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舉人的黃澤如一直就沒辦法弄明白，他們作為一群讀書人，憂國憂民，熱血沸騰，思想和行動激進一點，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監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問題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來的那麼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較勁呢？在沒有見到高伯之前，他總想，有一天如果見到高伯，他一定會就這個問題好好地問一問高伯。但是現在見面了，原先的那種念頭反而沒有了，他覺得自己的問題是多麼的膚淺！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簡單又簡單的道理難道還用得著問嗎？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百姓連吃的連穿的都沒有了，為什麼還要交稅糧，為什麼就不可以向朝廷說不！為什麼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國，像李自成那類的農民階級領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權更加昏庸和腐敗，國力更加衰落。因此，從內心上說，他已經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為女兒的高蘭香，在見到父親時她悲哀地發現，幾年不見，昔日年輕硬朗的父親已經變得滿頭白髮，變得非常蒼老了。縱然千言萬語，有一肚子的話想跟父親說，但是，當看到父親那個樣子時，卻一句也說不出來。那種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說第一句話時，卻是罵她爹，向爹興師問罪的。她說，爹，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給丟下來就連一點消息也沒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們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嗎？
這話叫高伯要怎麼回答呢？光緒二十三年的那場大災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絕路，同時也讓高伯陷入無以復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個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來南洋的輪船，他恐怕連命也保不住了。原來，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個帶領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從心裡所敬仰的，況且，船工也是個有情有義的人，當鄉親們把他交給船工時，船工就覺得自己接過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責任。鄉親們走後，船工問高伯道：船是要往南開呢還是往北開？那意思很明顯，往南開是要送高伯到廈門，然後讓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開則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裡。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遠的一個小港灣里。
實際上，擺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麼兩條路，要麼去南洋，一走了之；要麼先在船工家裡躲起來。高伯說，就往北開吧，讓我在你家先躲過這陣風頭再講。船工卻說，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處找你，就是躲在我家裡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趕緊說，不，我不去南洋，我為什麼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麼死罪，連自己的國家都不能呆的？再說，我家裡還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們要怎麼辦？船工說，大丈夫能屈能伸，該屈時就要屈，該放棄的就要放棄，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留下來，對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見得有好處，只能拖累他們，讓他們跟著你遭殃，你不能再猶豫不決了，我送你去廈門吧！
高伯想想也是，覺得船工講得很有道理，知道這一步非邁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離鄉去南洋了。心裡越想越傷心，不禁紅了眼眶。從內心來說，他確實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這樣的心情離開大清國，他知道，他這一走，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恐怕只有天才能夠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謝那個船工。他們的船還沒離開岸邊，官兵卻已經聞訊追趕來了，那個與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顧自身安危，一根長長的竹竿朝岸邊使勁一點，船就帶著高伯揚帆而去，一路順風將他送到了廈門。然後，船工把鄉親們送給他的錢全部拿出來鋪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聖？生活卻對他那樣的開恩，或者說，對他格外的恩賜，讓他每每在走投無路時卻能柳暗花明，化險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麼？
這些年來，高伯並不是像高蘭香講得那樣，真的已經把妻兒老小給忘了。來南洋後的每個夜晚，他都會仰望著有星星或沒有星星的夜空，想著大清國，想著家鄉，想著家鄉的親人，和幫助過他的那個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僅僅只是想想而已，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只是一個大清國的逃犯，他又能怎樣？本來，他也想過給家鄉的妻兒寄一封家信，報報平安。但仔細一想又覺不妥，他想那種信件除了會給妻兒增添麻煩和危險外，對她們不會有任何的好處，也就作罷了。但從內心來說，他每時每刻都在想著，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國去。那裡才是他的祖國，他的家。千好萬好，不如家裡好；金窩銀窩，不如家裡的狗窩。這是他對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異國他鄉的最真實的心情。他幾乎天天都在為一種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夠實現的願望準備著，努力著，那種願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國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國的土地上！
女兒和女婿的到來，無疑給高伯帶來了無比的欣慰。但當得知女婿是因觸犯了朝廷才被迫來到南洋時，高伯馬上對這個才見面的女婿表現出極大的冷淡和不滿。儘管女婿一再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解釋，高伯仍然不為所動。到了這時，黃澤如才發現岳父其實並不是自己心裡想的那樣簡單，他當初帶領百姓拒交稅糧，那完全是為了生計，為了救命，也就是說，那是萬不得已的，是一種兔子急了也咬人的本能反應。而且，事後他已經在為他自己的行為懊悔不已，並引為終生的遺憾，心想百姓向朝廷交稅納糧就像兒女孝敬父母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事，他怎麼可以抗交呢？那時他到底從哪來的膽量呢？如果說能夠有第二次選擇的話，他一定不會那樣做了。因此，他對女婿說，反正事情已經過去，再怎麼說也已經晚了，但我只要求你們一點，從今往後，再也不能做對不起朝廷的事情了，不管你路走多遠，到了哪個國家，有一天你終歸是要回去的。外國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國家。這些都是黃澤如見到高伯後，高伯一口氣向他和自己的女兒掏出來的心裡話。
千萬別以為高伯在說教，和黃澤如的父親黃敬芳一樣，作為他們那一代人來說，他們心裡確實就是那樣想的。在他們看來，朝廷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在他們的骨子裡都潛藏有一種「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情結。那是一種相當原始和固執的情結，只要有了那種情結，有了那份痴迷，不管時間過了多久，不管你走到哪裡，那種忠於朝廷的心情就永遠不會改變。後來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高伯在他臨死的那一刻，還在為自己當初的起事和後來的離開大清國耿耿於懷，那當然是後話了。
兩個家庭終於團圓了，這是最為重要的事情。三個多月來，兩家人經歷了一樣的災難，千難萬險，都像是做了一場噩夢，往事不堪回首。現在，生活好不容易重新歸於平靜，又回到了原來的樣子。但都發現，生活已經不可能復原了，他們已經失去了太多太多的東西，幾乎都已經傷痕纍纍，於是都不願意再提過去的事，再去回憶過去的事。特別是陳可鏡，他總是小心翼翼，生怕又提起山子的事讓李清華傷心難過。
生活總得重新開始，該忘的就得忘掉，一個人是不能帶著那麼多的包袱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那該多辛苦，多累呀！按高伯的意思，本來他打算替他們小夫妻租一間屋子，讓他們在新加坡先站住腳，再慢慢看要怎麼發展。但陳可鏡卻堅持要到沙撈越去投奔他的二叔陳忠祖，他的二叔在沙撈越的古晉開飯店。他說他必須找到他的二叔，二叔已經老了，要不是因為二叔，他也不會到南洋來了。
話說到這個份上，高伯自然不便挽留，便給了他們夫妻一些盤纏送他們上路了。
從地理位置上講，沙撈越位於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西北部的一個小國。它原本屬於汶萊蘇丹管轄，汶萊蘇丹派有總督及親王駐在沙撈越的古晉，處理政事。沙撈越在馬來語中的意思是「把王位獻給你」。十九世紀初葉，一艘英國商船途經沙撈越境內時失事，船上的水手被沙撈越人救起，並受到了優待。新加坡英殖民當局及商會因此請逗留在新加坡的英國探險家詹姆斯·布魯克為代表，帶著禮物文書赴沙撈越，向駐沙撈越的汶萊親王及總督表示謝意。詹姆斯原為東印度公司的一名職員，後辭職進行他的探險活動，到過檳城、新加坡、馬尼拉、中國等地。一八三九年八月，他到達沙撈越後，向親王與總督轉達了新加坡英國總督與商會的謝意，受到了熱烈的歡迎與殷勤的接待，他還與親王結為摯友。在此後的兩年中，布魯克幫助親王鎮壓了沙撈越人民的武裝反抗。因為親王曾在事前多次許諾，只要布魯克幫助他平定暴亂，便將沙撈越授給他，並封為該國「拉者」（國王之意）。所以，根據這個諾言，詹姆斯·布魯克於一八四一年九月被授為沙撈越「拉者」；翌年八月，得到了汶萊蘇丹的正式冊封。一八四六年，沙撈越宣布獨立。一九六三年，馬來西亞國家正式成立，沙撈越便納入了馬來西亞。
中國與沙撈越的友好已有悠久的歷史，那裡大多數是福建人和潮州人。那時，從新加坡到沙撈越州只有輪船可通，辭別時，李清華抱著高蘭香痛哭了一場。都說南洋好，到底好在哪裡？家鄉卻有那麼多人打破頭都想著漂洋過海要來南洋，這不，才來南洋多久呢，就經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