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未及而立之年便已名聞天下，但他本人在年少時卻是個苦出身。四歲的時候，其父胡鐵花拋下其母子溘然西去，而他的母親，據胡適在《四十自述》中說的，「我父親死時，我母親只有二十三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死在兵亂里。次娶曹氏，生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死於光緒四年。……到光緒十五年，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才續娶了我母親」。
胡適是個大名人，其父胡鐵花亦非等閑之輩。據稱，胡鐵花的形象，「面容紫黑，有點短須，兩眼有威光，令人不敢正眼看他……在萬里長城外住了幾年，把臉曬得像包龍圖一樣」。胡父早年中秀才後，因屢次鄉試均未能得中，後入龍門書院受業並先後在東北、廣東等地宦遊，他的一生頗有傳奇色彩，既到過最北的地方與俄國談判邊界，又曾往最南邊的海南察看過地勢，中間有種種艱難險阻，曾有數次差點喪命，但終因他意志堅強、身體強壯而倖免。
1891年，在胡適出生剛滿三個月時，胡鐵花被調往台灣擔任全台營務總巡。兩年後，胡適的母親攜子投親，老夫少妻，稚子三口，在台灣倒也頗享天倫之樂。公務閑暇之時，胡父還親自教妻兒識字，其樂融融。但是，此時的台灣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在甲午戰敗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台灣民眾隨後奮起抵抗侵略者。胡鐵花當時系在台的三品官員，之前又負責過防務，因而被駐守台南的原黑旗軍將領劉永福苦苦挽留，但胡鐵花此時已得了極其嚴重的腳氣病（疑為瘴氣引起的疫病），在台灣即將淪陷的前夕，胡鐵花回到廈門的次日便離開人世，成為名副其實的殉台官員。
噩耗傳來，在鄉的胡適母親「身體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一時滿屋都是哭聲」。年幼的胡適只大概記得這點凄慘的情狀，但之後的苦難是他所刻骨銘心的，「我母親23歲便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23年。這23年的生活真是苦痛的生活，只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扎著活了23年」。
在失去丈夫之後，胡適母親的處境非常艱難，因為她是後母，年紀又不比胡適的哥哥更大，家中的財政全靠胡適的二哥操持，而家裡的大哥又不爭氣，吸鴉片煙、賭博，成天敗家，兩個嫂嫂也經常和胡適的母親賭氣，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二十多年過去後，胡適對此仍舊不能釋懷，他在自傳中痛訴道：「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在這種痛苦的空氣中，胡適是其母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與希望。有一次，二哥、三哥都在家，胡適的母親便向他們說：「糜兒（胡適小名）今年11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他念書念得出嗎？」胡適的二哥一直沒吭聲，三哥則冷笑一聲：「哼，念書！」
胡適的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房裡才敢掉眼淚。她不敢得罪掌管家裡財政的二哥，因為胡適要讀書的話得由他來供給學費。胡家的家境，當時已經每況愈下，但父親的遺囑畢竟是遺囑，因而胡適是要去讀書的，何況胡適從小就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即胡鐵花）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
胡適的母親常叮囑年幼的胡適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按：「跌股」即「丟臉、出醜」的意思，筆者的老家江西吉安一帶也是如此說法，此地離安徽黃山一帶大約千里之遙，口音完全相通，頗有點意思）。」或許是因為小時候身體頗弱的緣故，抑或是母親的諄諄教導和殷切希望，胡適從小便愛讀書，而且頗有可造之相。1904年春，胡適告別母親與家鄉，跟隨三哥前往上海求學，後於1910年考取了第二屆「庚款留美官費生」，並與趙元任、竺可楨等人同期赴美留學，一去便是七年。
在這七年中，胡適先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兩年後轉入文學院學習哲學與文學。1915年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胡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受業於杜威門下。1917年7月，胡適回到國內，隨即被北大聘請為教授。這一年，胡適才27歲。
當年年底，胡適奉母親之命回家鄉與早已訂婚的江冬秀完婚。胡適還寫了一首新詩歌作為紀念：
記得那年，你家辦了嫁妝，我家備了新房，只不曾捉到我這個新郎。
這十年來，找了幾朝帝王，看了多少世態炎涼。
銹了你嫁妝剪刀，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樣，更老了你和我人兒一雙。
只有那十年的陳爆竹，越陳便越響。
胡適14歲外出讀書那年，其母便為他訂下了這門婚姻，詩中說的「那年」，指的是他18歲（1908年）的時候，家中命他完婚，胡適以「家貧、求學」為借口逃了一次，但十年後，無可再逃，而江冬秀也已成為閨中的老姑娘了。
胡博士是新派人物，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他的婚姻卻是不折不扣的舊婚姻，這與其說是滑稽，倒不如說是諷刺。江冬秀文化程度很低，又是小腳太太，兩人幾乎不會有什麼共同語言，因而很多朋友為胡適抱不平，認為他是「新時代中、舊禮教下的犧牲品」，而胡適也曾在結婚半年後給密友胡近仁的信中說：「我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今既婚矣，吾力求遷就，以博吾母歡心。」
胡適的母親對胡適的影響至深至大，而胡適對母親又特別孝順，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多年遊學在外，家境又十分困難，母親甚至「以首飾抵借過年」，這樁婚姻是母親訂下，如今對方已經成了老姑娘，他如何能在這個問題上違抗寡母之命而令其傷心呢？這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
誠然，當時很多接受過新文化的新派人物都在「婚姻自由」、「反抗包辦婚姻」的旗號下（或者僅僅是因為自己富貴顯達的緣故）拋棄或者冷落了他們的「舊時代之妻」，其中並不乏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徐志摩等名流，而名望更高的胡適，這位真正的洋博士、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卻娶了一個纏足的鄉下女子江冬秀，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胡適在婚姻上、在對人上的「不忍之心」。
胡適曾在日記中寫道：「冬秀長於餘數月，與余訂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軒車之期，終未能踐。冬秀時往來吾家，為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閭之思，因以少慰。古詩十九首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蘭蕙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終隨秋草萎。』吾每誦此詩，未嘗不自責也。」
胡適的「不忍」，說白了就是一種責任感和同情心，而在這「不忍」的背後，又有多少關愛、容忍與體貼！當年與胡適同去美國留學的多為世家子弟，那時十七八歲的人，沒有訂過婚的少之又少，但那些被訂婚的「小腳女人」們，又有幾個能像江冬秀那樣幸運呢？
不管是出於對母親的孝心也好，抑或是對於江冬秀的同情也罷，胡適與江冬秀的婚姻維持了四十多年，兩人相依相伴過了一輩子，外人見仁見智，胡適亦「不足為外人道」，其中甘苦，誰又能猜得透呢？在江冬秀一面看來，這或許是「幸運」的，而對於胡適來說，可能更多的是甜酸苦辣、百味雜陳，其中充滿矛盾、掙扎、容忍與遷就，甚至是難言的隱痛與辛酸。
胡適與江冬秀的絕大多數時間都在平靜中度過，但並不是一點漣漪都沒有。事實上，在胡適的一生中，他曾遇到過多名才貌遠勝於自己的「小腳太太」而又愛慕自己的知識女性，但他卻始終未敢越雷池半步。在美國求學期間，胡適曾遇到韋蓮司，又曾遇到莎菲女士陳衡哲，但胡適畢竟是個「膽小的君子」，發之以情，束之以禮，即便心中有愛，但也只能私心懷慕而已。
「山風吹亂了窗紙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1923年夏天，剛過而立之年的胡適到杭州煙霞洞療養，遇上了當年婚禮上的小伴娘曹佩聲。曹佩聲是胡適三嫂同父異母的妹妹，比胡適小十歲，當時正在杭州女子師範學校讀書，而胡適是鄉里的大名人，兩人在美麗的西子湖相遇，摩擦出一段悱惻的愛情。可惜的是，此時的他們，一個是「使君有婦」，一個是「羅敷有夫」，曹佩聲受到新思想的影響，毅然與丈夫離婚，而胡適卻顧及家庭及名聲，沒敢採取果斷的行動，最終令曹佩聲獨居終生，而胡適也只能把這份情感深埋於心。
胡適的太太江冬秀當時得知了此事，她雖然是一個舊時代的婦女，但並不是一個軟弱可欺的女子，某次為此事爭吵中，她在憤怒之下竟拿起裁紙刀向胡適擲去，幸未得中。胡適對這個太太，其實是心存畏懼的，因為江冬秀頗喜吵鬧，而胡適為人謙和，加上小時候所受的刺激，他最不願意的事情就是與人吵架，因而只能不斷忍讓，委曲求全。
不過，胡太太也不是一無是處。她雖然文化程度很低，但管理家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