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關正確與錯誤或正義與邪惡時，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是立場鮮明、決不妥協的。他骨子裡的「決不動搖」原則，是一百年前從英國的波塔唐跨越大西洋帶過來的，此前兩百年，他的祖先從蘇格蘭西海岸把長老會理念帶到了北愛爾蘭。
在遇上邪惡時，忍耐意味著寬容，寬容意味著姑息，姑息意味著屈服。這是他絕對不會去做的。
他讀到私家偵探的報告和那個塞爾維亞人的證詞，獲悉里基·科倫索的死亡詳情後，他下定決心，如果可能，一定要把對此事負責的那個人帶到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他的國家，來接受法庭的審判。
在所有讀到過那份報告，接到過國務卿鮑威爾和司法部長阿什克羅夫聯名命令的情報機關人員中，只有他幾乎把這件事當成了自己的私事在辦，但他的部門沒有關於佐蘭·季利奇目前狀況的情報，因此他也沒什麼辦法。
作為最後的一個措施，他把這個塞爾維亞惡棍的一張正面照片轉發給聯邦調查局駐在世界各地的三十八位代表。
這張照片遠比任何新聞媒體資料室存的照片都要清晰，雖然不像南斯拉夫清潔女工提供給復仇者的那張一樣是近期的。五年前根據中情局情報站長的命令，有人在貝爾格萊德用一架長焦距照相機拍攝到了季利奇，當時，不喜歡拋頭露面的季利奇是米洛舍維奇政權的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
這張照片拍攝到的畫面是季利奇剛剛從汽車裡出來，正好挺直腰桿，抬頭面向四分之一公里之外他所看不見的鏡頭。在美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聯邦調查局從中情局同事那裡得到了一張洗印出來的相片，於是兩個情報機關都有了相同的照片。
從廣義上說，中央情報局在美國之外開展行動，而聯邦調查局則在國內活動。除此之外，在反間諜、反恐怖和反刑事犯罪方面，調查局必須積極廣泛地與外國，尤其是盟國合作，因此它在國外也派駐法律隨員。
看上去，法律隨員似乎是某種外交任命，是對國務院負責的。其實不然。這種法律隨員其實是美國使館內的聯邦調查局代表。現在，他們都收到了由副局長弗萊明發送過來的這張季利奇的照片，希望能獲得一次幸運的突破。這個出乎意料的突破是由本·扎伊德警官帶來的。
穆沙·本·扎伊德，要是別人問起來，也會回答說自己是一個好男人。他為自己的酋長，即迪拜的馬克土穆酋長服務，忠心耿耿，拒收賄賂，崇敬真主，按章納稅。如果他在暗地裡把有用的情報傳遞給美國使館裡的朋友，那麼這只是他的祖國與盟國之間的合作，不能與任何其他事情相混淆。
七月份的這一天，在室外的氣溫達到攝氏三十八度的時候，他正在美國使館開著空調的涼爽的大堂里，等待著他的朋友過來帶他出去吃午飯。他的目光遊離到了那塊告示板上。
他站起來，走了過去。那個告示欄通常寫著一些事件和活動通知、客人的抵離日程安排，以及參加各種俱樂部的邀請。其中有一張照片，還附有一個問句：「你見過這個人嗎？」
「嗯，你見過嗎？」在他身後一個歡快的聲音問道，一隻手也同時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是比爾·布倫頓，他的聯絡人，今天中飯的主人，美國使館的法律隨員。他們友好地互相打了招呼。
「見過，」警官說，「兩個星期之前。」
布倫頓的笑容消失了。朱梅伊拉海鮮館可以等一會兒再去。
「到我的辦公室去。」他提議。
「你還記得是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嗎？」回到辦公室里後，調查局的這位代表問道。
「當然記得。大概是十四天之前。我在哈伊馬角走訪親戚。當時我正在法賽爾路上。你知道這條路嗎？就是城外的那條海濱大道，在老城區和海灣之間。」
布倫頓點點頭。
「嗯，當時一輛卡車正倒車駛入一個狹窄的建築工地。我不得不停車。我的左邊是一個露天咖啡館。有三個人坐在一張桌子邊。其中就有這個人。」扎伊德朝放在法律隨員辦公桌上的那張照片做了一下手勢。
「不會搞錯吧？」
「不會。就是這個人。」
「他與其他兩個人在一起？」
「是的。」
「你認識那兩個人嗎？」
「一個只知道名字。另一個只見過面。知道名字的那個人叫鮑特。」
比爾·布倫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弗拉基米爾·鮑特實際上並不需要向東方或西方的任何情報官作介紹。這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人，前克格勃少校，搖身一變成為世界上主要的黑市武器交易商，一個頭號死亡商人。
他不是俄羅斯人，而是出生於杜尚別的塔吉克人，但他精通下層社會的手段。俄羅斯人簡直可以算是這個星球上最強烈的種族主義者，在前蘇聯時期，曾把所有非俄羅斯共和國的外來居民統統稱為「黑人」。只有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才能逃避這種稱呼，上升為與俄羅斯人平起平坐的等級。對於一個有一半塔吉克血統的人來說，能畢業於享有盛名的克格勃培訓基地——莫斯科軍事外語學院，並爬上少校軍銜這種地位，確實是不同尋常的。
他被分配到蘇聯空軍的航空運輸團，那是一個把軍火賣給反對西方政權的游擊隊，或第三世界政權的秘密組織。他會說葡萄牙語，所以在安哥拉內戰中起了重要作用。他還在空軍中建立起一些可怕的特殊關係。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時，局面混亂了好幾年，部隊的司令官們紛紛把他們能夠得到的軍事裝備廉價賣了出去，軍事管理體系分崩離析。鮑特以極其便宜的價格購進了他自己部隊的七十六架伊柳辛飛機，開始從事航空包機和運輸業務。
到一九九二年，他回到了南方的家鄉。阿富汗內戰開始了，就發生在他的祖國塔吉克的國境對面，其中一個主要的權力爭奪者，是他的塔吉克同胞杜斯塔姆將軍。這位野蠻的將軍所需要的唯一「貨物」是軍火。鮑特提供了。
一九九三年，他在比利時奧斯坦德露面，這裡是經由比利時前殖民地、一直戰火紛飛的剛果進入到非洲市場的便利之地。他的供應源源不斷，前蘇聯龐大的武器庫仍在按虛構的體系運轉著，他的新客戶中有盧安達和蒲隆地大屠殺的兇手。
最後，他把比利時人也搞得坐立不安了，於是他被趕出了奧斯坦德。一九九五年時，他出現在南非，把武器出售給互相交戰的安哥拉政府和游擊隊。但在納爾遜·曼德拉當上南非總統之後，他在那裡的形勢也開始變得不利，不得不匆匆地離開了。
一九九八年，他在阿聯酋露面並在沙迦安頓下來。英國人和美國人把他的檔案放到了阿聯酋當局的面前，於是在比爾·布倫頓與本·扎伊德警官一起坐到美國使館辦公室之前的三個星期，鮑特已經再次被攆了出去。
但他只是沿著海岸北上，搬到十六公里以外的阿治曼，並在那裡定居下來，在工商會大樓里搞了一個套房。人口僅四萬的阿治曼，沒有石油，只有少量的工業，與沙迦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對比爾·布倫頓來說，這次目擊是很重要的。他不知道為什麼他的上司柯林·弗萊明會對這個失蹤的塞爾維亞人感興趣，但這份報告肯定能使他獲得胡佛大廈的讚賞。
「那麼第三個人呢？」他問道，「你說你見到過他？記得是在什麼地方嗎？」
「當然了。就在這裡。他是你的一位同事吧？」
如果比爾·布倫頓認為他在這一天得到的驚天消息就此結束，那麼他錯了。他感覺到他的胃部在攪動。他仔細地從辦公桌最下面的一格抽屜里拿出一本卷宗。這是使館工作人員的簡明花名冊。本·扎伊德警官毫不猶豫地指向文化隨員的那張臉。
「就是這個，」他說，「他就是坐在桌子邊的第三個人。你認識他？」
布倫頓當然認識他。美國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並不多，但這位文化隨員是一個大忙人。這是因為在外交官身份的掩護之下，他實際上是中情局駐阿聯酋的情報站站長。
來自迪拜的消息使聯邦調查局副局長柯林·弗萊明怒火中燒。倒不是因為蘭利的人跟弗拉基米爾·鮑特那樣的人搞在一起。這也許是情報收集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的手段。使他憤怒的是，中情局的某一個高官顯然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本人，和他自己的上級司法部長說了謊。這麼做顯然打破了許多規矩，而且他清楚地知道是誰破了這些規矩。他打電話到蘭利，要求緊急會晤。
弗萊明以前見過這個人。他們曾當著國家安全顧問康多莉扎·賴斯的面發生過抵觸和摩擦，但沒有傷及感情。對手之間偶爾還能互相吸引，但這次不同了。
保羅·德弗羅是早先馬薩諸塞州的貴族後裔。他出生在波士頓的一個文人雅士家庭。
他在上學之前就顯示出他的聰敏才智，之後順利地就讀于波士頓高等專科學院，那是美國最負盛名的耶穌會學術機構之一。他以最優異的成績畢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