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1日，馮國璋在北京就任代理大總統，這也標誌著短暫的「黎、段」體制結束，民國中央政局進入「馮、段」體制時期。
沒了黎元洪和國會的制肘，對德國宣戰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發布公告，正式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宣布之前與德奧簽訂的條約協議一律無效。換句話說，德奧在中國的租界及其特權全部收回，庚子賠款也不必再支付了。
真是大快人心的大好事啊。
那有人要說，既然參戰了，那應該組建軍隊去歐洲參戰吧？這天上掉餡餅的事，終究不可靠啊。值得慶賀的是，這種想法在當時確實多慮了。中國雖然宣布參戰，但並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加入戰場，也沒見德奧提兵前來報復，這實在是一件包賺不賠的好買賣。
當然，中國還是派出了一些勞工前往協約國集團的法俄等國的，因為當時歐洲打了幾年仗後，青年都上了戰場，後方壯勞力極度缺乏，因此他們請求中國派出一些勞工前往歐洲，幫助他們在後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譬如兵站運輸、防禦工事的挖掘修建等工作，也算是代中國軍隊間接參戰了吧！
馮、段雖然外交雖然取得了勝利，但內政上卻遭遇了大麻煩。原來，在段祺瑞拒絕恢複國會後，部分議員們來到廣州並於8月25日召開了「非常國會」。所謂「非常」者，乃是人數不及法定出席人數也。按例，國會通常為「八百羅漢」，須過半數方可開會，當本屆國會議員自選舉後已近5年，部分議員或老或病或死或退，已經難以湊足八百，之前被黎元洪解散的那個國會也不過剛過半數。這次來廣州「非常國會」的議員，人數在一百五十餘人，已屬不易。
經「非常國會」的「非常會議」之後，廣州便組織了以孫中山為大元帥的軍政府，與老段的北京政府遙相對峙，分庭抗禮，而其依靠的勢力卻是西南軍閥，如雲南的唐繼堯和兩廣的陸榮廷，這二位大佬也被選為元帥。
自命為正統的馮國璋大總統得知廣州另立中央後非常生氣，他一邊指責廣州方面非法召開「非法國會」，一邊還下令將廣州軍政府的成員一律緝拿嚴辦。段總理來得更直接，他氣勢洶洶的宣布要出師剿滅南方軍隊，決不寬恕。
在北方的威脅恫嚇之下，南方也不甘示弱，陸榮廷在召開會議後提出四項主張：一是迎黎元洪復職、二是恢複國會、三是罷免段祺瑞、四是撤免湖南督軍傅良佐，如果北京政府不肯答應，哼哼，他們也要武力征伐。
在這個比誰的拳頭粗的軍閥年代，非常即常，常也不常，哪裡來的這麼多講究！
陸榮廷的前三個條件，即「迎黎元洪復職、恢複國會、罷免段祺瑞」，稍有理智的人就知道這斷無可能，要是滿足了這三個條件，那還不如請你陸榮廷去北京做總統、重組政府得了。很顯然，這不是談判的友好方式，也毫無談判之誠意。南北雙方，彼此彼此。
說到第四個條件撤免湖南督軍傅良佐，卻是引發南北衝突的直接原因。原來，在辛亥革命後，湖南革命黨推年僅26歲的焦達峰為湖南都督，但不到十日便被人刺死，後由進士出身的知名立憲黨人譚延闓繼任都督。
譚延闓出生於1880年，其父譚鍾麟曾做過陝甘、閩浙、兩廣總督等職，曾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為「湖湘三少」。譚延闓從小就聰穎好學，帝師翁同龢也曾稱他為奇才，後來譚延闓果然連中秀才、舉人，並在1904年的全國會試中一舉拔得會元（會試中的頭名），填補了湖南近200多年來沒出過會元的空白。而這一次，也是中國的最後一次科舉考試。
譚延闓當上都督後，由於湖南革命黨的勢力比較強大，因此譚延闓也在民國初年偏向革命陣營並加入了國民黨。在「二次革命」中，譚延闓因試圖在南北雙方中維持中立而被袁世凱逼走，改由海軍次長湯薌銘出任湖南都督。
湯薌銘是湖北人，其兄便是清末著名的立憲派領袖湯化龍。湯薌銘曾中過舉人，後來改習海軍併到歐洲留學五年。回國後，湯薌銘進入海軍，並出任了統制薩鎮冰的參謀長。在辛亥革命中，湯薌銘率領艦隊起義，後來被袁世凱委為海軍次長之職。「二次革命」爆發後，湯薌銘重披戰袍，率艦隊前往江西、湖南助攻，並由此接任了湖南都督。
在洪憲帝制中，湯薌銘帶頭勸進，袁世凱喜出望外，隨後封其為一等侯，不料護國軍起，局勢大變，湯薌銘在其兄的勸說下又倉皇宣布獨立。袁世凱得知湯薌銘都倒戈了，氣得病情加重，是謂「送命二陳湯」也（「二陳」即為陝西的陳樹藩和四川的陳宦）。
儘管湯薌銘氣袁有功，但他畢竟是帝制運動的積極分子，最終為湘人所不容，後來被逼出湘，而譚延闓則捲土重來，做上了湖南省長兼督軍。上任伊始，譚延闓便搬出民國初年的一個口號，叫「湘人治湘」，實則是再次販賣他「嚴守中立」的看家法寶，防止其他勢力覬覦三湘大地。
說起民國初年的口號或者說理念，那可謂是不勝枚舉。就拿「湘人治湘」、「鄂人治鄂」之類的來說吧，意思就是由本省人來治理本省，具體體現便是由本省人來做本省的都督，如黎元洪做湖北都督（黎為湖北黃陂人）、閻錫山做山西都督（閻為山西五台人）、李烈鈞做江西都督（李為江西武寧人）、譚延闓做湖南都督（譚為湖南茶陵人）、陸榮廷做廣西都督（陸為廣西武鳴人）、胡漢民做廣東都督（胡為廣東番禺人）等等，諸如此類。
民國初年，南方民黨推薦參加革命的原廣西布政使王芝祥出任直隸都督，結果引發了袁總統世凱和唐總理紹儀的一場衝突，弄得最後，唐總理被逼掛冠而去，未嘗不是「直人治直」思想所導致。南方民黨的推薦理由很簡單，王芝祥是直隸通縣人，由他出任直隸都督理所當然。唐紹儀對此本已答應，但直隸是什麼地方？袁世凱豈能容忍卧榻之側來個革命黨做都督？此事鬧得不歡而散，不待智者而知之。
「湘人治湘」及其類似的理念，其實是各省自治的初級階段，後來還擴展成「聯省自治」的高級階段，其濫觴便在於此。
與「湘人治湘」類似理念同等出名的便是「軍民分治」。所謂「軍民分治」，就是要將各省的軍政事務與民政事務分開，一來防止軍閥專權，二來也是為了提高效率。在前清的時候，各省的總督巡撫是兼管軍事民政司法獄政的，後來清末搞什麼統一軍權，把各省都督巡撫的軍權收去，結果總督巡撫控制不了各省的新軍，這其實也是清朝覆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理論上說，清末統一軍權的政策並沒有錯，錯就錯在操之過急，結果辛亥革命一爆發，各省新軍各行其是，把老的總督巡撫趕走，自己做督軍。君不見，民國初年的各省新貴，那些新軍的將領是何等的年青，譬如蔡鍔、李烈鈞、閻錫山等都督，他們當時也不過就三十齣頭，倘若不是武昌起義的機緣，如何能發生此等不可思議之事？以他們的知識、閱歷及能力，又有何德何能，能治理數千萬人口的一省之大呢？像閻錫山這樣的，實在是鳳毛麟角。
民國建立後，各省大權均集中在都督手中，這對中央政府統一政令自然不利。於是，袁政府也就接過前清的政策，打出「軍民分治」的旗號，要將各省都督的權力分離，也就是在各省分設省長和督軍兩職，省長管民政，督軍專任一方安全，彼此分工合作，又有所牽制，而中央政府也可藉以統一政令，防止地方軍閥的危害出現。
不管是口號也好，理念也罷，「湘人治湘」和「軍民分治」都可以說是好東西，但中國的問題往往在於，東西是好東西，但執行起來卻走樣變形，其中的問題出在哪裡？關鍵還在於人的私心摻雜其中，弄到最後，好理念、好政策都要變成歪經。
這不，譚延闓說「湘人治湘」，段祺瑞便提出「軍民分治」，理由是譚延闓文人出身，不諳軍務，理應辭去督軍而專任省長；至於督軍一職，則由時任陸軍部次長的傅良佐來出任。傅良佐原本就是段祺瑞的學生和跟隨多年的親信，這次得以出任湖南督軍，老段特意解釋說，傅良佐乃是湖南乾城人，回老家署理督軍一職，豈不是「湘人治湘」和「軍民分治」的完美結合？一石激起千層浪，譚延闓心裡是一百個不願意，因為大家都知道，傅良佐雖然原籍湖南，但他是生於北方、長於北方，說的北方話，吃的北方飯，當地就沒有幾個人知道他是湖南的。因此，說傅良佐回老家當督軍是「湘人治湘」，實在是過於牽強。但是，譚延闓又不能公開違抗中央軍令啊，於是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西南軍閥的身上。對於老段派傅良佐督湘的目的，南方的大佬們陸榮廷、唐繼堯等人當然是心知肚明，他們也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因為一旦傅良佐拿下湖南，下一步就可能要進軍西南，實現段祺瑞「武力統一」的夢想了。
在危險面前，西南的各軍閥們立刻聯合起來，他們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派兵入湘支援譚延闓。但是，西南軍閥畢竟山高路遠，而且內部也不甚統一，雖說要出兵，但只聽雷聲大，卻不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