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以干支紀年，這一年剛好是中國農曆的辛亥年，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是相當重要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個年份。這一年，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湖北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勇敢地打響了推翻帝制的第一槍，並一舉光復武昌，次年在此組建的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推舉湖北新軍協統黎元洪為都督，宣告廢除清朝宣統年號，建立中華民國。隨後，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趕往武昌，出任革命軍戰時總司令，領導了英勇悲壯的抗擊南下清軍的陽夏保衛戰，武昌的義舉立即贏得了全國的熱烈響應，二百六十餘年的清王朝統治頓時土崩瓦解，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隨之終結。辛亥革命，還極大地推動了中華民族的思想解放，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打開了一條嶄新的視野。辛亥革命，開始了比較完全意義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雖然它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但為中國的進步潮流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的秩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
一九一一年爆發的這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國主義侵略進一步加深、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成長的基礎上發生的，其目的就在於推翻清朝的專制統治，挽救民族危亡，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領導這場革命的不是別人，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同盟會及其領袖孫中山。
辛亥革命的爆發，武昌起義取得成功，絕不是偶然的，而實際上已經醞釀很久了，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十幾年不斷努力的結果，同時也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密切相關。如果說武昌起義是出乎意料地爆發，並出乎意料地獲得成功，帶有極大的偶然性，那麼武昌起義後不久十幾個省區的紛紛獨立就是必然的。這是對清政府腐朽的、愚昧無知的反動統治的一種徹底唾棄，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從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首先響應，到十一月底四川宣告獨立，脫離清政府的統治，清王朝宣告永遠退出歷史舞台。在這場革命中，應該說孫中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沒有孫中山，就不可能有這場民主革命。早在此之前的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就在美國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上，明確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主張。所謂「興中」，意即振興中華。「興中會」成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
「興中會」之後是「同盟會」。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辛丑條約》的簽訂，清政府反動本質的充分暴露，使人民意識到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刻不容緩。於是，各種旨在推翻清政府的組織應運而生，像「華興會」、「光復會」等等。但畢竟，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地域性強，力量分散，容易被清政府各個擊破，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都主張利用武裝力量推翻清政府的統治，這就是後來成立的同盟會。同盟會把全國的革命志士集結起來，他們有了共同的章程和綱領，打破了過去的地域觀念，使它有別於過去任何一個革命團體，從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為從此中國民主革命有了一個比較完備的民主革命綱領，有了一個公認的革命領袖，並有一個統一的資產階級政黨來領導。孫中山後來自己回憶說：「不期年加盟者逾萬人，支部亦先後成立於各省，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丈，其進步之速有出於人意表者亦！」
於是，便有了武昌起義，便有了中華民國的成立。遺憾的是，革命的航船並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事前不可能預料到他的那個臨時大總統確實夠臨時了，從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當選臨時大總統，到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孫中山宣布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頭尾才不過幾個月時間，總統的寶座就被袁世凱竊取去了。在後來關於為什麼孫中山會把總統的寶座拱手讓給袁世凱，比較一致的說法是，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帝國主義始終持觀望、懷疑和反對的態度。為了維護在華的侵略利益，帝國主義不約而同地扶植手中擁有實權卻媚外的袁世凱。列強以軍事威脅、外交孤立和經濟封鎖等手段，對革命政權施加壓力，替袁世凱撐腰。革命營壘中的立憲派和舊官僚，乘機向革命黨人進攻，於是孫中山被迫向袁世凱妥協退讓，表示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凱贊成共和，可以保舉他為臨時大總統。在得到孫中山的保證後，袁世凱逼迫清帝退位。一九一二年二月，宣統皇帝頒布退位詔書，第二天，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孫中山向南京參議院提出辭職。接著，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一九一二年三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於是便有了辛亥革命其實失敗一說。
後來，有學者認為，衡量辛亥革命的成敗得失，應當主要從革命者所應擔負和所能擔負的兩項任務，即推翻清王朝的民族革命和建立民權政治的政治革命所完成的情況去考察：就推翻清王朝而言，辛亥革命無疑是勝利了；就建立民主立憲政體來說，儘管不能說辛亥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但也不能說它的結局就意味著失敗。
事實證明是，不管是誰在當總統，不管辛亥革命是失敗還是勝利，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中國人民長期進行的反帝鬥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歷史的車輪已經以不可逆轉的態勢在滾滾向前了。
那個階段，卻是黃澤如的事業發展得最好也是最為艱苦的一個時期，他把張三年轉讓給他的那五十畝地全部栽上了橡膠樹。橡膠樹屬於熱帶雨林中的一種植物，在世人認識它之前，橡膠樹生長在南美洲亞馬遜的密林深處，只要砍開一個缺口，就會有樹汁從樹榦里流出來，當地原住民並不明白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印第安語言中，就有了「會哭的樹」的說法。很久以前，美洲的阿茲特克人已經擁有了利用野生橡膠的知識。但在哥倫布來到新大陸之前，美洲以外的世界卻沒有一個人認識這種叫「橡膠」的物質，更不可能想到有一種樹里流出來的神奇液體有朝一日會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人們認識橡膠，得益於一次偶然的機會。哥倫布的船隊里有一位船員第一次注意到，一種黑色的有彈力的膠球舞蹈在當地原住民的祭禮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他的表述並沒有引起其他人的興趣。然而，隨後到來的探險家持續不斷地向外部世界描述這種神奇的東西，歐洲人終於注意到美洲雨林里有一種叫橡膠樹的植物，當地人取膠汁用來製作防水的雨衣，不進水的靴子、罐子。
第一個把橡膠帶到歐洲人面前的是一個法國人，他原本是到南美洲測定子午線的，但是，引起人們關注的卻是他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南美遊記》里描述的橡膠。他描述了巴西和秘魯人用凝結的乳狀物製作成「不進水的靴子」。十年後，法國軍事工程師、業餘植物學家弗蘭索瓦特·弗雷諾第一次描述了橡膠樹和采膠過程。他們兩人的書在法國科學界引起了轟動，工業革命曙光照耀下的歐洲，橡膠激發了人們無窮的想像力。於是，懷揣著發財夢的無數冒險家涌到了原產地巴西。那是一個瘋狂的時期，從亞馬遜河開始一直到雨林深處，綿延幾千公里，野生的橡膠樹下到處是膠管，膠碗，到處是散發著惡臭的生膠作坊。
橡膠製品的廣泛應用，促使了橡膠樹種植業的蓬勃發展，尤其是東南亞。在橡膠的種植浪潮中，華人世界有兩個人曾經是當年名噪一時的橡膠大王，一個是陳齊賢，一個是陳家庚。黃澤如不可能指望自己成為一個橡膠大王，但他自從離開墾場後，確實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投到了橡膠的種植上，已經種上的橡膠樹這時也開始割膠，開始收益了。黃澤如也已經成了當地小有名氣的一個小老闆，天天忙的是生意上的事，以至於把正在國內發生的那場大革命也給忽略了。
黃澤如是在《南洋日報》上看到清政府被推翻的消息的。說來湊巧，那辦報紙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和他一起在京城參加維新運動的廣東舉人王進學。其實，自那次在新加坡見面過後，王進學幾乎就留在了南洋，極少回國，那是孫中山特意安排的。王進學利用辦報紙的機會，一邊通過報紙宣傳鼓動，一邊籌款籌物，積極配合國內的革命活動。實際上，孫中山從創辦興中會開始，從事革命活動的經費幾乎全部來自華僑。孫中山在總結辛亥革命時期國內外志士仁人的主要作用時，曾經作了這樣的概括：「披堅執銳血戰千里者，內地同志之責也，合力籌款以濟革命者，海外同志之任也。」又說，「同盟會之成，多賴華僑之力，軍餉胥出焉。」
王進學悄悄地在從事那些活動，還是張三年告訴給黃澤如的，黃澤如聽了，立即對這個舉人朋友產生了極不好的看法，心裡想你王進學還真行呢，防我黃某人簡直就像防賊一樣，我黃澤如難道說會出賣革命不成。對這個問題，王進學卻有自己的想法。在他看來，黃澤如才到南洋，連腳跟都還沒站穩，更不要說經濟了，而黃澤如卻是一個一心向善，古道熱腸，鍾情於革命事業的人，如果讓他在這方面介入太深的話，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