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爆發後，正當海外的各方人士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國內分享革命盛宴時，真正的啟蒙大師梁啟超卻遲至1912年10月才結束長達13年之久的流亡生涯返回國內，此時離武昌起義已經一年了。
梁啟超這樣做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他需要時間來觀察民初政治的走向，而身處海外、跳出利益圈則更有利於他保持頭腦的清醒。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後，梁啟超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的見解，這就是他在給袁世凱的信中所提出的，民國初年的政治力量可分為三派，第一派是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軍政實力派，第二派是由清末立憲派轉化而來的溫和改良派，第三派則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新興革命派。
按梁啟超的設想，第一派毋庸組成政黨，第二派須組成政黨，第三派則應改造為政黨；如此，官僚實力派掌握實際的行政權，立憲派與革命派則組成政黨在議會中競爭立法權；立憲派應與官僚實力派聯合起來反對革命派，這樣才能順利地完成民國的平穩過渡。
很明顯，梁啟超對革命黨頗抱有成見：「舊革命派自今以往，當分為二，其純屬感情用事者，殆始終不能與我公合作……但此派人之性質，只宜於破壞，不宜於建設……政府所以對待彼輩者，不可威壓之，威壓之則反激，而其焰必大張……惟有利用健全之大黨，使為公正之黨爭，彼自歸於劣敗，不足為梗也。健全之大黨，則必求之於舊立憲黨，與舊革命黨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
儘管梁啟超在信中初步提出了兩黨制的構想，但他又提出：「既以共和為政體，則非有多數輿論之擁護，不能成為有力之政治家……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面自居輿論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日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
綜上所論，梁啟超實際上是主張在開明專制下逐步培育政黨政治，這與他之前的思想是一致的。早在清末新政期間，梁啟超便認為憲政是中國發展的唯一方向，但又認為開明專制系走向憲政的必經階段，原因是人民的政治成熟度遠未及格，施政機關也未曾整備，包括教育、法律、地方自治等方面條件都不成熟，而縱觀世界，其他民主憲政國家也大都有過一段開明專制的預備期。
梁啟超是自負的，他曾說，「中國前途，非我歸而執政，莫能拯救。」而民初的三大政治勢力，革命派和北洋實力派已經各有其主，唯獨原立憲派群龍無首，如果梁啟超能夠挺身而出的話，還是有可能充當領袖的。事實上，當時也只有梁啟超具備這個號召力。
在清末新政時期，梁啟超曾利用《國風報》等鼓吹責任內閣、政黨制度等，並組織了中國第一個以推行憲政為目標的政治團體「政聞社」。在政聞社《社約》中，梁啟超提出了四條明確的綱領：「一曰實行國會制度、建設責任政府；二曰釐定法律、鞏固司法權之獨立；三曰確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許可權；四曰慎重外交、保持對等權利。」
從前三點來看，梁啟超已經提出了三權分立及地方自治的思想框架，這在當時無疑是先進的。在清廷推行預備立憲後，梁啟超又通過國內的同志徐佛蘇、孫洪伊等人於1911年2月組織了「憲友會」，為立憲後的政黨競爭做準備。但是，還沒有等到立憲的那一天，革命便突然爆發，梁啟超循序漸進的設想也就不得不改弦更張、推倒重來。
與康有為不同的是，梁啟超在武昌起義後順應大勢，放棄了君主立憲的主張，轉而提倡共和體制下的政黨政治。但在民國前後，原立憲派四分五裂，各政黨組織派系不一、名目繁多，其中最主要的有湯化龍、林長民、張嘉璈等人發起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原「憲友會」成員），章太炎、張謇、熊希齡、程德全、唐文治等人組織的「統一黨」，孫洪伊等組織的「共和統一黨」，范源廉、黃遠庸、籍忠寅等人發起的「國民協會」等，加上湖北方面的黎元洪、孫武、張振武、劉成禺等人組織的「民社」，清末舊官僚岑春煊組織的「民國公黨」，谷鍾秀、吳景濂等人組織的「統一共和黨」，陳錦濤、王寵惠等人發起的「國民共進會」，林林總總，前前後後，竟然達到數十家。
在這些政黨中，梁啟超與「共和建設討論會」關係最密切，該黨中雖多為精英分子，然人數較少，因而影響力並不算大。直到1912年8月，「共和建設討論會」才與「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等團體合併成「民主黨」，但此時其他政黨也都在紛紛合併重組，因而「民主黨」在1912年底的國會選舉中大敗，所得議席不過三十，這在號稱「八百羅漢」的國會中（870席），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小黨派。
失敗之餘，梁啟超隨即跨黨加入勢力較大的「共和黨」，以求彌補。「共和黨」是1912年5月由「統一黨」、「民社」等合併而來，黨人大多由清末的立憲黨人及舊官僚所組成，其中包括了當時的知名人物如黎元洪、張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彥圖、熊希齡、范源濂、程德全等人。「共和黨」成立後，全國各地都設立了分部，黨員數量一度超過10萬人，成為僅次於「國民黨」（即原同盟會）的第二大黨（可控議席近250席）。
早在「共和建設討論會」成立之初，梁啟超便為之起草了一份《中國立國大方針》的商榷書，其中明確提出實行「政黨內閣」的主張；另外，梁啟超認為，要實行「政黨內閣」，則必須有「兩大健全的政黨」為前提，正如其在早年《新民說》中提到的，「政黨政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而梁啟超之所以加入「共和黨」，其目的便是要締造一個能與國民黨相抗衡的大黨。
但是，即便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合併，在國會中控制過半議席也無完全把握，因而梁啟超又將「統一黨」納入合併計畫。「統一黨」原為章太炎所組織，此時的黨魁已換成王揖唐、王印川等人，該黨一向與革命黨人作對，又有袁世凱在背後撐腰，其聲勢也不算小，大概握有議席五十上下。
對於梁啟超「兩黨競爭」的政治構想，三黨人士大多表示支持，合併事宜也進行得非常順利。在一次三黨聯合懇談會上，梁啟超當席指出：「目前共和、民主、統一三黨聯合起來，在國會中尚不能佔據多數，這種現象極為可憂。不管是為三黨考慮，還是為反對黨考慮，都應該三黨合併，使中國能逐漸二大黨對峙的局面，這樣政黨政治才能逐步走上正軌。」
1913年5月底，在梁啟超等人奔走下，「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在北京舉行合併大會，宣布成立「進步黨」。大會選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張謇、伍廷芳、孫武、那彥圖、湯化龍、王賡、蒲殿俊、王印川9人為理事，名譽理事有馮國璋、周自齊、熊希齡、張紹曾、閻錫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鍔、唐繼堯、陸榮廷、張鎮芳、楊增新、程德全、朱瑞、庄蘊寬等20多位名人，另外還有100多名參議，陣容強大，初具大黨規模。
從人員上來看，「進步黨」的骨幹力量大都是原清末的立憲黨人或清末舊官僚，在梁啟超的影響下，「進步黨」的政治立場傾向於擁護袁世凱政府，其主要作用是在國會中對抗「國民黨」，支持袁世凱實行中央集權。當然，這並沒有脫離政黨政治的範疇，毋庸指責。
同盟會在民初的政治局面中仍然處於關鍵的地位，但其內部也遭遇不少的挑戰。在革命成功之後，章太炎、張謇等人撰文呼籲，要求同盟會結束革命時期的秘密組織狀態而改造成公開的政黨組織（所謂「去革命化」），章太炎所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便是這個含義。而早期的革命黨人章士釗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法政歸來後，也提出「毀黨造黨說」與章太炎相呼應。所謂「毀黨造黨」，即「毀無綱之黨，造有綱之黨」，為芸芸眾黨造兩個對立的政綱，為中國走向兩黨制度作一預備期。
袁世凱當政後，孫中山、黃興一度看淡革命，轉而從事社會工作，同盟會的黨務工作改由宋教仁負責。在思想上，宋教仁與梁啟超有相通之處，他在民國成立後也一直致力於把同盟會由秘密的革命黨改造成公開合法的普通政黨，以實現其政黨內閣的主張。在宋教仁看來，革命黨乃「以激烈手段謀破壞」，政黨乃「以和平手段謀建設」，兩者因時代不同而使命迥異，進行和平的、有風度的政治競爭在民國成立後乃是大勢所趨。
在全國各黨各派紛紛合併重組的形勢下，同盟會也感到了莫大的壓力。1912年3月，同盟會在南京宣布正式改組為公開政黨，會員也在隨後的數月間迅速增至十數萬人，成為民國初年勢力最大的政黨。但共和黨在合併其他黨派後同樣勢力大增，在改選臨時參議院時，同盟會已不佔絕對多數。因此，同盟會的改組及合併其他政治主張接近的小黨派也就成為當務之急。
在以上提到的幾個大黨之外，還有一個號稱「第三黨」的「統一共和黨」，其在臨時參議院中佔據了一定的議席。「統一共和黨」由三個政團合併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