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教科書里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讓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家喻戶曉，這就是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前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可惜的是，司徒雷登獲得的並不是好名聲，因為毛澤東在這篇著名的文章中用嬉笑怒罵的筆法對他進行了極為辛辣的諷刺和嘲弄，並讓這位知名的「外國壞人」深深地留在了中國人的腦海之中。一篇文章可以改變一個人的名聲，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司徒雷登有點冤，因為他之前做過什麼、又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卻是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了解的。
司徒雷登的祖先來自愛爾蘭的斯圖爾特家族，後因為宗教迫害而來到美洲大陸，他的祖父是林肯夫人的表兄，父親約翰·林頓則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後來到中國傳教，不久便長住在杭州。1876年後，這位美國傳教士在杭州生下了四個兒子，長子即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的全名叫約翰·雷登·斯圖爾特，中國人以「司徒」代替了他的姓「斯圖爾特」，而直接將他的名合起來稱之為「司徒雷登」，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產物。
司徒雷登的母親1874年來華，她是一個熱心於教育的女性，曾在杭州創辦了一所女子學校並自任校長多年。小時候，司徒雷登兄弟的啟蒙教育全由母親承擔，直到1887年，十一歲的司徒雷登才和弟弟們隨父母返回美國，並在那裡接受了中學和大學教育。
小時候的司徒雷登極喜歡中國的飯菜、糖果和水果，美麗的杭州及過年、社戲、觀燈等中國民俗也都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於他們父母是外國傳教士，儘管有幾個經過精心挑選的中國小朋友和他們玩耍，但司徒雷登兄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自己家的庭院或者他們居住的「耶穌弄」（當地人對外國傳教士居住地的稱呼）。
從司徒雷登回憶錄中的描述來看，他在中國的童年生活是快樂的，但當他被寄送到姨母家並在當地上學後，司徒雷登發現自己是本地學童里對現代知識最無知的一個，許多在美國司空見慣的東西，他卻從來沒有見過。由於長期習慣於與父母及他們的同事說話，初回美國的司徒雷登說起話來和大人一樣古板，對當時美國孩子的語言、習慣、愛好與興趣等無知到幾乎難以置信的地步。由此，司徒雷登經常被同學們嘲弄為「不會說英語的土八怪」，他姨母家的一些朋友來拜訪時也常打趣他們兄弟：「看哪，他們看上去多像中國人啊，是吧？」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段經歷給了年少的司徒雷登帶來了很大的困惑，以至於他開始懷疑自己父母所從事的職業。但是，他的姨母卻認為他父母遠在異國他鄉傳播福音是一樁極為神聖的事業，因而對司徒雷登的要求遠比自己的孩子要嚴格得多。因為他的父母是傳教士，司徒雷登甚至被禁止參加舞會和上劇院看戲，而他們的表兄妹卻可以盡情享受這種慣常的社交活動。
直到十六歲後，司徒雷登被送到弗吉尼亞大學的附屬中學，才算擺脫了這段不愉快的經歷。在這裡，司徒雷登才算是變成了一個正常的「美國孩子」，並在後來接受了文學及神學的教育，但之前的經歷仍舊給了他很大的困擾：是從事祖傳的牧師職業，還是去做自己喜歡的教書或研究工作？司徒雷登依稀記得，他小時候隨同父親上街佈道，但中國人似乎對此毫無興趣甚至反被那些人嘲弄。司徒雷登的弟弟沃倫倒沒有他這種煩惱，因為他一直跟隨在父母身邊並在中國的學堂上學，因而他掌握了相當多的中國口頭語和書面語言，幾乎就是一個天生的傳教士。
直到1904年，二十八歲的司徒雷登才與新婚的妻子艾琳一同回到闊別了整整十七年的中國，他的第一站仍舊是他的出生地杭州。最初，司徒雷登在父親的教區中佈道，不久又應邀前往南京的金陵神學院任教達十年之久。正當司徒雷登一心沉湎於自己所喜歡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之中時，一份突如其來的邀請信改變了他的命運。
民國後，美國的在華佈道團認為在北方應該有一所「與教會事業相稱的大學」，於是決定將分屬於兩個教派的神學院（即匯文大學及協和大學）加以合併，但由於教派間的矛盾與分歧過大，合併工作一直不順利。直到1918年，雙方決定邀請一個局外之人來擔任新學院的校長，這事才算有了點眉目。
司徒雷登是當時選定的最合適人選，因為他年富力強，熟悉教育，而且有其他人難以比擬的中國經歷；最重要的是，司徒雷登不屬於任何一派，因而能夠被各方接受。但是，之後的合併事宜仍舊困難重重，首先在新的校名上，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執，他們都宣稱必須使用自己的原校名，否則將不予承認。司徒雷登在回憶錄中說：「匯文大學的畢業生代表團對我說，不管聯合大學取個什麼英文名字，如果它的中文名字不繼續叫匯文，他們就不承認是他們的母校。另一方的代表團恐怕也會遇到同樣的問題，他們會同意除『匯文』之外的任何名字，但萬一決定採用『匯文』這個名字的話，他們會戲劇性地將他們的畢業文憑堆放在通州的校園中付之一炬，以象徵其母校的毀滅。」
在激烈地爭論了三天之後，這些人又接著從午飯後爭執到了午夜，最後雙方都陷入到進退維谷的困境。作為中間人的司徒雷登最後只好提出：要麼放棄聯合，要麼雙方放棄各自的要求。這時，75歲的傳教士劉海瀾（也是匯文大學的創始人之一）顫巍巍地站了起來，他淚流滿面地說，他已經受夠了，放棄聯合的主張是不可想像的。在劉海瀾的堅持之下，雙方才放棄了繼續使用自己原校名的主張，而委託司徒雷登去考慮一個新的名稱。後來，在誠靜怡博士（後出任中華基督教會總會會長）的提議下，新的大學被命名為「燕京大學」，這個充滿詩意和魅力的新名稱出人意料地讓合併事宜變得極為順利。
學校雖然合併了，但原來的兩所學校基礎非常差，時為燕大教師的包貴思女士（冰心的老師）在《司徒雷登傳略》中回憶說：「那時的燕大一無可取。我們很局促地住在城內，有教員也沒有設備……學生不到百人，教員中只有兩位中國人（陳在新博士與李榮芳博士）。許多西方教員，不合於大學教授的條件。」
規模小還不是大問題，更要命的是辦學經費經常沒有著落。儘管佈道團給新學校提供了20萬美元的經費，但這對於一個急需遷址擴建的新學校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司徒雷登在上任之前曾與管理委員會約定他不負責經費的問題，但這並不現實。好在他的老朋友魯斯義來幫他的忙併由他出任燕京大學的副校長兼募款大使。魯斯義比司徒雷登大八歲，從1897年開始便在山東傳教，齊魯大學便是在他的努力下得以成立的。
向別人要錢，總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魯斯義並不喜歡這份工作，司徒雷登更不喜歡，他曾經對人說：「我每次見到乞丐，就感到我屬於他們一類。」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只能硬著頭皮去做，並以基督的精神去克服種種困難、尷尬和白眼。
最後，他們終於募集了一筆資金，並打算在城外買一塊地皮以建造一個新的校園。司徒雷登在回憶錄里詳細記載了他尋找新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在得知這塊地的主人是陝西督軍陳樹藩後，決定親自前往西安一趟。最終，督軍陳樹藩被他的誠意打動，他慷慨地將此地皮以6萬大洋的價格轉讓，並捐出了其中的三分之一作為燕京大學的辦學經費。
在美國建築師亨利·墨菲的設計下，新的燕京大學經過五年的建造後最終落成了。這座獨特的校園，建築群的外貌基本採用了中國古典建築古香古色的式樣，但內部卻採用了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如暖氣、熱水、抽水馬桶等等。整個校園完全是按照中國園林的設計來建造的，其間亭台樓閣，小橋流水，有山有塔，有湖有軒，毫不誇張地說，燕京大學是當時中國最美麗的大學之一。
而在美國這邊，魯斯義爭取到大資本家霍爾遺產執行人的支持，霍爾是美國鋁業公司的創始人，他死後將遺產的三分之一捐獻給美國人在亞洲或巴爾幹地區舉辦的學校，當時想爭取這筆經費支持的人多如牛毛，但在魯斯義的努力下，霍爾遺產執行人阿瑟·戴維斯同意與司徒雷登見一面，共進午餐。據司徒雷登的回憶，「這是一次可怕的經歷，我十分緊張，為自己事業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都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最後，戴維斯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就動身去巴黎。但我會同意我同事的意見（另一個遺囑執行人約翰遜已經答應魯斯義給50萬美元，如果司徒雷登能夠讓戴維斯信服的話）。』不過，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擾我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