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蘭香為黃澤如生了一個兒子，取名黃佑國。這個名字是孩子的外公高伯給起的，意為保佑自己的國家風調雨順，國富民安。黃澤如是個讀書人，多少還是個舉人，不說是滿腹詩書經文，才高八斗，但給自己的孩子起個好聽一點的名字，那點水平還是有的。他覺得這個名字起得也太土裡土氣了，哪裡有這樣起名字的？你再愛自己的祖國再怎麼的也沒必要起得這樣直白直露，讓人聽了覺得好笑。給孩子起名字和愛祖國完全是兩回事的。無奈高伯心意已定，黃澤如覺得也沒必要跟老人較那個勁，一個名字不過是個符號而已，又不代表什麼，也就佑國佑國叫開了。叫了一些日子，叫順了，也沒覺著有什麼不好。心裡想，挺好呢！
其實，黃澤如這時的心思已經放在了一家大小的生計上。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跟著高伯出去拉黃包車，要到夜裡很晚才能回家，身心折騰得疲憊不堪。殘酷的現實逼著這個沒有吃過什麼苦頭的讀書人，必須放棄過去那些幻想和不切實際的想法，面對現實，把生存放在頭等大事去考慮，去奮鬥；現在他才明白，再也沒有什麼能夠比生存更加重要的事了。一個人連生活都不能保障，連活下去都有困難，還奢談什麼愛不愛國？所有的一切還不都是一句空話？如果說當初在國內時面對朝廷的無能他會感到憤慨，從而激情萬丈，有一種不爆發誓不罷休的衝動的話，那麼，到南洋後，在遠離祖國的地方，那一切似乎都變得有點淡了，都離自己遠去。所有的激情和對大清國腐朽衰敗的無奈，都已經化作一種深深的痛埋藏在心底。要重新喚起它，需要時間，需要某種外在因素的配合。
現在，他的身份已經和從前完全不一樣了，他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妻子的丈夫了。為人夫、為人父的他必須以一個男人最起碼的責任感，承擔起養家的重任，否則，他就是失職。
有時候，黃澤如會想起小時候的情景，父親黃敬芳一邊摩挲著他的腦袋一邊對他說，我希望從我們黃家走出去的都是讀書人，都是進士，狀元，將來都能出人頭地，在朝廷為官，替國家效力，成為國家的棟樑之才，我可不願意看到在田間地頭，販夫走卒的人群中有我的孩子的影子，那是不能夠容忍的；我並不是說那些人就有多下賤，但人分三六九等，各人有各人的分工，那分工的最大不同就在於憑藉著各人能力的大小進行分工安排。就比如你可以挑一百斤重的擔子，為什麼只去挑五十斤的擔子？而一個小孩子又怎麼可能擔當得起百來斤重的重任？那些沒有讀過書的人，那些沒有文化的人差不多就是小孩子。他們怎麼可能挑得起國家的頂天大梁？
黃澤如當時就在心裡想著，父親的觀點雖然偏頗些，父親的期望雖然高了一點，但他一定會照著父親的願望去做，他會朝著那條路一步一步穩穩地邁下去，做一個對國家有用的人的，他不可能碌碌無為，讓父親失望。誰料，他滿懷愛國熱情，希望中國也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通過變法維新，變弱為強，變貧為富，誰知禍從天降，昔日的願望早已成了泡影，別說在朝廷擔當重任，就連在自己的國家他都已經無法呆下去了，弄了個丟家棄國，落荒而逃，在海外過起漂泊不定的生活。這樣的悲慘下場，想想是多麼的讓人傷感！
黃澤如想著自己走過的路，感慨萬端。但是，不管怎麼說，他仍然確信自己所做的事沒有錯，如果時間倒退到從前的話，他仍然還會堅持那樣做的。一個人無能，沒有作為可以，一個國家則不行。朝廷怎麼可以那樣無能？泱泱大國怎能任人蹂躪任人宰割？
和黃澤如不一樣的是，一時頭腦發熱而觸犯朝廷的高伯卻無時無刻不在為自己的行為懺悔著。就像是他的一個不小心，欺侮了一個不該欺侮的老實人一樣。那種歉疚和負罪的感覺一直如影隨形，趕也趕不走，躲也躲不開，甩也甩不掉，讓你多難受你就有多難受。有時，高伯冷靜地想著自己做過的那些荒唐事兒，連自己都覺得有點驚訝和不可思議，好像一點也不相信自己會做出那等惡作的事。他真的那樣做了嗎？他怎麼可以那樣做呢？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心裡這樣質問著自己。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那種負罪感和歉疚感便如挑在肩上的擔子，挑的時間越長，便越覺得沉重一樣，他差不多要被它給壓垮了。他再也無法承受下去了。
我要回大清國去！這是最近以來高伯想的最多最強烈的一個念頭。並且，因為這件事他常常在夜裡做起了回鄉夢。他夢見因為他到南洋了，蘭香娘在家沒吃沒穿的，一邊在到處流浪，一邊在唱著一首十分傷感的福州童謠，那首童謠其實高伯也會唱，歌詞這樣唱著：拖礱伊彎，番仔走番；番船未到，無米煮罩（飯）……
憂傷的歌聲傳到很遠很遠的地方，漂洋過海，傳到南洋來，恰好和高伯的心情非常吻合，把高伯感傷得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高伯對蘭香說，這些日子心裡怪怪的，我在夢裡老夢見你娘，夢見你娘沒吃沒穿的，手裡提著一個破碗到處去討飯，後來，你娘碰上我了，你娘哭著向我要吃的，你娘罵我沒心沒肺的，把她一個人扔在家裡，你娘求我趕緊回去，不然的話，她就要給餓死了。
高蘭香說，那是做夢！我娘怎麼會沒吃的呢？我娘不會！
高伯說，反正我想回去。我出來已經六年了，我真的想家了！
蘭香說，你現在怎麼可以回去？你回去了朝廷還不找你？
高伯說，可我不回去又怎麼辦？在南洋想家想死了，還不如回家被朝廷抓去給打死。那種感覺還不都一樣。
高蘭香卻不同意父親回去，她說如果現在父親回去，只有死路一條了，為什麼不好好獃著，非得要去飛蛾撲火？不如等世道太平一點了再回去。
高伯說，世道什麼時候會太平？等到世道太平的那一天，我早就已經死了，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高蘭香便勸他不要那樣悲觀，說情況總會有好轉的那一天，回去也不過是早晚的事，為什麼要不計後果不顧一切想回去就回去呢？
高伯雖然天天說著要回中國去，也不過嘴上說說而已，不可能變為現實的。因為他如果真的要回去的話，首先必會面臨著一筆相當昂貴的路費，那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些人到南洋十幾二十年了，都還不敢回去一趟，怕的就是出不起路費。或者說，回家一趟後就什麼都沒有了，仍然回到以前一無所有的老樣子。過去來到南洋的那些人當中，年年想回家，年年又不能回家的人大有人在。有相當一部分人甚至於把回家當成了一種美好的夢永遠地留在了心底，或帶著這個美好的夢離開了人世。
這些年，高伯到南洋後雖然也賺了一些錢，但一個人畢竟花銷大，吃飯看病穿衣租房子，哪一樣不要花錢？再說，女兒女婿的到來和黃佑國的出生，又花了一些，就幾乎把他這些年來的所有積蓄都給花光了，現在他差不多已經兩手空空了，還叫他怎麼回去？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對女兒女婿說，從今往後，咱們井水不犯河水了，你們賺的錢歸你們管，你們用；我賺的錢歸我管，我自己用，別攪在一起了。等到路費湊足了，我就回家去！你們可千萬別耽擱了我，讓我到死的那一天也不能夠回到大清國去。
也真可憐了高伯的一片苦心，自此後他真的把有一天要回中國當做了唯一的精神寄託和奮鬥目標，並且一直在為那一天的早日到來不懈努力著。
實際上，高伯心裡藏有一個秘密，那是他的女兒女婿永遠不會知道的。幾年前高伯才到南洋的時候，他認識了一個叫鳳的女人。鳳信佛，比高伯小好多歲，最多不過三十多歲，廣東汕頭人。鳳的丈夫到南洋已經有一些年頭了。先到馬來亞，再到新加坡。丈夫在馬來亞的一個礦上做工，一次礦里出了礦難，丈夫一句話也沒有留下就走了。鳳和丈夫結婚多年，也沒生下一個孩子。有一天，鳳也找到南洋來了。鳳到南洋是想找丈夫生個孩子的。沒想孩子不但沒有要到，就連丈夫也沒了。丈夫一走，留下鳳一個人。舉目無親的鳳於是到新加坡投奔她的表哥，沒想表哥早就隨一個船老闆跑輪船，當船夫去了，鳳只得流落街頭。接下去就像是戲台上演戲，鳳遇上了高伯。高伯英雄救美，收留了鳳。千萬別以為高伯乘人之危，舊小說里多引用「柳下惠坐懷不亂」的典故來讚揚男人的美德。
相傳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柳下惠宿於郭門，時有一個沒有住處的女子來投宿，柳下惠恐其凍死，叫她坐在懷裡，解開外衣將她裹緊，同坐了一夜，卻沒有發生非禮的行為。高伯雖然不是柳下惠，但他確確實實就是一個正人君子。高伯供鳳吃住了一些日子，連鳳都覺得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但偏偏就是沒有。作為一個身體健康的男人，那似乎有點不正常，鳳心裡就想了很多很多。從內心來說，她也希望他們之間發生一些什麼。她覺得，高伯對她是有恩的，她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感恩的女人用什麼報答男人？女人自己是最最清楚的，她們一想就想到那方面上去。她覺得她和高伯只有發生一些什麼了，她才可以報答高伯，對得起高伯。問題是，高伯並沒有按照她想的那樣去做。高伯天天跟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