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德弗羅堅信聯邦調查局不會撤消他的「游隼計畫」，但他還是為與柯林·弗萊明的這次針鋒相對的會面而深感煩惱不安。他並沒有低估對方的才智、影響或情感。但真正使他擔憂的是耽擱了時間。
「游隼計畫」只有中情局局長喬治·特內特和白宮反恐專家理查德·克拉克知情。對這個秘密計畫掌管了兩年之後，德弗羅已經接近，或者相當接近觸發他精心設置的陷阱的最後一搏了。
目標只被簡稱為UBL。這是因為華盛頓的整個情報界把那個人的名字拼寫成Usama，即烏薩馬，使用的首字母是「U」，而不是媒體所喜歡採用的「Osama」。
在二○○一年夏天，整個情報界普遍深信拉登將發起一場針對美國的戰爭。百分之九十的人認為，屠殺會發生在美國本土以外的某個主要的美國利益機構；只有百分之十的人認為會在美國領土上發動襲擊。
這種念頭貫穿在所有的情報機關里，但主要是在中情局和調查局的反恐部門裡。反恐行動的重心是要提前發現拉登的真正計畫，然後去預防它。
儘管總統第12333令禁止「終結」，但保羅·德弗羅的目標絕不只是阻止本·拉登，而且還要「終結」他。
在他職業生涯的早期，這位從波士頓學院畢業的學者就已經明白，在中情局內的提升要依靠某種形式的專業知識。他的年輕時代是越戰和冷戰的時代，大多數新員工都選擇了蘇聯部門。敵人顯然是蘇聯，要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因此學俄語的門檻都快被擠破了。德弗羅選擇了阿拉伯語，鑽研伊斯蘭教。別人都認為他發瘋了。
他非常投入地學習，掌握了阿拉伯語，語言水平幾乎可以被當作阿拉伯人；他對伊斯蘭教的研究也達到了《古蘭經》學者的水平。他的回報隨著一九七九年的聖誕節而來臨：蘇聯入侵了一個叫阿富汗的地方，在蘭利的中情局總部，情報官們這才慌忙尋找地圖。
德弗羅表示，除了阿拉伯語他也會說不錯的烏爾都語，也就是阿富汗的語言，還略懂巴基斯坦西北地區至阿富汗的部落族人說的普什圖語。
他的生涯真正起飛了。他是第一批站出來說明問題的人之一，他指出，蘇聯已經掉進了一個泥潭卻渾然不知；阿富汗的部落是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國佔領的；蘇聯的無神論觸犯了他們狂熱的伊斯蘭教義；在美國的物質幫助下，他們將會在山區基地里形成強大的抵抗力量，最終把鮑里斯·格羅莫夫將軍統領的蘇聯紅軍第四十軍打得損兵折將，吃盡苦頭。
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前，形勢發生了許多變化。狂熱的穆斯林戰士們確實讓一萬五千名蘇軍士兵躺在棺材裡返回了家鄉；儘管阿富汗人一直在暗處抵抗，儘管佔領軍對阿富汗人造成了極其殘酷的重創，但入侵者已經軍心動搖，士氣低落了。
正是阿富汗戰爭和米哈依爾·戈爾巴喬夫上台的共同作用，最後使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保羅·德弗羅已經從情報分析部轉到了行動部，並與米爾特·比爾頓一起，把美國每年十億美元的支持游擊隊的武器分發給那些「山區戰士們」。
在阿富汗山區艱苦的生活、行軍和戰鬥期間，他見過從中東過來的成百上千個滿懷理想的年輕反蘇志願者。他們既不說普什圖語，也不說達利語，但願意在需要他們的時刻在異國他鄉戰鬥和犧牲。
德弗羅很清楚他在那裡做什麼，他正在抗擊一個威脅到他自己國家的超級大國。但這些年輕的沙特人、埃及人和葉門人在那裡做什麼呢？華盛頓不理會這些中東年輕人，以及德弗羅所寫的報告。但德弗羅對這些年輕人著迷。這位中情局特工會裝作對阿拉伯語一竅不通的樣子，連續幾個鐘頭聽他們講話，欣賞著他們反對無神論的言論。
而且，他們也同樣仇恨和蔑視基督教和西方，尤其是美國。這些人中，有一個被寵壞了的生性狂熱、喜怒無常的沙特巨富的後裔，投入千百萬美元的資金，在巴基斯坦建立訓練營和難民營，把食物、毯子和藥品分發給其他狂熱的穆斯林戰士。他的名字叫烏薩馬。
烏薩馬·本·拉登想成為一位像艾哈邁德·馬蘇德那樣的勇士，但實際上在一九八七年暮春時他只是一個無名小卒。米爾特·比爾頓把他稱作「被寵壞的小鬼」，但德弗羅密切地注視著他。這個年輕人除了喋喋不休地提及真主之外，還懷有一種強烈的仇恨，總有一天這種仇恨將會發泄到除了蘇聯人以外的其他目標上。
保羅·德弗羅回到蘭利，獲得了一連串獎章。他已經選擇了獨身，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學問和工作上。他已故的父親給他留下了巨額財富，在他位於老亞歷山德里亞的那座優雅的房子里，收藏著令人羨慕的伊斯蘭藝術品和波斯地毯。
他曾試圖告誡官方，要警惕蘇軍撤走後任由阿富汗陷入內戰的愚蠢做法，但是柏林牆倒塌引起的欣慰導致當時人們普遍相信，在蘇聯陷入混亂，東歐國家紛紛為自由而倒向西方的形勢下，世界的共產主義已經成了一潭死水，世界唯一餘留的超級大國所構成的最後威脅，正像太陽升起之前的霧氣一般在蒸發。
德弗羅回國後還沒來得及坐穩屁股，薩達姆·海珊就在一九九○年八月入侵了科威特。在美國阿斯彭，冷戰的勝利者美國總統布希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商定，他們不能容忍這種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在四十八小時之內，第一批美軍F-15戰鷹升空飛往阿曼的圖姆萊特，保羅·德弗羅也踏上了奔赴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使館的路途。
節奏太快了，日程太緊了，要不然他肯定會注意到異常。一個同樣是從阿富汗返回的年輕沙特人，領導著一個叫「基地」的組織，提出願為法赫德國王服務，以保衛沙烏地阿拉伯免遭北方好戰鄰國的入侵。
沙特的君主很可能也沒特別關注這個小股武裝的頭領，所以忽視了他提供的志願服務，相反允許由五十個國家組成的五十萬外國戰士，來把伊拉克軍隊攆出科威特並保護沙特的油田。這些戰士百分之九十是異教徒，也就是基督徒，他們的作戰靴行進在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同一片土地上。其中差不多四十萬是美國人。
對那個沙特狂熱分子來說，這是對真主和先知默罕穆德的侮辱，是不可容忍的。他宣戰了，首當其衝的就是針對許可外來入侵的沙特王室。更重要的是，德弗羅最初在興都庫什山區注意到的那種仇恨，現在已經找到了發泄的目標。拉登接著宣布對美國作戰，並開始著手制訂計畫。
假如在海灣戰爭結束和勝利之時，保羅·德弗羅就被調到了反恐中心，那麼歷史的進程也許會發生改變。但在一九九二年，反恐中心還是一個級別很低的部門；政權轉移到了比爾·柯林頓手中；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都進入了他們最糟糕的十年。先是中情局爆出醜聞，奧爾德里奇·艾姆斯在八年的時間裡一直在背叛祖國；後來又傳出消息，聯邦調查局的羅伯特·漢森也是個叛徒。
在與蘇聯對抗了四十年之後，本應該是勝利的時刻，兩個情報機關卻都遭受了領導、士氣和信任上的危機。
新的領導崇尚一條新的原則：政治上的正確性。非法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的「伊朗門」醜聞經久不散，導致新領導不再崇尚勇氣與膽量。精明能幹的好員工大批離去；官僚主義者和阿諛奉承者被提到了中層領導的崗位上。具有幾十年前線鬥爭經驗的情報員們受到了冷落。
在招待酒會上，當參眾兩院的議員們自鳴得意地宣稱，至少阿拉伯世界還愛戴美國，保羅·德弗羅對他們報之以禮貌的微笑。這種愛戴只限於他們剛剛訪問過的那十個王子。這位耶穌會會士出身的情報官曾經影子般地在穆斯林的街巷裡穿行多年，在他的內心，一個小小的聲音在說：「不，他們對我們恨之入骨。」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四個阿拉伯恐怖分子駕著一輛租來的麵包車駛入了紐約世貿中心地下第二層的停車場里。車上裝載著大約五百到七百公斤的以化肥為原料的自製炸藥，叫硝化脲。幸好對紐約人來說，它的爆炸威力還遠遠不夠強大。
儘管如此，它還是造成了一次轟動。那時沒人知道，甚至都沒有人去懷疑，這次威力不大的爆炸是為一場新的戰爭打響了第一炮。
德弗羅當時是整個中東處的副處長，雖然在蘭利的總部辦公，但經常出差。部分因為他旅行時的所見，部分因為從中情局駐在世界各地伊斯蘭國家的情報站湧進來的報告，使得他的注意力由阿拉伯的宮殿轉到了另一個方向。
他開始要求從駐外情報站獲得補充報告，不是關於當地的部長們在幹什麼，而是關於大街小巷、農貿市場、宗教聖地、清真寺里的普通人，尤其是學校里接受過教育的穆斯林青年們的內心思想。他觀察和傾聽得越多，警鐘就敲得越響。
「他們對我們恨之入骨。」他內心的那個聲音在告訴他。「他們只需要一個有能力的協調人。」
他自己花時間進行研究，再次拾起了那個沙特狂人奧薩馬·本·拉登的線索。他獲悉，那人因粗暴無理地指責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