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盧卡斯參議員是國會山的一位老政治家。他知道，就裡基·科倫索的調查報告和米蘭·拉耶克的證詞，他如果要去執行任何正式行動，那他必須走上層路線，直接找最上層。
去找部門的領導是沒有用的。整個中層的公務員們總是習慣於把皮球踢到另一個部門去。工作永遠是別人的。只有從最上層直接布置下來的工作才會有一個結果。
作為共和党參議員和老布希多年的朋友，彼得·盧卡斯可以去找國務卿柯林·鮑威爾和新任的司法部長約翰·阿什克羅夫特。這兩人就等同於國務院和司法部，這兩個部門沒有什麼做不到的事。
即使如此，事情也沒有那麼簡單。內閣部長們不想聽到問題和疑問；他們更願意直接得到建議和解決方案。
引渡不是盧卡斯的專業範圍。他需要弄明白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能做什麼，應該做什麼。這需要調研，他有一組年輕的大學畢業生正適合去做調研。他把工作布置下去了。一個星期之後，他的最佳的獵手，一位來自威斯康星州的聰明姑娘帶著答案回來找他。
「這個畜生，季利奇，根據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是可以逮捕他並引渡到美國來的。」她說。
她發現的那一段文字來自一九九七年國會關於情報和安全的聽證會。確切地說是來自聯邦調查局副局長羅伯特·布賴恩特就犯罪議題向眾議院委員會做的演講。
「我已經把有關條款塗上了熒光筆，參議員。」她說。他謝過她，然後去看擺放在他面前的章節。
「聯邦調查局的海外職責可追溯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國會首次通過法律，授予聯邦調查局在美國公民被謀殺後可在海外行使聯邦管轄權。」布賴恩特在四年前這麼闡述。
在這段溫和的文字後面，是一項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和大部分美國人所忽視的令人驚愕的法案。在一九八四年的《刑事犯罪控制法案》之前，國際社會認為，如果有人在法國或蒙古被謀殺，那麼只有法國或蒙古政府有權去實施調查、抓捕和審判殺人犯。不管受害人是法國人、蒙古人或者是正在訪問的美國人。
美國則簡單地聲稱其有權認為，如果你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謀殺了一個美國人，那麼這相當於你在紐約的百老匯殺了他。意思是，美國的管轄權遍及全世界。國際社會並沒有認同這一點；只是美國自己在這麼說。然後布賴恩特先生繼續闡述。
「……而且一九八六年的《外交安全和反恐混合法案》，就海外對美國公民實施恐怖活動的情況，確定了一項新的海外法令。」
「這沒有問題，」參議員想道，「季利奇既不是一個南斯拉夫軍人，也不是一名警察。他是單幹的個體戶，一個恐怖分子。根據這兩項法令，可以把他引渡到美國來。」
他繼續讀下去，一九八六年的這個新法令說：「在經主權國同意後，聯邦調查局有權向發生刑事犯罪的主權國派去特工人員執行海外調查，使美國能向在國外實施針對美國公民的刑事犯罪的恐怖分子進行起訴。」
參議員皺起了眉頭。這講不通啊，這是不完整的。這裡的關鍵詞是「在經主權國同意後」。各國的警察機關之間的合作並不稀奇。當然，聯邦調查局可以接受一個外國警察機構的邀請，飛赴那裡去協助解決問題。這麼做已經有好多年了。那為什麼還要有兩部不同的法案，一九八四年的和一九八六年的？
答案在於，第二部法案遠比第一部更加深入，而且那句「在經主權國同意後」，其實是布賴恩特先生安撫委員會的用語。他在暗示，但不敢明說的（後來他在柯林頓時期說出來了），就是「劫持」。
在一九八六年的法案中，美國授予自己權力，可以有禮貌地要求把一個殺害美國人的兇手引渡回美國。如果答覆是「不行」，或者因無休止的耽擱導致事情一直懸而未決，那就不客氣了。美國有權派出一支秘密特工小組，去抓住那個兇犯，把他帶回來審判。
如同聯邦調查局反恐專家約翰·奧尼爾在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時所說的：「從現在起，主權國同意與否毫不相干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聯合去海外抓捕殺害美國人的兇手，這樣的行動被稱為「劫持」。自從羅納德·里根當政時該法案得到通過以來，已經進行了十次這種極為隱蔽的行動。這全是因為一艘義大利郵輪而開始的。
一九八五年十月，從義大利熱那亞出發的「阿基利·勞羅」號旅遊船正巡航在埃及的北海岸，前方還要停靠以色列海港，船上裝載著貨物和遊客，包括一些美國人。
四個巴勒斯坦人悄悄地上了船。他們屬於「巴勒斯坦解放陣線」，一個依附於巴解組織的恐怖團伙。其時巴解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正在突尼西亞流亡。
恐怖分子的目的不是為了劫持船舶，而是要在以色列的停靠港阿什杜德下船，把以色列人質帶到那裡去。但在十月七日，當海輪航行在亞歷山大與塞得港之間時，他們待在一間艙室里檢查武器，這時候一位服務員走進來，看見槍械後開始叫喊。四個巴勒斯坦人在驚慌之下劫持了郵船。
接下來是四天的緊張談判。阿布·阿巴斯從突尼西亞飛了過來，自稱是阿拉法特的談判代表。但特拉維夫方面並不認同，他們指出，阿布·阿巴斯是巴解陣線的頭目，不是一個友善的協調人。最後雙方達成了一個交易：這些恐怖分子離開那艘郵輪，坐埃及的一架客機返回突尼西亞去。那位義大利船長在槍口之下確認，沒有人受到傷害，他是被迫說謊。
在郵輪獲釋後，很快就弄清楚，這些巴勒斯坦人在第三天殺害了七十九歲高齡的美國遊客——坐輪椅旅遊的紐約人利昂·克林霍弗。他們朝他的臉部開了槍，並把他連人帶輪椅扔進了海里。
對美國政府來說，事情到此為止；所有的交易都吹了。但殺手們已經在空中了，在返回他們家鄉的途中，在一個對美國友好的主權國家的一架定期航班上，飛行在國際空域里；也就是說，不可觸及。但可能還有辦法。
美國的「薩拉托加」號航空母艦正沿著亞得利亞海南下，飛行甲板上裝載著F-14雄貓戰鬥機。當夜幕降臨時，埃及的那架客機正在克里特島外圍朝著突尼西亞飛去。突然間，四架雄貓圍住了客機。大驚失色的埃及機長請求在雅典緊急降落。他的要求遭到了拒絕。雄貓發出信號，他應該跟他們走，不然就要承擔後果。同樣從「薩拉托加」號航母起飛的EC-2鷹眼電子偵察機，捕捉到了埃及客機與戰鬥機之間的通話。
在美國戰機的裹脅下，這架載著殺手以及他們的頭目阿布·阿巴斯的客機，降落在美軍在西西里的基地錫戈內拉。然後事情變得複雜了。
錫戈內拉是美國海軍與義大利空軍合用的一個基地。從技術上說，它是義大利的領土，美國只是支付租金。羅馬的義大利政府，在激動之下宣稱他們有權審判這些恐怖分子。「阿基利·勞羅」號旅遊船是他們的，這個基地也是他們的。
最後由里根總統親自打電話給布置在錫戈內拉的美軍特種部隊小分隊，命令他們退出來，讓義大利人去抓捕那些巴勒斯坦人。
在那艘郵輪的船籍港熱那亞，四個小人物受到了及時的審判。但他們的頭目阿布·阿巴斯卻在十月十二日那天像空氣般地飄走了，後來一直逍遙法外，直至二○○三年四月伊拉克戰爭期間，才被美軍特種部隊在巴格達西部的沙漠里抓獲。義大利國防部長引咎辭職。當時的總理是貝蒂諾·克拉克西，他後來死在了流放之中，也是在突尼西亞，原因是其當政時的大肆貪污受賄。
里根總統對這種背信棄義做出的反應是通過那部《混合法案》，昵稱為「下不為例法案」。最後，不是威斯康星州那個聰明的年輕姑娘，而是聯邦調查局已退休的反恐專家奧利夫·雷維爾，在接受這位老資格參議員請吃晚飯時，告訴了他關於「劫持」這件事。
即使這樣，對於季利奇似乎並不需要「劫持」。米洛舍維奇之後的南斯拉夫，熱切地希望重返國際社會。她需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其他金融機構的大量貸款，以重建經北約七十八天轟炸之後已經千瘡百孔的基礎設施。新總統科什圖尼察肯定會認為，把季利奇逮捕起來並引渡給美國是小菜一碟。
這正是盧卡斯參議員要向柯林·鮑威爾和約翰·阿什克羅夫特提出來的請求。如果出現最糟糕的情況，他就會要求去執行秘密劫持。
他讓他手下的寫作班子把私家偵探一九九五年的那份詳細報告改寫成一紙頁，解釋里基·科倫索如何去波黑幫助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直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他進入了一條孤獨的山谷里。
那天上午在山谷里發生的事情，根據米蘭·拉耶克的描述，被壓縮成兩張紙，最恐怖的那些段落被塗上熒光筆作為重點。再附上了他的一封親筆信件。這樣就做成了一份便於部長們閱讀的文件。
那是國會山教會他的事，拿到上層去的文件越簡單扼要越好。四月下旬，他與這兩位內閣部長會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