只是都讓自己給忘了，心裡便有點內疚和自責，罵自己糊塗，怎麼可以把那樣大的一件事給忘了呢？他覺得，在這件事上，他真的對不起那些死去的人。嘴上卻說，我怎麼會給忘了呢？我不會忘的，我只是太忙了，等忙過這陣子了，我就把你們給送回去。那些人說，黃場主，我們可都記住你這句話了，你可要說話算數。黃澤如說，我答應你們就是了。
結果沒過多少日子，那個夢又來了，如此往複不斷。夢的內容大同小異，幾乎都差不多，但很明顯，那些人開始變得有點急躁了，他們說，黃場主，你忙過了嗎？你怎麼還不來辦我們的事呢？我們在等你呢！
黃澤如每每從那個夢中醒來，總是大汗淋漓，就好像是被人在後面緊緊追趕似的。他知道，那些不安的魂靈一定是向自己討債來了，要不然的話，自己為什麼會老是做那種夢？一旦這樣想，黃澤如就覺得這件事已經不能夠再拖下去了，他要在他有生之年把這件事親自給做好，否則的話，他真的對不起那些死去的鄉親們。
這一年，黃澤如已經五十多歲了。
有一天一大早，黃澤如吃過早飯後就直奔墾場去了。一到墾場，他一句話也不說，就把陳可鏡徑直拉到那座埋葬著他的妻子高蘭香和許多鄉親的山坡上。幾十年過去，山坡雖然還是原來的山坡，但是，山坡上已經堆滿了一個個的墳頭。墳頭上面長著沒膝高的野草。正是深秋時節，風一陣陣在山坡上呼呼吹過，墳頭上那些已經開始乾枯的野草發出沙沙的響聲，聽了不覺讓人生出幾分悲涼。站在那些墳堆邊上，黃澤如向陳可鏡講述著最近幾年來他所做的那些怪異的夢，然後他說他打算把那些死去的墾民們的遺骨運回中國去。他說當初他是對那些墾民許下承諾的，既然承諾了，現在就要按照當初的承諾去做。他不能夠做對不起那些死者的事。
陳可鏡對他的想法很吃驚，但卻非常讚賞也非常支持，他也覺得那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功德無量的事。因為不管怎麼說，那些人當初都是他和黃澤如兩個人從家鄉帶到南洋來的，現在他們已經死了，他們有的甚至於在南洋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越是這樣，越不能夠讓死去的人死不瞑目，讓他們拋屍海外。人一旦上了年紀，年輕時根本不可能去想也沒有時間去想的一些問題這時也想得多了，特別是生前身後事。問題在於要移葬那麼多死去了的墾民回到中國，那畢竟是一個巨大的工程，從把那些骨骸一個個從墳里刨出來，分門別類，打上標記，再到把骨骸運回中國去，再一個個地下土安葬，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做好的事，必須要有詳盡的籌劃和安排。一句話，需要時間、人力和財力。
其實，人算不如天算，沒等他們動手去做那件事，日本人已經打到了中國的東北，三個月就佔領東北全境。緊接著又進軍上海，並攻佔大片華北土地，威逼平津，又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在華北搞所謂的「自治運動」，妄圖長期佔領這些地區。一九三六年，日本制定的總體戰略計畫「國策基準」出籠後，日本舉行了一次「將官」演習，向參加演習的將官交代了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戰略部署。此後，日本增兵中國東北，抽調精銳部隊關東軍進駐平津一帶，頻繁地舉行軍事演習進行挑釁，伺機挑起戰爭。一九三七年三月三日，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日本政府提議立即給中國以打擊獲批准，於是，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從中國東北和朝鮮抽調兩萬軍隊和百餘架飛機投入華北地區，同時，日本政府決定進一步投入四十萬兵力，妄圖用武力徹底滅亡中國。
那些壞消息都是黃澤如通過王進學創辦的《南洋日報》，和在其他南洋報刊上看到的，這讓黃澤如既震驚又憤怒。那個階段，黃澤如特別關注來自中國的任何消息，比如，日本人已經打到哪裡了，中國人都在進行哪些抵禦和反抗，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日了嗎？關於「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兩個詞，對於在清朝時期就已經到南洋的黃澤如來說，確實有點陌生，他只知道兩個政黨政見不同，在鬧矛盾，甚至在打來打去。身在海外的他真的分不清楚他們之間到底誰對誰錯，他只知道國民黨是孫中山一手創辦的，所以，愛屋及烏，他對國民黨懷有很深的感情。後來，孫中山仙逝，他對國民黨的印象也就漸漸淡漠了。至於共產黨，他就一點也不了解了。其實，任何人也無法去苛求他對此作出判斷，如果一定要讓他說出兩個政黨到底誰對誰錯，誰好誰不好，那是一點也沒有道理的。他不但不懂得那都是什麼樣的兩個政黨，這時的黃澤如其實也不想去弄清楚他們，他只認定一個死理，那就是，不管誰對誰錯，誰好誰不好，那都是自己家裡的事，家裡的事再大，門關起來都好商量。問題是現在大敵當前，敵人都已經打到家裡來了，現在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團結一致，共同對外。
國內淪陷，生靈塗炭，中華民族處於危急的關頭，作為漂泊海外的華人，心情一點也不比在國內的人輕鬆。抗戰一爆發，南洋四十五埠的一百六十八名代表，立即在新加坡開會，宣布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並推舉陳嘉庚為主席。大會通過了一項莊嚴的《宣言》，號召八百萬南洋華僑精誠團結，誓為祖國政府後盾，出錢出力，支援抗戰。緊接著，南洋各地相繼成立了分會。張三年親自擔任沙撈越分會的會長，沒日沒夜積極組織支援國內的抗日戰爭，而這時的張三年已經六十多歲了。既然這裡提到了張三年，不妨多費些筆墨啰嗦幾句。多年以前，當那個年輕的張三年準備背井離鄉從中國漂洋過海來到南洋時，據說他已經愛上了一個姑娘，叫桃子。那是怎樣的一個姑娘呢？桃子姑娘的父親是當地非常有名望的一個富商，雖然是富商，也不一定真的富得不得了，那種富不過是相對張三年而言的。富商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的寶貝千金嫁給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光蛋。
姑娘的父親說，要娶他的女兒桃子，除非母雞會打鳴，公雞能下蛋，否則的話，只要他在這個世界活一天，他的女兒就不可能嫁給他。張三年知道他在欺侮他窮，配不上他的女兒，一氣之下，出走南洋。他向桃子姑娘的父親發誓，有一天，他的財產要比他們的多一百倍，多一千倍，他就不信到那時他娶不到桃子。這就有了他和陳可鏡的二叔後來的故事。張三年一邊在南洋打拚，一邊從來不敢忘掉那個叫桃子的姑娘。從內心來說，他是深深愛著那個姑娘的。他在賭氣的是桃子姑娘的父親，而不是桃子姑娘本人。多年以後，張三年終於在南洋獲得了成功。他賺到的錢幾乎可以用車拉，用船載了。他一刻也不敢耽擱，立刻辦了匯票，想回到國內，以極其隆重的方式去向桃子姑娘的父親求婚。儘管他也知道此時的桃子姑娘，早已不是當初的那個桃子姑娘，而是已經成了半老徐娘的桃子，或者說，早已經嫁給別的男人，成了別人的妻子，說不定已經兒女成群了。但是，沖著當年桃子姑娘的父親說的那些讓他一輩子也忘不了的話，他也必須趕回去，當面會會姑娘的父親，用自己的財富，一洗當年桃子父親給他留下的恥辱。
張三年的心愿最終沒有實現。沒待張三年回到國內，他得到的消息是，桃子姑娘的父親已經死了，桃子姑娘在為他守了十幾年的青春後，一個人買了來南洋的船票，千里迢迢尋找張三年來了。張三年得到這個消息時，桃子姑娘已經到南洋三年多了。張三年賭氣歸賭氣，聽到這種消息，心裡卻說不出的難受。那種感覺很奇怪，不僅僅像是自己當初被一個武林高手打得半死，當他已練就一身絕技，想報一箭之仇時，對手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