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閩訪談
《南方都市報》記者 鍾剛
實習記者 陳曉勤
《南方都市報》：先談談你這次回家的感受。
李西閩：這是我在震後第二次回長汀。春節回來時，車到長汀境內，特別激動，經歷了一次劫難，重新回到生我養我的地方，感情很複雜，見到家人，心情也很激動，當時的感情，用言語是表達不出來的。我記得，當我被救出來時，第一時間和我的母親通話，她就在那頭哭，我就安慰她，說沒事了。我知道他們心理承受了太多的痛苦，也極其沉重。
《南方都市報》：你的朋友說，李西閩不僅性格變了，連酒風也變了。
李西閩：我覺得我的主要變化是心態不一樣了。我以前是一個脾氣很糟糕的人，看不慣的事情會很憤怒地說出來，比較意氣用事，我從小就脾氣不太好，是一個很容易憤怒的人。經過這次地震後，性情平和了許多，我不會再因為一些事情發很大的火。不過，有一點沒有變的就是，我還是一個直率的人，有什麼說什麼，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那麼的偏激。
《南方都市報》：在《倖存者》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感恩的李西閩，在回憶人事中，你的情感其實是極其細膩的。
李西閩：當我被埋在底下時，其實一切都發生改變了，我對很多事物的看法，驟然地不一樣起來。我的回憶都是真實的，像告別一樣，當時，我就是在告別這個世界，那些想法就是我的「臨終遺言」。可能人到了瀕死狀態，對過去一切的審視，都會變得溫暖起來，當然，我也有傷心和痛苦，當我被困在底下時，也很憤怒，很委屈。
《南方都市報》：為什麼要寫《倖存者》，你不希望忘掉這段痛苦的記憶嗎？
李西閩：當我被救出來時，在裡面的點點滴滴，都在我的腦海里翻來覆去，我要把它記錄下來，這是我的第一個念頭。我認為這是我的一段寶貴經歷，時間長了，可能就把它忘記了。很多人以為事物沉澱以後，才能更好地寫出來，其實不是的，如果時間太長，那會出來一些失真的東西。我要立刻地，以原原本本地方式記錄這段經歷。這和我過去寫的小說是不一樣的，寫小說是可以虛構、可以假想的，但是在這裡面的所思所想，都是我所要保存的真實文本，我要見證這場災難。當時我被救出來時，就剩下一台筆記本電腦，我就用一個手指頭，敲出了這些文字。
《南方都市報》：具體是什麼時候開始寫的？
李西閩：動筆是在五月底，在此之前，我應李少君之約，給《天涯》雜誌寫了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那應該就是《倖存者》的雛形。實際上，當我在還在醫院時就開始做一些簡單的勾畫，比如在某個階段想過什麼問題，慢慢地回想。待到出院以後，一個戰友為我提供了一處安靜的住所，是在上海佘山的森林賓館，我在那裡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寫完了這本書。當時寫這本書時，身體還不是很好，手還是麻木的，我用一個手指頭敲字，進度很慢，按我以往的速度，二三十萬字的長篇，一兩個月就可以寫完，但是，這次我很難快起來。在寫作時，有些東西也會折磨著我，一些經歷回想起來，叫人後怕，當我在寫作時，原原本本地將那段經歷回想一遍，那就像重新經歷了埋在下面的過程，是一段恐懼反覆的過程，我不斷說服自己要把它寫下去。
在很多時候，你要咬著牙堅持過去，就像地震一樣，你埋在底下，你要放棄也可以，那你就死了，但如果你一咬牙堅持下來，可能你就有了活下去的可能。寫作同樣也是這樣，往往你在最艱難的時候，會有這麼一些階段，就是寫得很灰心，你覺得突破不了，你又是一個很堅持自己的人，是一個好作品主義者，有時你會很迷茫，覺得我寫到盡頭了，沒有力量寫下去，在這個時候，你再多走一步，可能就會好了，生活也是一個道理，不斷地從希望到絕望，再從絕望到希望。
《南方都市報》：寫不下去時，你怎麼排解你的情緒？
李西閩：我會給我的妻子和一些朋友打電話，和他們聊天，有時也會到賓館外面的竹林里走一走，讓自己平靜下來。
《南方都市報》：比較而言，這次寫作和以往，有什麼不同？
李西閩：完全是不同的經歷，我一直沒有像這次一樣完整地面對自己的過去，儘管我曾經會偶爾談起一些人事，但都是片斷的，這一次是我把一生都回憶了一遍，這種回憶對我現在活著是很有用處的，我知道什麼東西該堅持，什麼東西該放棄，到底什麼東西才是真正最重要的。
被困在下面時，我也有過一大段的空白，在前三個小時里，我真的是什麼都想不起來了，頭腦一片空白，全是恐懼，是迷茫，是無可奈何。到了天黑以後，我才開始想起一些東西，我覺得自己可能出不去了，救我的人都走了，我很絕望。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一點一滴地回憶過去，用回憶來填補我在那時的恐懼。我什麼都做不了，剩下的只能想像，想一些過去的事情。
《南方都市報》：你的記憶力好嗎？
李西閩：我記憶力非常好，小時候的事情，到現在都是歷歷在目的。但我也知道，如果相隔時間太長了，記住的只會是片段，而不是整體，所以在醫院時，我就很迫切地要把這段經歷寫出來，回來時間隔長了，你的看法也會不一樣，會有偏差，會失真。現在的很多回憶錄，我認為都會有失真的地方，它們或者過分誇大了某個東西，或者迴避掉一些事情，我要原原本本地把最真實的東西記錄下來，我認為這才會對這場災難，對這場生命經歷的見證有所好處。
《南方都市報》：你會不會認為這段經歷對於一個作家而言，意義非凡，是一筆別人很難擁有的寫作資源，是一筆財富？
李西閩：我還真沒想過這一點。有人跟我說，這是你的財富，但我真還沒有想到這。我認為它是我的傷口，是我的負擔，是我的噩夢，揮之不去。比如今天我跟你談話，晚上我是會做夢的，我感覺自己又重新被埋進去了。這段寫作也是很痛苦的過程，就像重新經歷了一場地震一樣，寫到一些章節，我會很難過，寫不下去，但我告訴自己，一定要把它寫完，反而寫完以後，噩夢就少了，可能通過它，我把我的恐懼發泄了出來。
《南方都市報》：這樣的結果似乎出乎你的意料？
李西閩：是的，我沒想到通過寫作治療了自己的傷痛。我只是認為我不能把這段經歷丟棄，哪怕它是一個傷口，我也要把留下來。可能在潛意識裡，我還是把它當作我的財產，我也認為任何一件大事情的發生，必須有人見證它、記錄它，我要抓住這些，我要作為一個證人告訴別人事情是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
《南方都市報》：你的傷痛似乎並沒有被痊癒，聽說你依然害怕一個人待在屋子裡？
李西閩：有段時間會這樣，以前我總認為城市太擁擠，很煩，盡量不到人多的地方去，但是，當我被困在下面的三天，我是多麼渴望自己就在人群中。我出來後，我總是希望我的親人不要離開我，就在我的旁邊，我會因此感覺特別舒服。當我醒來時，睜開眼就能看到旁邊有人，心裡的一塊石頭就會放下來，否則的話，會很痛苦，很恐懼，我會擔心這個世界會隨時毀滅，或許上海也會突然之間來一場地震，天花板會掉下來，重新砸到我。
我是五月底出院的，在家裡待過幾天，因為當時身上還有傷，帶不了孩子，孩子就托養在丈母娘家裡。白天妻子上班時，我一個人在家時，會很恐慌，我會盡量走出門去。站在街道的旁邊，看到人來人往，我會感到很安全，很舒服。在家裡時，我也會把電視機的音量開到很大，儘管我有時也沒有看電視，但是，聲音讓我感覺到身邊有人存在，心裡很踏實。我在那段時間裡，我對地震的信息也是極其抗拒的，看到報紙上的死者的照片，心裡特別難過，我有時會刻意地迴避這些信息，儘管那是真實的記錄，但是我不想看到，我寧願所有的報紙都在粉飾太平。
《南方都市報》：這種狀態持續到什麼時候？
李西閩：寫完這本書後才慢慢好了些，但是，我很難痊癒，直到現在，我還不敢去坐地鐵，地鐵轟隆隆的聲音，就像我在底下聽到的從地底發出的聲音，我在地鐵中搖晃，身體會很不舒服。
《南方都市報》：經歷這次事件之後，你對「恐怖」的理解有沒有發生改變？
李西閩：在地震的前後，我對人類的恐怖與災難的理解，其實還是一致的，只是這次經歷，讓我的理解更深入，更有切身體會。我一直認為，人的災難和我們內心的醜惡，都是很恐怖的事物，尤其是世界未知的部分，我一直是有害怕之心的。在這些災難發生時，我們沒有任何預見，命運實際上也是無法預知的，你無法預知的東西，應該才是最恐怖的。
《南方都市報》：讓一個被很多人稱之為「恐怖大王」的人體驗了76個小時的恐怖，有人說，這真是一段有戲劇性的經歷。
李西閩：我也這樣想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