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在法國東北部貢比涅森林的一列火車上，德國代表與法國代表簽署了停戰協定，一戰結束了。在這短短的四年中，歐洲的政局因為這場慘烈的戰爭而發生劇變：俄國爆發革命，沙皇被推翻；德國投降，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奧匈帝國瓦解；英法雖然慘勝，卻元氣大傷……
但不管怎麼說，殘酷的戰爭終究是結束了，全世界的人們都沉浸在和平和歡樂中……中國人民也不例外，因為咱也是「戰勝國」！史無前例的第一次！
這戰勝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把東單北大街上那座規模宏大的克林德碑給掀了。克林德是庚子年混亂中不幸被殺的德國公使，在八國聯軍侵華後，清廷被迫派醇親王載灃親自到德國致歉並為之修建了這種牌坊。在德國宣布投降後的第三天，這座牌坊被興奮的中國民眾推翻在地，碑上用德文、拉丁文、中文書寫的三種銘文被抹去，後來被運到中央公園（原社稷壇，今中山公園）重新搭建，並刻上了「公理戰勝」四個大字，以示我國人揚眉吐氣（1952年又改成了「保衛和平」四字）。
徐世昌也著實趕上了好運氣，上任剛剛一個月，就遇上了這麼個特大利好消息，可謂是不戰而勝，喜從天降。雖然中國只派出了一些勞工赴歐洲幫忙，勝利來得有點廉價，但終究擠入了戰勝國的隊列，可以隨班逐隊，山呼萬歲，值得好好的慶賀一番，並藉以鼓舞鼓舞民族的志氣。
據當時人的記載，北京的街道上插滿旌旗，人滿為患，各方面歡呼慶祝，一片歌舞承平之聲浪，可謂是普天同慶、萬民歡愉。從11月14日起，教育部特令北京的各學校放假慶祝，並由半天延長至數天。當天下午，北京學界舉行遊街大會，教育總長還特意安排在天安門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檢閱與演講之用。
由於這次遊街游得特別的好，北大校長蔡元培在興奮之餘，又向教育部提出申請，請求延課兩天，並希望在這兩天借用天安門的那個臨時高台，以供北大教授們公開演講。在這兩天里，蔡先生每天都去演講一次，其他文理科學長教授也都陸續登台，在劇烈的冷風中向大眾講演，幾至喉嚨嘶啞為止。
11月28日，總統府決定在天安門舉行閱兵式，以慶祝歐戰勝利；閱兵式後，又在中央公園開演講大會，大會有眾議院議長王揖唐主持，總統府秘書長吳笈孫代表總統徐世昌演說，總理錢能訓、參戰督辦段祺瑞等人也都到場發表演講。此次大會，人數上萬，每至演講高潮，聽講者歡呼連連，氣氛之熱烈，前無所有。
在這種激動的情緒影響下，徐世昌又決定在30日舉行全城的市民提燈遊行大會。大概是受到上次遊街的鼓舞，教育部這次更是興高采烈，他們特發命令，讓全體學生都來參加30日的這次提燈大會。據稱，當天參加慶典遊行的學校有60多所，光學生就有萬人之眾。當大總統徐世昌的馬車進入天安門時，圍觀的市民和學生更是鼓掌歡呼，盛況空前。
在國際上，各種利好的消息也是紛至沓來，先是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建議，呼籲建立世界和平的綱領；接著又是各國籌備巴黎和會，為建立世界新秩序而努力。在國際和平潮流的影響下，徐世昌也順勢發布和平命令，以求國內南北雙方停戰議和，重歸統一。
在一戰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歐美列強無暇顧及東亞，等戰爭一結束，他們立刻重返遠東，但當時中國南北分裂的局勢是令他們非常不滿的，因為這嚴重影響到了他們的商業利益。在英國公使朱爾典的牽頭下，各國公使都向北京政府委婉的表示了對中國和平穩定的期待，而這時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的日本寺內內閣垮台，新上任的原敬內閣也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韙，於是轉而支持中國南北和談。
1918年12月，英、美、法、意、日五國公使向南北雙方提出聯合勸告，敦促中國和平解決南北衝突。在這種情況下，段祺瑞所代表的皖系勢力也不好過分的主張武力統一，而西南軍閥也對馮國璋的和平法令表示擁護，南北雙方達成了一定的共識，而這也是當時大部分國民所樂於看見並寄以厚望的明智之舉。所幸的是，當時西南五省在將孫中山排擠走之後，改由前清官僚岑春煊出任軍政府主席，而徐世昌與岑春煊本就有老交情，因此對南北和談的組織大有幫助。
在經過一番的爭執和妥協後，1919年2月20日，南北雙方終於在上海正式召開南北議和會議，這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第二次南北和談（前一次發生在辛亥革命時期）。由於參加這次和會的南北代表人數眾多，關係複雜，其背後的利益代表更是錯綜糾葛，是否能談出點實質成果來，還真不好說。
先來看下雙方代表名單：北方總代表朱啟鈐（代表徐世昌），其他代表方樞（安福系）、吳鼎昌（安福系）、江紹傑（安福系）、施愚（直系）、王克敏（直系）、汪有齡（交通系）、劉恩格（奉系）、李國珍（研究系）、徐佛蘇（研究系）共10人；
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廣州軍政府）、章士釗（岑春煊之政學會）、胡漢民（國民黨）、繆嘉壽（雲南）、曾彥（廣西）、郭椿森（政學會）、劉光烈（四川）、王伯群（貴州）、彭允彝（湖南）、饒鳴鑾（福建及海軍）、李述膺（陝西）共11人。
雙方的談判隊伍固然強大，但並不團結，也不統一，當時人稱之為「南與南不和，北與北不合，南北復不合」，此話倒是一語中的。
在北方的談判團中，其實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們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軍閥的利益，真正的後台老板是段祺瑞，大總統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團更加分散，他們分別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勢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盤，唯獨在反對段祺瑞的問題上倒是齊心協力，意見一致。
說句實話，大總統徐世昌和內閣總理錢能訓倒是希望和談能有成果，但主導和談的都是那些槍把子，他們倆夾在中間，誰也不敢得罪，事情確實不好辦哪。這不，和談一開始，南方總代表便提出一個要求，要將陝西督軍陳樹藩撤去。北方代表聽後，頗感詫異，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原來，南方樹起「護法」大旗後，前清舉人、老同盟會員、大鬍子大書法家于右任便響應號召，潛回老家陝西三原與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張鈁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陝西靖國軍的大旗。陝西督軍陳樹藩豈容革命黨在自己的地盤上撒野，隨即便以「剿匪」的名義前來進攻，雙方好一陣廝殺，不料靖國軍的楊虎城部卻十分神勇，硬是將陳督軍的威風給打了回去……這位在後來的「西安事變」中名揚天下的楊虎城將軍，當時才二十五歲呢。
陳樹藩是皖系幹將，段祺瑞當然不能坐視不管，因而後來便有其他友軍開進陝西幫助「剿匪」，但此時正好南北開談，南方自然是站在陝西靖國軍的一邊，他們將這個問題首先提了出來……既然是和談，怎麼能讓那邊還打著呢？這氣氛太不和諧了嘛！
北方代表一聽也覺得在理，總不能一邊戰火四起、硝煙瀰漫，而另一邊紳士們還裝模作樣的故作和談吧？這樣也顯得太沒有誠意了。於是，南北雙方接受了調停人、江蘇督軍李純的意見：陝西境內雙方的軍隊均停止前進，援軍撤回，南北雙方都派員到陝西監督停戰……現在聯合國維和搞的不也是這一套？
在陝西暫時停戰後，南北和談步入正題，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銷軍政府，全國歸於一統；而南方代表則提出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和公布中日密約等問題。從法統上來講，北方代表的提議名正言順，畢竟他們人多省眾，又佔住北京，還有一個像模像樣的國會，由它一統也說得過去。但從道義上來說，南方打出「護法」的旗號，我們又理應支持革命、支持「護法」，這「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還真是左右為難呢。
北方代表的提議相對籠統，但爭的是法統，如孔夫子說的「名正言順」，南方代表自知不能與之相較，於是便把矛頭對準了老段，別的不說，光「停止參戰借款、取消參戰軍和公布中日密約」這三項具體而直接的要求，就夠老段喝一壺了。
北方總代表朱啟鈐開始的態度還算和氣，他答應接收這些要求並轉而請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代表們聽到朱啟鈐的表態後立即跳了起來，他們指責朱啟鈐過於軟弱並威脅說，如果總代表再這麼遷就下去，恐怕就不能繼續代表北方。
段祺瑞聽到南方代表的「無理」要求後，心裡也是十分的激憤。他想，中國能成為戰勝國，自己可謂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裡，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怎麼反成了罪過呢？這是何道理？惱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陳樹藩繼續進攻陝西靖國軍，以示警告。
陝西重燃戰火後，南方代表憤而指責北方毫無談判誠意，於是在3月2日通電停止會談，南北和議也就陷入了僵局。這時，外國公使們看了也很著急，他們再次聯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勸告，而一直關注和談的社會各界也紛紛呼籲搶救和會，並敦促雙方各退一步，以求南北和議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