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2月，宋教仁辭別母親和妻子，在長沙、武漢、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演說、遊歷一番後回到上海，並準備在3月20日乘火車前往北京。宋教仁所到之地，往往要發表演說，其中也不乏抨擊袁世凱政府的言辭。當時有人勸他不可過於鋒芒畢露，以免不測之險。宋教仁對此卻不以為然，他說：「我這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既無夙怨，也無私仇，光天化日的政客競爭，又怎麼會有如此卑劣殘忍的手段？」
唉，宋教仁畢竟年輕閱淺，也未免太大意了，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專制力量過分的輕視，此所謂「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真是為後來者留下了一個血淋淋的教訓。
3月20日晚十點左右，宋教仁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來到滬寧火車站準備北上。由於當時很多當選的國會議員也都從上海出發，因而車站還特設了議員休息室，宋教仁等人便先在那裡稍作休息。議員休息室里的氣氛是熱烈的，每個人的情緒都很高昂。正當大家興高采烈的謀劃著民國未來的美好藍圖時，火車的汽笛突然「嗚嗚」響起，提醒火車已經到站，旅客們趕緊上車。
從議員休息室到檢票口不過數十米，兩三分鐘即可走到，但此時卻突然下起了小雨。在大家的簇擁下，宋教仁與黃興在前面並排走著，一路上還說說笑笑，但當他們快走到檢票處的時候，斜刺里突然竄出一條黑影，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砰」地一聲槍響，走在隊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著身邊的鐵柵欄，忍著痛叫道：「我中槍了！」
緊接著，又是兩聲槍響，這次的子彈卻彈在地上，並未傷人。在大家的一片驚呼中，兇手卻身手敏捷，還沒等到巡警趕來，此人已經消失在迷濛的夜雨之中，一下就跑沒影了。遭此變故後，歡樂的氣氛為之一掃而空，夜色也緊張得換了一個面孔，在細雨茫茫中，街燈也顯得更加的昏暗。
等到大家鎮定下來後，卻發現宋教仁已經歪倒在地上，手還緊緊的捂著受傷的腰部。當同伴們找來汽車送他去醫院的時候，血已經流了一地。很快，宋教仁便被送到附近的鐵道醫院，經醫生的檢查，宋教仁是背後中槍，子彈斜穿到腰部，腎臟、大腸均被擊中，更可怕的是，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毫無疑問，這是一樁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目的就是要致宋教仁於死地。
外科醫生趕到後，隨即對宋教仁進行手術，在費勁周折後才將其體內的子彈取出，但此時已經太晚。手術後的宋教仁臉如白紙，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將走到盡頭，便呻吟著對陪護的于右任口授遺囑，說有三事還需同志相助，一是將他在南京、北京及東京寄存的書籍全部捐入南京圖書館；二是他家中一向貧寒，老母尚在，希望在他死後請黃興及各位故人代為照料；三是諸位同志要繼續奮鬥救國，勿以他為念而放棄責任。
言畢，宋教仁痛苦至極，他一會雙手抱肩，一會合成十字，似乎有說不盡的苦況，旁邊一班友人，也都為之惻然落淚。在經過第二次縫腸手術後，宋教仁的傷情更加惡化，他還呻吟著說：「我為了調和南北，費盡苦心，可是造謠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誤解，我真死不瞑目。」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點，在黃興、于右任等人的圍侍下，宋教仁終於在輾轉苦痛中氣絕而亡，年僅32歲。臨終前，宋教仁雙目直視不瞑，雙拳緊握不張，眼眶中尚有淚珠，足見他對這個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戀和不舍。
宋教仁在游杭州西湖時，曾口佔五絕二首，一曰：「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徐尋屈曲徑，竟上最高峰。」二曰：「村市沉雲底，江帆走樹中；海門潮正涌，我欲強挽弓。」倘若兩首詩的最後一句合併，便是「竟上最高峰，我欲強挽弓」，這就頗有點不祥的味道了。也許是命運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輕的軀體，可能真的無法承當如此大的雄心壯志。在他即將到達政治生命的頂峰時，黑暗的陷阱卻早已布下，宋教仁剛剛三十二歲的生命之火和無數人為之激動的憲政理想也隨之無情熄滅。
宋教仁，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他出身於一個耕讀世家，最開始的時候家道還算殷實，但從其祖父輩開始因參與了反清事業，家族也由此開始衰落。宋教仁從小天資聰穎，1901年的時候考中秀才，1903年報考武昌文普通學堂時，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入學。文普通學堂是湖廣總督張之洞設立的一所新式學堂，對當時的中外知識和新思想傳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在宋教仁入學的那一年，黃興從日本回國宣傳革命，宋教仁聽了他的演說後十分佩服，從此便跟黃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
1904年2月，黃興和宋教仁等人成立了華興會，由黃興任會長，宋教仁和劉揆一任副會長。當年11月，華興會準備在長沙舉行反清起義，可惜未經發動便消息泄露，結果起義未遂失敗。在這一年的年底，宋教仁在得知自己被學校開除後，隨後流亡日本。1905年初，宋教仁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以宣傳革命，宋教仁被推為經理人並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儘管這個雜誌只出了兩期便被日本方面強制停刊，但宋教仁激情四射的文章已經在中國留學生中引起了不小的關注。
在同盟會成立後，《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被改名為《民報》（即同盟會的機關報），仍舊由宋教仁負責日常事務。宋教仁初到日本，因為不懂日本話，因而他經常到書店購書自學，並報名學習日語、英語甚至到體育會練習兵式體操，為日後發動武裝起義做準備。在具有了一定的日文基礎後，宋教仁參加了早稻田大學的考試，並成為留學生部的預科學生。
在此期間，宋教仁翻譯了一些憲政方面的書籍（當時日文和中文相似度達七成，沒有現在那麼多的片假名，中國人去日本留學，也能大概的看懂日本書刊報紙），包括《日本憲法》、《英國制度概要》、《美國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德國官制》等，這些學術活動雖然談不上研究精深，但基本奠定了他在憲政和法律認識方面的基礎。
從宋教仁的日記來看，他在日本的生活並不是那麼的愜意。譬如在1906年月27日，宋教仁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接到家中的書信，哥哥說家裡生活很困難，衣物都拿出去典當得差不多了，家裡剛長出青苗的田地也賣了，老母親很想念他，希望他回家，並希望他能寄錢回家或者自己帶回家，緩解家裡的經濟困難。宋教仁讀完信後，愁苦不堪，一籌莫展，他恨不能長出翅膀飛回家去看望母親，又想從哪裡想辦法弄一筆錢寄回去，可他左想右想，最後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1907年，在日本試圖謀劃強佔中國領土「間島」（即延吉地區）時，宋教仁化名日本人打入日本秘密組織「長白山會」，並獲取了日本人偽造的「間島」歸宿假證據。由此，他寫出了一本名叫《間島問題》的書，並幫助清政府在維護「間島」主權問題上取得成功。
為了獎勵宋教仁的愛國行動，時任外務部尚書的袁世凱還親自下令讓駐日公使獎勵宋教仁1000元錢。但是，宋教仁的行為也給他帶來了被動，一是同盟會的同志懷疑他投靠清廷，二是日本政府將他看做清政府的姦細並對他進行監視，而此時的同盟會也屢起風波，宋教仁也被捲入衝突當中。
1911年1月，宋教仁返回上海，並應于右任的邀請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由此寫下了大量的時政評論和革命宣傳文章。在此期間，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人組織了同盟會中部總會，試圖在長江中下游發動起義。武昌起義前（9月25日），湖北革命黨人居正、楊玉如還到上海與宋教仁等人協商發動起義之事，並希望同盟會派人前去領導，可惜宋教仁認為時機尚未成熟，沒有採取行動。
武昌起義後，宋教仁在南京臨時政府中任法制院院長，協助孫中山制定法令。但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與孫中山主張的大總統制發生衝突（之後頒布《臨時約法》卻又改成責任內閣制，以限制大總統袁世凱的權力），好在後來南北議和成功，首任內閣總理唐紹儀又提名他做農林總長，但這個職位顯然滿足不了宋教仁的大志。在唐紹儀辭職後，宋教仁也辭去內閣職務，並返回湖南老家探望已經闊別了近十年的母親。
在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並獲得國會選舉的勝利後，宋教仁是極有希望出任新的內閣總理的，但誰也沒有想到最後竟然會是這樣的結果。
誰是殺害宋教仁的幕後元兇？
第一個懷疑對象當然非袁世凱莫屬，因為他有太多理由要殺宋教仁。袁世凱曾經很欣賞宋教仁，並試圖將他拉進自己的隊伍中，譬如宋教仁在準備回湖南老家省親時，袁世凱曾贈予其一本50萬元的交通銀行支票，讓宋教仁隨意支用，可宋教仁除用了二三百元外，將支票基本原物退還。另外，袁世凱還為宋教仁訂造西裝，連尺碼都量得非常準確，足見其用心良苦。
可惜的是，在袁世凱的親善和拉攏下，宋教仁看起卻來是如此的「不識抬舉」，他在各地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