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六年前聯邦調查局試圖揭穿他的真面目以來，德克斯特已經決定沒有必要進行面對面的會談。不僅如此，他還設立了幾條防線以隱藏自己的地點和身份。
其中一個措施是，他在紐約有一套一居室小公寓，但不在布朗克斯區——那裡也許會被人認出來。他是連傢具一起租賃的，每季度準時付房租，而且總是付現金。這樣，不管他住不住在那裡都沒有引起官方的任何注意。
他的手機只使用那種按通話次數計算話費的SIM卡。這種SIM卡他買了很多，每用一次就扔進東河裡。只要打手機時是在路上，保持通話簡短，並在通話結束後就扔掉SIM卡，即使是國家安全局，其技術設備能竊聽通話並追溯發話源頭，也無法查明這些用完就扔掉的SIM卡是什麼人購買的，而且也無法向警方指明通話的地點。
另一個手段是老式的公用電話亭。從一個話亭里撥打的號碼，當然是可被追蹤到的；但這種電話亭有幾百萬個，除非某一個或某一排特定的電話亭受到了懷疑，否則很難去竊聽會話，確定發話人就是要追捕的人，追蹤到發話地點，並及時把一輛警車派到那裡去。
最後，他還使用名聲不好的美國郵政系統，給他的信件會寄到紐約市內離他的公寓相隔兩個街區，由一個遵紀守法的韓國人經營的一家水果蔬菜商店的信箱里。一旦這份郵件或這家商店受到了懷疑或監視，這種方法是沒有防護措施的，但這種可能性極小。
他撥打了雜誌里那條啟事附的手機號。他是用自己手機的一次性SIM卡撥打的，並且駕車去了很遠的新澤西州農村地區。
史蒂夫·埃德蒙毫不猶豫地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並用五句話說明了在他外孫身上發生的事情。復仇者謝過他後掛斷了電話。
美國有好幾家很大的剪報圖書館，其中最著名的由《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所辦。他選了後一個，去了它在紐約的資料庫，並支付了現金。
有許多資料可以確認史蒂夫·埃德蒙的身份，還有兩篇文章介紹了幾年前他的外孫作為一名援助工作者在波黑失蹤的事件。這都是《加拿大星報》報道的。看來這位求助者是真實的。
德克斯特再次打電話給那個加拿大人，並口述了他的條件：一筆數目可觀的行動經費，一筆預付金，以及把季利奇成功交付美國司法機關的獎金。第三筆費用如果行動失敗則免予支付。
「這對於一個我沒見過面，而且顯然不會見面的人來說，可是一大筆錢呢。你可以拿上它然後蒸發。」加拿大人說。
「那麼您，先生，可以返回去找美國政府。我假定您已經去過了。」
電話的另一頭一陣停頓。
「好吧，我把錢匯到哪裡呢？」
德克斯特給了他一個開曼群島的銀行賬號和一個紐約的郵政地址。「把錢匯到銀行賬戶上，把其他詳細資料寄到郵政地址。」他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加勒比海開曼群島的那家銀行將通過其內部的電腦系統從十幾個不同的賬戶里彙集款項，並在紐約的一家銀行里開立一個記貸賬戶。該賬戶的受益人是一位荷蘭公民，他可以出示一本完美的荷蘭護照從而證明自己的身份。
三天後，一份厚厚的郵件寄到了布魯克林區的韓國人水果店，由收信人阿米塔奇先生收取了。信封里裝著私家偵探在一九九五年和二○○一年春天的詳細報告，以及米蘭·拉耶克的證詞。美國各情報機關都沒有向這位加拿大人出示過關於佐蘭·季利奇的任何檔案材料，所以他對那個人的認識是相當模糊的。最糟糕的是沒有照片。
德克斯特去了新聞媒體資料室，這是如今查閱最近歷史的主要途徑。任何引起過注意的事件和人物，一般都會有媒體記者去報道，一般都會拍照。但佐蘭·季利奇差不多逃過了所有新聞記者。
與喜歡張揚、愛出風頭的澤利科·拉茨納托維奇不同，佐蘭·季利奇討厭拍照。他顯然極力迴避任何公開場合。這方面，他類似於某些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如人稱阿布·尼達爾的薩布里·阿爾巴納。
德克斯特在《新聞周刊》里查到了波黑內戰的一篇特寫報道，報道描述了塞爾維亞的所有軍閥，對於季利奇只是匆匆提過幾次，很可能是缺乏材料。
有一張照片，顯示的是季利奇在某個雞尾酒會上，顯然經過剪切和放大，因此有些模糊不清。另一張照片是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由貝爾格萊德警方檔案提供，顯然是回顧貝市澤姆恩街區黑幫時代。僅靠這兩張照片，不管是少年還是成年的季利奇，如果在街上擦肩而過，德克斯特都沒法認出這就是他要尋找的對象。
那個被稱為私家偵探的英國人，提到了貝爾格萊德的一個私家調查機構。現在已經是戰後，米洛舍維奇早已倒台。南斯拉夫的首都——季利奇出生、長大並且由此消失的地方——似乎就是調查應當開始之處。德克斯特從紐約飛到維也納，然後轉機抵達貝爾格萊德，並登記住進了凱悅酒店。從他的十樓房間的窗戶望下去，眼底下是這座千瘡百孔的巴爾幹城市。在近一公里遠處，他可以看到拉茨納托維奇在大堂里被槍殺的那個酒店，儘管當時有一群保鏢簇擁著。
一輛計程車把他載到了那個叫錢德勒的私家調查機構，主人仍是那個想當菲力普·馬洛的德拉根·斯托伊奇。德克斯特假稱在為《紐約客》雜誌撰寫一篇關於拉茨納托維奇的一萬字小傳。斯托伊奇點點頭。
「人人都知道他。娶了一個流行歌手，一個妖艷的女子。那麼你想從我這裡了解些什麼呢？」
「實際上這方面我所需要的情況基本上已經足夠了，」德克斯特說，現在他的美國護照上的名字是阿爾弗雷德·巴尼斯。「但我還是想提一下我的第二個想法。在貝爾格萊德黑社會，有一個與拉茨納托維奇同時代的人，名叫佐蘭·季利奇。」
斯托伊奇長長地吐出了一口氣。
「這可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他說。「他從來不喜歡接受採訪，不喜歡被拍照，甚至不喜歡談論自己。膽敢刺探過他、讓他坐立不安的人……已經被『走訪』過了。關於他的資料不是很多。」
「這我明白。那麼貝爾格萊德市內最主要的剪報材料機構是哪一家？」
「這沒問題。確實有一個，它的名字叫VIP，在弗拉察爾有一間辦公室，總編輯是斯拉夫科·馬爾科維奇。」
德克斯特站起身來。
「你就問這些？」自稱是巴爾幹地區的馬洛的斯托伊奇問道，「很難開發票呢。」
美國人取出一張一百美元的紙幣，放在了寫字檯上：「每條信息都有一個價格，斯托伊奇先生，即使只是一個名字和地址。」
另一輛計程車把他帶到了VIP剪報機構。馬爾科維奇先生正在吃中飯，因此德克斯特找到一家咖啡店，吃了一頓簡單的午餐並喝了一杯當地的紅葡萄酒，一直等到他回來。
馬爾科維奇先生如同剛才那位偵探一樣悲觀。但他還是在辦公室的電腦資料庫里查閱了一下，看看存有什麼資料。
「有一條，」他說，「是英語的。」
就是《新聞周刊》里那篇關於波黑內戰的專題報道。
「就這個？」德克斯特詢問，「這個人可是很厲害、很重要、很有名氣的。肯定有他的一些痕迹吧？」
「問題就在這裡，」馬爾科維奇說，「他確實是這麼一個人，而且還很殘忍。這在米洛舍維奇時期是沒有爭議的。他似乎在離去之前抹去了關於他的每一份記錄，警方記錄、法院記錄、國立電視台、新聞媒體等等。家庭、學校同學、以前的同事，沒人願意談論他，都受到了警告。先生，這個人就是這麼厲害。」
「你是否記得，最後一次有人試圖要報道他是什麼時候？」
馬爾科維奇想了一會兒。
「你提醒我了，我聽說有人曾經嘗試過，但結果一無所獲。在米洛舍維奇倒台，季利奇消失之後，有人試圖要寫一篇報道。好像被取消了。」
「是誰呢？」
「我的消息源說是貝爾格萊德當地的一份雜誌，叫『OGLEDALO』，意思是《明鏡》。」
《明鏡》雜誌依然存在著，其編輯依然是烏克·科貝奇。那天是付印日，但他還是同意抽出幾分鐘時間接待這個美國人。當他聽到詢問內容時，他失去了熱情。
「那個該死的人，」他說，「我希望我永遠沒有聽說過他。」
「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的一位年輕的自由撰稿記者。很好的小夥子，敏銳、熱切，想找一份領月薪的正式工作。當時我沒有空缺的位子，但他懇求給他一次機會。所以我布置給他一項任務。他叫彼得羅維奇，斯蘭奇科·彼得羅維奇。才二十二歲，可憐的孩子。」
「他怎麼啦？」
「他被汽車碾了過去，這就是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當時他把自己的汽車停在了他與母親一起居住的公寓樓對面，然後去過馬路。一輛賓士車從街角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