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山水養一方人，湘女自古多情，湖南亦以出才子而聞名。不過，湖南出才子大體上是近代才有的現象，而這又主要與太平天國運動有關。1851年太平軍起事後，天下糜爛，所幸湖南出了個曾國藩，其率湘軍子弟衝出湖南，縱橫天下，立下不世的功勛，湘將湘官遍及全國，湖南人由此得風氣之先。
湖南才子熊希齡，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登上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的。熊希齡的老家在湘西鳳凰城，沈從文先生在小說《邊城》里描述道：古老的城樓依山傍水，清澈見底的沱江穿城而過，城門外的河面上，石頭墩子架起了一條窄窄的木橋。可喜的是，木橋上面走出了熊希齡與沈從文，兩個才子，地道的老鄉。
要說鳳凰城老，其實也不算古老，因為這裡地處湘西，一向民風樸野，教育不甚發達，在明朝以前，鳳凰一帶都是歸苗人土司管理，直到雍正皇帝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後，這裡又設立了兵備道，以威懾土司勢力。如今的鳳凰城樓，大概就建於這個時期，原本系出於軍事的考慮。經過幾十年的教化後，該地改設為鳳凰廳，但仍舊保留了一些軍事的特色，譬如軍戶，熊希齡便出生於這樣的家庭。
熊希齡的父親熊兆祥從軍之時，正是曾國藩領著湘軍子弟四處拼殺之際。湘軍將領和一般的武夫不一樣，他們大多是書生出身，上馬提刀殺賊，下馬揮筆作詩，因而湘軍也在血海求生中，又多了一份忠義儒雅之氣。熊希齡的父親對曾國藩極為仰慕，但他自己是一介武夫，要想成曾國藩、左宗棠那樣的人物，似無可能，因而他的願望便寄托在自己的長子熊希齡身上，希望他能夠從小讀書成材，日後科舉入仕，光耀門庭。
在父親的殷殷期望下，熊希齡確是十分的爭氣。在很小的時候，熊希齡就表現出不同於一般凡童的稟性，據說他六歲發矇的時候，對老師教的東西過耳不忘，只需三四天便將《三字經》背得滾瓜爛熟，「神童」之譽，不脛而走。如此超前的記憶力，加上聰慧的頭腦，熊希齡在14歲時便中了秀才，這對世代行伍的熊家來說可謂是十分的難得，就算在當時蠻風未減的湘西，那也是鳳毛麟角。
鳳凰廳所屬的沅州，數十年來學風不振，在鄉試或者會試中一直是榜上無名，鄉人為之蒙羞。好在後來沅州太守朱其懿極重視教育，創辦了沅水校經堂並親自指導，熊希齡便被召入其中。沅水校經堂的教學不僅僅局限於科考，經史、詞章、輿地、農政、河渠、兵謀，等等，應有盡有。在這裡，熊希齡眼界大開，學業突飛猛進，並在二十一歲那年的鄉試中以第19名高中，主考官給他的評語是：「邊楚蠻荒，前無古人，才華之高，乃三湘有為之士。」由此，年僅弱冠的熊希齡一舉成名，譽滿三湘。
次年，熊希齡入京參加會試並順利通過，但正當他期盼著在殿試中一舉登科時，卻因書法不合殿試要求而被打發回去練筆（一說是熊希齡自覺自己的書法不合殿試的館閣體，一說是考官嫉妒其少年英才，挑剔其考卷墨跡有污）。一直等到1894年，二十五歲的熊希齡捲土重來，高中二甲進士並被欽點為翰林院庶吉士。這次真的是湘西飛出了個「熊鳳凰」，人如其名，名滿天下。
人逢喜事精神爽，好事成雙，紛至沓來。金榜題名後的熊希齡，隨後回鄉娶親，新娘子不是他人，正是沅州太守朱其懿同父異母的幼妹朱其慧。各位別誤會，這並不是一樁包辦婚姻，要說起熊希齡和朱其慧的相識，還挺有才子佳人的韻味。據說，朱其懿曾有意讓自己的妹妹朱其慧在書院中挑選一位才子婚配，朱其慧便來了個比文招親，她寫了個「栽數盆花，探春秋消息」的上聯貼在院中，讓諸生答對。最後，熊希齡以「鑿一池水，窺天地盈虛」，最得朱其慧的心意，兩人一見如故，由此結緣。成婚後，夫人朱其慧果然十分賢惠，對熊希齡一生的事業頗多裨益。
在個人的科舉功名上，熊希齡固然春風得意，而且註定要有個好的前程，但他中進士的那一年，很不幸，正是甲午戰爭的慘敗之時。一向為中國人所蔑視的東洋小日本居然一舉打敗了泱泱中華老帝國，這無疑是在熊希齡這些讀書人中間丟下了一顆原子彈，讓他們既感到極度的震驚，又迸發出無比的激憤。在得知清廷即將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後，熊希齡儘管是人微言輕的新進官員，但他仍多次上書反對和約，在朝廷不為所動的情況下，熊希齡憤而請辭離京，回到了湖南老家。
在慘痛的失敗面前，不僅僅是熊希齡一個人陷入了迷惘與沉思。同期中式的康有為，還有他的弟子梁啟超等人都在高聲疾呼變法自強，而當時的湖南，也有這麼一批人走上了同樣的道路。1895年，名孚一時的清流派官員陳寶箴出任湖南巡撫，曾在同文館學習外事的翰林院編修江標主持湖南學政、曾任駐外使館做過參贊的黃遵憲出任湖南按察使，在這些新派官員的引領下，湖南的風氣為之一新。
離京後的熊希齡，最初被張之洞延攬進入兩湖營務處，在湖南新政開始後，熊希齡為報效家鄉，又辭去營務處總辦的職務，並全身心地投入到湖南的維新運動中去。當時的長沙，已經聚集了一批維新人士，包括譚嗣同、唐才常，乃至康有為的名弟子、當時輿論界的風雲人物梁啟超也加入了當地創辦的時務學堂，而時務學堂的總理，正是熊希齡。
在這段時間，熊希齡始終在不知疲倦地忙碌著，他除了要打理時務學堂和南學會之外，更多的精力卻放在了《湘報》上。《湘報》是湖南所創辦的第一份報紙，在熊希齡的眼中，這就是開啟民智的最佳利器。為此，熊希齡上下奔走，百般籌劃，從訂購機器、印刷活字，到制定章程、邀集撰述，無一不傾注了他的一片苦心。
1897年11月下旬，熊希齡通過汪康年在上海訂購的印刷機器終於被運回了長沙，主要撰稿人也已經初步選定：唐才常任主筆，李維格為西文翻譯，梁啟超、譚嗣同、何來保、戴德誠、樊錐等人也都答應為《湘報》撰稿。另外，湖南的官紳名流如陳寶箴、黃遵憲、皮錫瑞等人乃至一些時務學堂的學生，也都在《湘報》上刊登文章，足見熊希齡的不懈努力和號召力。
作為湖南的第一份報紙，《湘報》最終於1898年3月7日正式創刊，由此成為湖南維新派的主要輿論陣地。在發刊伊始，《湘報》便先後發表了樊錐的《發錮篇》、《開誠篇》和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等文章，其中直截了當地提出要「唯泰西是效」、「一切制度悉從泰西」，毫無疑問，這是主張「全盤西化」的先聲。
《湘報》的輿論聲勢在守舊派中間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他們紛紛上書湖廣總督張之洞及湖南巡撫陳寶箴等高官顯要，攻擊熊希齡等人「以夷變夏」、「動搖國本」，犯下的是殺頭的罪行。原本支持維新的陳寶箴在讀到這些文章之後也不免大驚失色，他隨即轉告熊希齡，令其收回救正。由於熊希齡不肯照辦，陳寶箴便停發了每月撥給《湘報》的200兩銀子，令其陷入資金不足的窘境。財源被斷，熊希齡只好離開了《湘報》。
一個月後，「戊戌政變」突發，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軟禁，維新志士譚嗣同等人喋血街頭。作為湖南新政的風雲人物，熊希齡難免要被追究，好在他在這段時間裡因飲食不慎而突發痢疾，正好回老家養了一段時間的病，不然的話，以他的個性，弄不好就撞在槍口上。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御史黃桂均隨即以「康梁黨徒」的罪名參了他一本，熊希齡最後受到了「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的處分。對此結果，熊希齡尚感慶幸，正如他後來對人說的，「向非一病，當與六君子同命成七賢矣！」
遇此挫折後，熊希齡便匿跡衡陽、沅州等地閉門讀書，夾起尾巴來做人。數年後，那些頑固守舊派因在庚子年闖下大禍而土崩瓦解，慈禧太后為了挽回民心，不得不接過了維新派的旗幟推行新政，熊希齡也在無形中得到了解放。
1902年，師長兼郎舅朱其懿出掌常德府，隨後他便請熊希齡出山辦理西路師範學堂，並為「全省之冠」，由此引起了湖南巡撫趙爾巽的注意。趙爾巽對熊希齡的才能極為賞識，他在1903年底上奏朝廷，懇請對熊希齡「免予嚴加管束」，一舉解決了熊希齡的政治問題。不久，趙爾巽上調為戶部尚書，繼任湖南巡撫的端方又改派熊希齡辦理實業，令湖南的絲織業和瓷器製造業一度領先全國，成績斐然。
1905年，趙爾巽被任命為盛京將軍，他上任前的第一件事便是將熊希齡調入幕中；而這時清廷又組織了憲政考察團準備赴歐美考察憲政，前湖南巡撫端方也名列於五大臣之中，他當時也請調熊希齡為考察團的隨行參贊。這下，熊希齡成了眾人爭搶的香餑餑，他又不能分出兩個人來，最後因考察憲政茲事體大，趙爾巽只好放棄，但他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熊希齡必須在國外同時考察實業，回國後再加以重用。
當年年底，熊希齡隨同端方等人出洋考察，先後訪問了日、美、英、法、德等國。在此行中，熊希齡的任務最為繁重，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