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1月，上海道台宮慕久將上海縣城北邊的一塊土地劃給英國人居住，當時這裡完全一片農田，種滿了水稻和棉花。在黃浦江的西岸，有一條蜿蜒的小道穿過寬闊而稀疏的蘆葦叢，那是縴夫們為拉船而踩出來的。當年在這裡赤著腳、流著汗的人們沒有想到的是，這個原本少有人煙的郊外，在三四十年後竟然成為世界上人口最擁擠的地區之一，而這條毫不起眼的羊徑小道，居然早已變身為中外知名的外灘。
外灘處於黃浦江的西岸，這裡既是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也是黃浦江水勢最深而水流最平之處，可謂是天然良港的最佳位置。在獲得了租界的管理權後，英國人首先在這裡建造了兩座駁船碼頭，以方便其外貿商品的上下進出。僅過了十年之後，這裡已經擁有了大大小小十餘座碼頭，其貨物的吞吐量遠遠超過了下游上海老縣城的傳統碼頭。
外灘碼頭的後面，是一些外國洋行陸續建造的兩層洋房，其中不乏歷史上知名的義記洋行、顛地洋行、怡和洋行等外國商事機構，這也是後來「外灘」的雛形。外灘，中國人當時稱之為「黃浦灘」，洋人則喚之為「Bund」，其所指的這個新興的商港地帶，範圍與現在的外灘基本接近。不過，當年洋行初建的兩層建築在使用了數十年後基本被拆除重建，現在外灘那些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會」的西式建築大多是上世紀初期的產物，這些建築可遠比最初的兩層建築要宏偉得多，而且保存至今。
1848年後，工部局在英租界外灘一帶修築了一條鵝卵石煤屑道路，後來又在這條路上安裝了新奇的煤氣路燈並種植了優雅的行道樹，法租界外灘路也隨而與之連接（當時英租界與法租界以洋涇洪為界，即現在的延安東路）。到1865年左右，這條濱江大道已經成為當時上海最寬敞最漂亮的馬路，每到傍晚，在上海工作的各國洋人們或駕著馬車，或步行來到這裡欣賞美麗的黃浦江景，在夕陽的殘照下，這裡成為了他們最深刻的異國記憶。
很顯然，當時外灘具有雙重功能：白天這裡是繁忙的港區，晚上則成為了居民們最佳的休憩區。為防止商人們濫用自己洋行前的土地，工部局決定不再增設港區設備，而要將外灘轉型為一塊公共綠地、一個公共的休閑場所，因為這裡是「居民們在黃昏散步時能從黃浦江中吸取到清新空氣的唯一場所，也是租界內具有開闊景色的唯一地點」。
在這一決策下，外灘的沿江地帶陸續被填平並鋪上草皮，這裡也逐漸成為了上海景觀的首選標誌，並開始出現在當時的油畫或攝影作品中。1868年，在外灘帶的最北端，也就是黃浦江與蘇州河的交匯處，出現了上海租界中的第一座公園——「上海黃浦公園」，這也是為時人所熟知的外灘公園。
外灘公園的籌建、設計與管理過程均沒有華人參與，在最初的時候，它並沒有引起特別的注意，只是在1875年那座著名的長118米、寬12米的外白渡橋改建成功後，當人們從高聳的橋上走過的時候，外灘公園的美景盡收眼底，這才引起了眾人的關注。當時有位署名為雲間逸士的人在《申報》上發表一篇關於「外國公園」的洋場竹枝詞，其中便描繪道：「行來將到大橋西，回首窺園碧草齊。樹矮葉繁花異色，雨余石上錦雞啼。」但令人不快的是，當租界中居住的華人試圖進入這座公園一窺美景時，卻被門警阻擋在外，這又是為何呢？
近年來有一種奇怪的論調，說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是偽造的，如《世紀》雜誌所刊登的一篇流傳頗廣的文章——《揭開「華人與狗不得入內」流傳之謎》中便認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乃「純系誤傳」，理由是20世紀30年代上海通志館成員蒯世勛於1932年在翻譯《中國的發展》中的「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一句話時，將之譯成中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才得以流傳開來。至於那塊千夫所指的牌子，則是「50年代為配合形勢教育」而製作的，它被放在「解放後的博物館裡」，而不是「解放前的外灘公園裡」。寫作過「上海三部曲」的作家陳丹燕也認為這是一段偽造的歷史，理由是禁止華人與狗入園的規則雖有，但「華人與狗不得進入」這句話系概括而成，至於牌子，當然是沒有了。
就歷史而言，要證明一個事實有，比較容易；但要證明沒有，則比較難。因為有更多的證據表明，非但這句話是有的，而且這塊牌子也曾被不同時代的不同人所親眼目睹過，相關記載如下：
黃炎培在其自傳《八十年來》一書中記載，「一進租界，眼花繚亂，只見街上到處是紅頭巡捕，面目兇狠，特別是對那些人力車夫亂打亂踢，白渡橋公園門外牌子上寫著八個大字，『犬與華人，不得入內』，這是我在那時親眼看見的」。黃炎培是上海川沙人，他當時是去上海應縣試，時間在1898年左右。可見那時已經有了這塊牌子。
周作人在1903年9月11日的日記中記述，「途中經公園，地甚敞，青蔥滿目，白人游息其中者，無不有自得之意。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牌柵，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哀我華人與犬為伍」。
陳岱孫在《往事偶記》中稱，1918年他在上海外灘公園見到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並於1990年7月12日去信上海黃浦區園林管理所，強調這塊牌子上的內容「不是遊園規則中的某一條，……而是一塊木牌子」；另外，他還說在1920年的時候，這牌子仍然「健在」。
1923年8月28日，郭沫若在一篇名叫《月蝕》的文章中有這樣一句，「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倒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同年，蔡和森也在一篇文章里寫道：「上海未開埠以前，一草一石，哪一點不是華人的？但是既開埠以後，租界以內，最初是不準華人居住的，而華人與犬不得入內的標揭，至今還懸掛在外國公園的門上。」
1924年，孫中山在演說里也提到這塊牌示：「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取消了那塊牌，還是沒有取消那個禁例。」
另外，方誌敏在《可愛的中國》中說，「有幾個窮朋友，邀我去游法國公園。一走到公園門口就看到一塊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寫著：『華人與狗不準進園』，幾個字射入我眼中，全身突然一陣燒熱，臉上都燒紅了。這是我感受著從來沒有受過的恥辱了」。不過，方誌敏說的不是外灘公園，而是法租界的法國公園，即如今盧灣區的復興公園。
由以上不同年代、不同人物的證人證言可以看出，外灘公園確實有過這樣一塊牌子，只不過因為當事人記憶或者是公園每年均須油漆換牌的緣故，牌子上的字記載不同，有稱七字的，也有稱八字的，措辭稍有不同，但意思是基本相同的。（清末稱「犬」者多，而民國直接呼「狗」者多，莫非是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有無牌子的問題先放在一旁，先看看租界當局制定的遊園規則。其中涉及「華人」與「狗」有這麼幾條，一是1885年的《外灘公園遊覽須知》中，第1條是「狗及腳踏車切勿入內」；第5條是「除西人傭僕外華人不準入內」。二是1909年9月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共娛樂場（今魯迅公園）規章》中的第3條，「華人不準入內，除非是侍奉外國人的傭人」；第4條，「印度人不準入內，除非是衣冠整潔者」；第7條，「狗不得入園，除非加嘴套及用皮條牽住」。三是1909年法國公園的遊園規定，其中第1條是「嚴禁下列人和物進入公園：中國人，但照顧外國小孩的中國阿媽和伺候洋人的華仆可跟其主人入園；酒醉或衣衫不整的人……」；第2條是「洋人牽帶的外加口罩的狗允許入內……」；第5條是「公董局保留有權利發給華人入園券」。1904年的《巡捕房章程》關於「公家花園」也規定：腳踏車與犬不準入內；除西人之傭僕之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
以上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禁止華人與狗入園的規定是確定無疑的，爭議主要在於牌子的存在與否。否定者認為，規定是分開的，不應有單獨列出的八字牌示，何況目前確無實物可以證明；肯定者則言之鑿鑿聲稱，他們確實親眼看見過這塊牌子，而且是不同時期、不同人物，不可能也不必要全部說謊。反過來說，不能找到牌子的實物，並不能否定牌子就不曾掛過，因為當時公園的管理者是租界當局，取消對華人的禁令後自然會加以銷毀而不是送給博物館收藏；再者，木製牌子在風吹雨淋之下，往往要定期重新油漆或者更換，其中的「犬」字「狗」字、七字八字或有差異，但並不能否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塊牌子就真的不存在。
事實上，在外灘公園開放之初，的確是沒有這塊牌子，也沒有禁止華人入園之規定的。最早反映因遊園問題而發生中外衝突的，是1878年6月21日（即建園十年之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