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章太炎去世的時候，追悼會上前來弔唁的竟不滿百人，情狀甚為落寞。為此，魯迅先生還寫文章為之抱不平：「青年們對於本國的學者，竟不如對於外國的高爾基的熱誠。這慨嘆其實是不得當的。官紳集會，一向為小民所不敢到；況且高爾基是戰鬥的作家，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收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白圭之玷，並非晚節不終。……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近有文儈，勾結小報，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鳴得意，真可謂『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而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魯迅先生這篇《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文章亦有瑕疵，那就是孫傳芳確實請過章太炎參加「投壺」，但章太炎並沒有出席，而魯迅先生將這個傳言當作了既成事實並認為這是章太炎「漸入頹唐」的「晚節之玷」，卻是誤會了。
「投壺」亦稱射壺，與現在的投圈、射飛標有類似之處，這既是古代的一種傳統遊戲，也是《禮記》中記載的一種禮儀。軍閥時期，「五省聯帥」孫傳芳為倡導尊孔復禮而拉攏一些知名學者行「投壺」之事，因孫傳芳為北伐軍的敵人，因而參與者在北伐勝利後難免遭受非議。不過，章太炎確實是沒有參加，後來的《魯迅全集》中也在注釋中做了說明。
章太炎原名章炳麟，初名學乘，字枚叔，後因為仰慕明末的兩位大學者顧炎武（名絳）、黃宗羲（字太沖）而改名章絳，別號太炎，後以「章太炎」一名聞天下。章太炎生於1869年，家鄉浙江餘杭，其父章浚曾任縣學訓導，章太炎從小接受過系統的儒家教育，十六歲那年參加縣試，不料突發癲癇病而棄考，後來便遠離了科考場上的搏殺。
雖未取得過任何功名，但章太炎從小便頗具悟性，後尊父命進入由經學大師俞樾主持的杭州詁經精舍學習七年，學問大進，成為同游中的佼佼者，很受俞樾的賞識。二十八歲那年，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給了中國士人們一個極大的刺激，原本「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章太炎也帶著一腔的怒氣北上，後來還寄出十六銀元會費，加入康有為在滬設立的上海強學會。
1896年，章太炎不顧老師俞樾的勸阻，赴任上海維新派開辦的《時務報》主筆，但在次年，章因與康氏門人衝突而退出《時務報》，轉杭州任《經世報》、《實學報》主筆，1898年後又受張之洞之邀赴武漢籌辦《正學報》，但未及一月即離去。當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擔任《昌言報》主筆。
戊戌年的夏天，北京風雲突變，康梁等維新黨亡命海外，而在維新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章太炎也上了通緝名單，最後慌不擇路，避禍台灣，不久又轉赴日本。章太炎最初是改良主義者，他與康有為的關係也不壞，在台灣時期兩人還通過信，彼此景仰了一番。但庚子國變後，章太炎對清廷徹底絕望，由此走上了激進之路。
1900年7月，章太炎回到上海並參與了唐才常組織的中國議會，但在制定章程時，唐才常一方面不承認清政府，一方面又請光緒皇帝複位，章太炎認為其自相矛盾，憤而當眾剪辮脫衣，聲明退會。俞樾得知此事後，大罵其「訟言革命是不忠，遠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類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曲園無是弟子」，章太炎被師門開除。
雖被逐出曲園，但章太炎畢竟在俞樾的指導下浸潤七年之久，其後來的學術成就均奠基於此而非自立門戶。在這一年，章太炎刻印了自己的首部著作《訄書》，其書厚積薄發，文筆古奧，徵引廣博，因其難讀而不為今人所知，就連其同時代人讀來也頗為費解。此後，章太炎文筆滔滔，一發而不可收拾，其中最出名的一篇文章莫過於1903年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其文雄渾有力，傳播最廣，其在表明與康梁改良派分道揚鑣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牢獄之災。
在那篇文章中，章太炎劈頭罵道：「載湉小丑，不辨菽麥」，非但把康梁等人藉以自重的光緒皇帝掀倒在地，也將清廷的威嚴一掃而空，令當權派極為惱怒，最後向租界當局施加了強大的壓力，必欲去之而後快。章太炎在得知了抓捕的消息後，卻效仿譚嗣同，說清廷要抓我，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革命就要流血，怕什麼！巡捕來了，他迎上去，說：「我就是章炳麟，抓我！」租界當局最後判了章炳麟三年、鄒容兩年的拘禁。要說起來，章太炎服了三年的苦刑也還合算，因為清廷的損失更大，一個大逆不道的罪犯居然只判了三年囚禁，王朝的尊嚴何以為堪？在專制時代，皇權是神聖而不容侵犯的，一旦撤下這遮羞布，那就沒有什麼神聖可言了。
後來，鄒容因病先死，章太炎頗為悲痛，寫詩悼念道：「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翦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1906年6月，章太炎光榮出獄，隨即東渡日本找到革命組織，併當上了《民報》的主編。
章太炎與孫中山的關係原本是不錯的，1902年他到日本的時候，孫中山曾將橫濱幾十名義士召集起來為章太炎接風洗塵，極其器重。在這次聚會上，章太炎自稱喝了七十餘杯而不醉，興緻之高，可見一斑。在接任《民報》主編的這段時期里，章太炎除了腦病發作改由張繼、陶成章編輯三期外，其餘各期的所有編務和發行，都是由他一人擔當的。
章太炎的才氣與性格，決定了他與任何人都不能相處太久。1907年3月，日本政府在清廷的壓力下，贈送孫中山5000元促其離境，日商鈴木久五郎也向其饋贈了一萬元。孫中山接受了這兩筆錢之後，也沒有和同盟會本部商議，便留下2000元做《民報》的經費，然後帶著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人離開日本，去西南邊境搞革命去了。
章太炎在得知孫中山得了兩筆款子卻只給《民報》留了2000元後，立刻嚷嚷了起來，同盟會本部也炸開了鍋，革命義士們一個個拍桌摔凳。張繼說：「走就走嘛，你要人家的錢幹什麼！真是丟人！」劉師培則罵道：「孫文受賄！」章太炎更是火氣衝天，他上前一把撕下孫中山的相片，然後批上了「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數字。這還不解氣，他以為孫中山在同盟會香港分會，於是又將批了字的相片寄到香港，以示羞辱。
在同盟會東京本部鬧成一團的時候，孫中山卻在西南地區連續策動了三次起義，但都以失敗而告終。消息傳到東京後，「反孫」聲浪更是進一步高漲，張繼、章太炎、劉師培、譚人鳳等人紛紛要求主持同盟會本部工作的劉揆一召開大會，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改選黃興繼任。張繼等人聲稱：「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黨之命。」劉揆一不同意這些人的意見，於是張繼便和劉睽一互相扭打起來；章太炎則意氣用事，他以明碼電報泄露孫中山購買槍彈準備武裝起義的軍事秘密，以至於起義無法發動。章太炎的理由是，以日本奸商所賣的窳劣武器發動起義，無異於讓革命義士白白送命。
在與革命同道們鬧翻後，章太炎一度萌生去印度做和尚的念頭。1908年4月27日的廣州《國民報》上，革命同志給章太炎編了一則名叫《章炳麟出家》的活劇曲藉以勸誡：「（同志掃板唱）章炳麟拋卻了、平生抱負；（慢板）眼見得漢人中、少個幫扶；披袈裟，坐蒲團，不顧宗祖；縱不念、眾同胞，該念妻孥；況且是、我支那，蹉跎國步。望同志，抱熱心，休作浮屠。」
「（章炳麟中板唱）……除卻了三千苦惱，逼著我請個高僧來到東京披剃頭毛。我非是、主持厭世遁入空門愛棲凈土，我國人莫予肯服故把禪逃，從今後理亂不聞興亡不顧，入沙門、參佛祖做貝葉工夫。」
1908年10月，《民報》（第二十四號）被日本政府封禁，章太炎因為支撐《民報》事務而費盡心機，吃盡苦頭，加上與黃興、宋教仁不合，於是憤而辭去社長一職，並「聲稱不再與聞《民報》之事」。一年後，汪精衛來東京恢複《民報》，原編委陶成章、章太炎被排除在外，這下又激起了更大的風波。
章太炎憤怒之下，發表《偽民報檢舉狀》，而陶成章也作《布告同志書》一冊，兩人合力痛斥孫中山「乾沒巨款」、「借革命為新騙術」，「直言孫文種種之非」；最後，他們乾脆公然與同盟會分裂並在東京恢複了光復會的名號。在一邊看熱鬧的保皇派們大樂，也紛紛大事鼓噪，藉以打擊革命氣焰。作為反擊，革命黨則將章太炎致劉師培賣身求助的信函加以公布。原來，章太炎在想去印度當和尚期間，苦於缺乏經費，便向已投靠兩江總督端方的革命前友劉師培寫信，提請端方資助，但事未辦成反遭革命黨登報譏諷，於是章太炎與革命陣營也就愈走愈遠。
清帝退位後，革命大功告成，章太炎公開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要求將原來秘密的革命黨組織改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