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那個夢，總是那個夢。他無法擺脫它，它總是纏著他。一夜又一夜，他總會尖聲叫著醒過來，渾身汗濕，他母親總會衝進來抱住他，儘力讓他安靜下來。
父母親對他的狀況既迷惑又擔憂，因為他不能或不願描述他的噩夢。但他母親深信，從波斯尼亞回來之前他從來沒有做過這種夢。
夢境總是相同。那是粘液中的一張臉，一張沾滿了糞便的蒼白的圓臉，尖聲叫著要仁慈，哀求著要活命。他能聽懂這些英語，季利奇也同樣能，諸如「no，no，please don''t」（不，不，請不要）這樣的詞語在國際上是通用的。
但那些拿著木杆的人哈哈笑著又去捅。那張臉又浮上來了，最後季利奇把手中的杆子捅進那張張開著的嘴巴，用力按了下去，直至那個小夥子死在了糞水下面。然後他就會驚醒，哭著叫著，直至他母親把他抱進懷裡，告訴他一切都好好的，他是在森耶克的家裡，在他自己的房間里。
他認為他是要為塞爾維亞盡他的愛國主義職責，但他無論如何都無法解釋他做過的事情，他參與過的那個組織。
他的父親不勝其擾，聲稱白天工作很忙，晚上需要睡眠。一九九五年秋天，米蘭·拉耶克開始去一位經驗豐富的心理醫生那裡，接受第一個療程的精神療法。
位於帕爾莫蒂切娃大街上的那座五層樓精神病院，他一星期去兩次。那是貝爾格萊德最好的精神病院，但是專家們說他們也沒有辦法，因為他不敢供認。
他被告知，心理壓力的解除是來自於凈化，而凈化是需要供認的。米洛舍維奇仍在掌權，但更恐怖的是那天早上在班亞－盧卡，當時他提出來要離開他們、回貝爾格萊德的家時，季利奇的那雙兇狠的眼睛。尤其是季利奇在他的耳邊說過的那番話：如果他膽敢開口，他會被殺掉、肢解。
他父親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在鐵托當政時期長大，終生是一位黨的忠誠公僕。但他的母親一直信仰與希臘和俄羅斯同宗的塞爾維亞東正教。雖然丈夫和兒子嘲笑她，但多年來她一直堅持去教堂做彌撒。到一九九五年年底的時候，米蘭開始陪同母親一起去。
他開始在宗教儀式，應答祈禱，以及聖歌和香火中找到一些慰藉。那種恐懼似乎在教堂里消退了。那是他母親常去的教堂，在足球場旁邊，離他們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三個街區。
一九九六年，他在法律考試中落榜。憤怒而又絕望的父親在自家的樓梯跑上跑下整整跑了兩天。來自學院的消息讓他失望，但他兒子說出來的話更讓他透不過氣來。
「我不想當律師，父親。我要進教堂。」
老拉耶克靜下來，努力順應他那已經變了的兒子，但這需要時間。至少牧師也是體面的職業。不會發財致富，但也受人尊敬。人們還是可以昂起頭來說：「我的兒子在教堂里工作。」
但老拉耶克發現，牧師這個職位需要經過多年的學習才能取得，其中大多數時間要在神學院里度過。但兒子另有想法，他想隱居，而且馬上就要行動。他想成為一名修道士，拋棄一切物質的東西，過簡樸的生活。
在貝爾格萊德東南十英里處，米蘭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斯蘭奇村的一座小小的修道院——聖斯蒂芬修道院。院里只有十二個兄弟，在一位院長的領導下，他們在農場的田野上和穀倉里勞作，種植自己的口糧，接受遊客和香客的捐助，進行反省和祈禱。要加入的人已經列成了一串很長的名單，想插隊根本沒有機會。
在米蘭的父親去與瓦西里耶院長會面時，命運來干預了。院長和老拉耶克互相驚奇地打量著對方。雖然院長蓄著一把大鬍子，頭髮也有些斑白了，但拉耶克還是認出，那是四十年前的同學戈蘭·托米奇。院長同意會見他的兒子，與這個年輕人討論進教堂工作的可能性。
這位聰明的院長猜到，他這位老同學的兒子，是一個內心世界遭受著折磨、不能在外在世界找到安寧的年輕人。他以前見過這種情況。他指出，他不能立即騰出一個工作崗位空缺，但城裡人也有來當修道士的，為的是尋找宗教「避難」。
一九九六年夏天，隨著波黑內戰的結束，米蘭·拉耶克來到斯蘭奇村的修道院，種植西紅柿和黃瓜，參加反省和祈禱。那個夢消退了。
一個月後，瓦西里耶院長溫和地提議他懺悔。他懺悔了。在耳語般的聲調中，在祭壇邊的燭光下，在來自拿撒勒的那個人的注視下，他把他經歷過的事告訴了院長。
院長雙手合十開始祈禱：為糞池裡那個小夥子的靈魂，為他身旁的那個懺悔者。他敦促米蘭去向當局告發那些應對此事負責的人。
但米洛舍維奇仍在牢牢地掌握著政權，而且佐蘭·季利奇的威脅依然清晰地在耳邊響起。當局會指控季利奇是難以想像的。那個暴徒威脅過的報復行為，有朝一日得以執行的話，根本不會激起任何漣漪。因此，沉默繼續著。
那種疼痛在二○○○年冬天開始了。米蘭注意到身體的每次動作都會加劇痛楚。兩個月後，他與父親商量。父親認為是某種流行性疾病，但還是安排他去貝爾格萊德總醫院化驗。
貝爾格萊德總是聲稱其醫療水準是歐洲一流的，而貝爾格萊德總醫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化驗要做三個，分別由肛腸科、泌尿科和腫瘤科的專家進行診斷。負責腫瘤科的那位醫學教授，最後把米蘭·拉耶克請進了他的套間診療室里。
「你是一位見習修道士？」他問道。
「是的。」
「那你信仰上帝？」
「是的。」
「有時候我也希望我能去相信，但是我不能。現在到了考驗你的虔誠的時候了。不是好消息。」
「請告訴我。」
「你得的是直腸癌。」
「能動手術嗎？」
「恐怕不能。」
「會好轉嗎？能化療嗎？」
「太晚了。我很抱歉，我非常抱歉。」
這個年輕人凝視著窗外。他已經被判了死刑。
「我還能活多久，教授？」
「這個問題總是會被問到，但總是很難回答。如果採取措施，保養得當，嚴格飲食禁忌，加上一些放療……一年。可能短點，可能長些。但不會很長。」
那是二○○一年三月。米蘭·拉耶克回到修道院把他的病情告訴了院長。老人為這個年輕人難過得哭了。
四月一日，貝爾格萊德警方逮捕了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佐蘭·季利奇已經消失。在兒子的懇求下，一頭霧水的老拉耶克去聯絡了他在警方高層官員中的熟人，得到確認，南斯拉夫最成功、最強大的黑幫頭目，已經在一年多以前銷聲匿跡了，現在應該居住在國外某個地方，具體地點不詳。這個殘暴的季利奇的影響也已經煙消雲散了。
二○○一年四月二日，米蘭·拉耶克在他的紙堆中找出一張舊卡片。他取了一張紙，用英語寫了一封信給倫敦。這封信的重點在第一行字。
「我已經改變了主意。我準備好作證了。」
三天後，信到了倫敦。二十四小時之內，私家偵探已經與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的史蒂夫·埃德蒙快速通過話，並回到了貝爾格萊德。
這份陳述是用英語記錄下來的，並請了一位註冊譯員和一位公證員在現場。陳述經由當事人簽署後，還由證人作了連署：
早在一九九五年，年輕的塞族人習慣於聽到什麼就相信什麼，我也並不例外。今天我們也許很清楚，在克羅埃西亞和波黑，以及後來在科索沃發生過什麼恐怖的事情，但當時我們被告知，被孤立起來的塞族人完全是受害者，而且我也相信了。我們以自己的武裝力量對老人、婦女和兒童實施大屠殺的說法是不可想像的。我們被這樣告知：只有克羅埃西亞人和波斯尼亞人才會去干那種慘無人道的事，塞爾維亞的軍人只是在保護和拯救作為少數民族的塞族人聚居區。
所以，一九九五年當一位法律系的同學告訴我，他兄弟和其他人要去波黑保護那裡的塞族人，而且需要一個無線電通信員時，我什麼也沒有懷疑。
我曾經在部隊里當過無線電通信兵，但離前線很遠。我同意放棄春假去幫助在波黑的塞族同胞。
當我加入另外十二名隊員時，我看出他們是粗人，但我認為，他們是參加過艱苦戰鬥的士兵，並責怪自己太嬌慣、太軟弱了。
我們一共十二個人，包括隊長，駕著四輛越野吉普車。隊長在最後時刻才露面，直到那時候，我才知道他就是佐蘭·季利奇。我曾經模模糊糊地聽說過他，知道他是一個可怕的影子般的人物。我們行駛了兩天，朝北穿越塞爾維亞共和國，進入波黑中心。我們抵達了班亞－盧卡，以那裡為基地，確切地說是把波斯納旅館當成我們的基地。我們住進旅館房間開始吃喝。
我們朝班亞－盧卡的北方、東方和西方分別作了三次巡邏，但沒有發現敵人，也沒有發現受到威脅的塞族村莊。五月十四日，我們駕車南下進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