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存仁先生是民國時期的知名中醫，他曾寫過兩本關於上海生活的歷史隨筆，一為《銀元時代生活史》，一為《抗戰時代生活史》，其間的所見所聞，都是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的上海生活點滴及歷史。陳先生雖不是專業的歷史學家，但其記述卻真實入微，可讀性強，結合其他人的回憶錄及統計，倒也可以一窺民國時期的上海生活。
陳存仁出生於1908年，原是上海老城廂世代讀書經商的地道上海人。六歲的時候，陳存仁去姑母家拜年，其姑母家巨富，給了他一枚銀元做壓歲錢，令他興奮不已，因為當時剛滿師的學徒一個月也不過拿一元的月錢。民國初年，小孩子是很少有機會見到一枚銀元的，他們接觸最多是銅元。
據陳先生的回憶，一枚銅元在當時的用處很大，可以買到十粒八粒糖果，或大餅油條各一件，或生梨一二枚。去城隍廟玩的時候，一枚銅元可以買到一塊百草梨膏糖，兩枚銅元一碗酒釀圓子，四枚銅元一碗肉面，肉又大又厚，當時已有荷蘭水（外國汽水），每瓶兩枚銅元。當時的雞蛋，一銀元可以買150多枚，比兌換的銅元還要多。民國時期的著名影星胡蝶和陳存仁先生系同年出生，她也曾經在回憶錄中說，她八歲的時候（1916年），一個銅板可以買一個肉包子或一大堆糖炒栗子。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市場上流通的各種貨幣，既有銀兩銀元，又有各種銅幣和貶值的鈔票（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等發行的紙幣，一般都要打七折使用）。銀元，是當時的流通主幣，其中又有袁世凱元、龍元、孫中山元，還有因外貿而從外國流入的外國銀元如西班牙卡洛斯銀元、奧匈帝國銀元、秘魯銀元及英美日等國流入的貿易銀元。據1929年的統計，外國流入中國的銀元達15種之多。至於銀兩，則更無一定之規，在使用時還需要看成色、稱重量，如元寶、銀錠、銀塊、銀片等，很多都需要錢莊中轉兌換。輔幣銀角子和銅元往往由各省自行鑄造，五花八門，在成色、比價上大有文章可做。
老一輩的人對鈔票（紙幣，甚至錢莊的庄票、支票等）大抵是不信任的，特別是外國銀行的鈔票。當時有兩種外國鈔票曾讓中國人吃過大虧，一是「一戰」結束後崩潰的德國馬克，二是俄國革命後變得一文不值的盧布。就算是美鈔，當時人也是沒有什麼興趣的，他們最感興趣並認為最可靠的是銀兩和銀元，這才是他們心目中貨真價實的財富。
因此，當時的大戶人家甚至是一般人家，大都有藏銀窖的習慣（即便是失火也無妨，屋去而窖藏），多的上萬幾十萬，少的也會藏個幾百幾十的。遇到老屋拆遷或者翻新重建，把藏銀的地窖挖出來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更令人發噱的是，當時上海人過年時祝福別人發財的時候，不是說「希望你中馬票」，而是說「希望你掘到藏」。
八歲那年，陳存仁就親眼經歷了「掘藏」的一幕。當時其姑丈去世，姑母將其四伯父（即娘舅）請去分配家產（江南一帶，請娘舅來主持分家是沿襲已久的傳統，娘舅在外甥女出嫁的婚宴上也要尊為首席），四伯父便把他一起找去作見證。在去之前，四伯父先把他拉到城隍廟，讓他向城隍菩薩賭一個咒，保證在分家的時候看到的事情永遠不告訴別人。等到姑母家後，其家人全部在場，就等著娘舅和見證人來掘藏分家了。半夜時分，等家中的傭人都被打發到廟裡守靈去了，掘藏才正式開始。
四伯父說，「姐丈病重時只說了一句話，『東西放在書房畫箱底下』，說這話時，已經是奄奄一息了，他還伸出兩個手指，說著『二十』二字，這『二十』是什麼意思？」當時姑母家的人都認為是二十個瓦缸。於是大家一起動手，將書房畫箱搬走後開始往下挖，挖了好大一會才挖出八隻缸，裡面全是銀元，每缸一千元，上面還有一對銀元寶（每錠重十兩）。由於挖出來的數目和「二十」不對，因而大家又繼續往下挖，最後才將其餘的十二缸銀元挖出，總計二萬銀元和二十對銀元寶。
上海開埠之初，一些富商也自行鑄造過銀餅，每餅五錢，後流入市場，但這種銀餅不夠標準，使用起來多有不便。當時官方的銀元為白銀七錢三分，庫秤是七錢二分，在當時流通的銀元中，銀質最標準的是墨西哥銀元，因其正面有一隻鷹，所以被人稱為「鷹元」，上海人又稱之為「洋鈾」。清朝末年，清廷從外國引進了機器鑄造銀幣，因為上面有一條龍，因而又被稱為「龍元」；民國後，袁世凱時期又鑄造了新的銀元，銀幣正面有一個很大的袁世凱頭像，也就是民間慣稱的「袁大頭」，這種銀幣是法幣改革前使用最廣泛的。
民間也會造假銀元，因而錢莊夥計的第一要務就是必須懂得識別銀元的真假。最傳統的手法一般是聽聲音，將銀元往大櫃檯上一擲，聲音清脆悅耳的是真，聲音渾濁不清的便有假的嫌疑。要不就是用兩手指夾起銀元，往其邊際一吹，真的銀元會發出輕微但悠長的銀笛聲，如「殷」的一聲，假的就沒有（筆者小的時候，家裡也有幾枚留存下來的「袁大頭」，的確是屢試不爽）。
一般說來，當時十元以下的交易大都使用銀元，十元以上使用銀元的就不方便了，因為一枚銀元七錢三分，一百枚就是七十三兩，碰到大宗交易使用現銀是非常麻煩的，因而這時就需要使用銀兩或者錢莊的庄票了（即相當於銀行的本票，見票即付）。在銀元之下，有兩種輔幣，一種是銀角子，另一種是銅元。這兩種輔幣並非十進位的，而是根據銀價變化而變化。在當時的錢莊，每天都會掛出兌換率，不過浮動也不會太大，一銀元一般兌一百二十八枚銅元左右。
陳家在民國初年開始家道中落，最初是家族生意破產，後又因為父親突患痢疾去世，因而只能改過粗茶淡飯的生活。據陳先生的記載，他八九歲的時候，米價每擔三元六角，每天的食品限定四個銅元，一個銅元煮青菜一盤，一個銅元購豆腐豆芽之類，兩個銅元買「東洋魚」一塊（日本銷來的薩門鹹魚干），一個月都難得吃一次肉絲。在小學畢業的時候，他吵著要買一雙兒童皮鞋，但要價須一枚銀元，最後只能忍痛作罷。
等到陳先生中學畢業、開始學習中醫之後，此時的物價有所變化。當時的銅元一枚，可買臭豆腐乾兩塊，粽子糖五粒；品海香煙和強盜牌香煙都是銅元三枚；米價已經漲到每擔四元六角。有一次，陳先生和他的表兄去半淞園遊覽，談起今後的願望時，表兄說他希望在洋行工作，每月可拿30元，而陳說自己希望做醫生，每月賺40元。當時每月賺30到40元，已經足以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了。
民國名記者包天笑在其自傳《釧影樓回憶錄》中說，1906年的時候他到上海租房子，開始在派克路、白克路（現南京西路、鳳陽路）找，連找幾天都無結果，後來他發現一張招租，說在北面一點的愛文義路（現北京西路）勝業里一幢石庫門有空房。貼招租的房東也是蘇州人，當時講清住一間廂房，每月房租7元。當時上海一家大麵粉廠的工人，一個月的收入也不過7到10元，而包天笑當時在《時報》任編輯，每月薪水80元。包天笑的薪水在當時是不算菲薄的，因為他有一位同鄉比他早兩年進《申報》館當編輯，薪水只有28元。
房租高低主要看地段和時期，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段，1906年左右的房租並不算貴，比如在虹口區一棟房子的月租金也可能只要3到4元。但到了30年代特別是「一二八事變」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亭子間的月租都已經漲到了20元（之前一般是7到8元），而且招租廣告剛貼出去，往往漿糊還沒有干，房子已經租出去了。這樣的情況，在抗戰爆發後更是如此。
上海的亭子間，可以說是石庫門房子里最差的房間。它位於灶披間之上、曬台之下的空間，高度兩米左右，面積6到7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雜物，或者居住傭人。在二三十年代，很多年輕的作家來到上海謀生，往往先找這種房子棲身，以至於後來出了一個新名詞，叫「亭子間文人」。
亭子間文人的收入其實並不算低，當時一個多產的流行小說作家（如寫連載的鴛鴦蝴蝶派們），一個月可以賺到300元。1921年，茅盾在給一家商業性雜誌做編輯時，月工資是100元；而據黃天鵬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新聞事業》中記載，當時的一個總編輯的月薪在150到350元，編輯主任為120到200元，普通編輯60到100元，駐外地記者100元左右外加業務費，本地採訪記者大概為50元，抄寫員每月只有20元的收入。
一些專門從事寫作的作家文人，收入大體是可以的，如郁達夫在20年代末期，每個月的版稅收入有100到200元，而當時一個熟練工人的月收入大概在30到40元，這已經足以養活一家五口人了。後來被殺的左翼作家柔石每月的收入在百元左右，此外每年另有版稅800元，年輕的女作家丁玲月收入也有70元。至於沒有名氣、初來乍到的一般撰稿人，他們每月的稿費收入只有二三十元，只夠上海一月的生活費，可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