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紐約有一個慈善機構叫「關注難民」，其工作人員自稱為「憂國憂民的公民」；還有一種戲稱是「行善者」。
這個機構自定的任務是，睜大眼睛注視那些被海浪衝到美國海灘上的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希望美國能夠履行刻在自由女神銅像基座上的那些文字，希望美國能收留他們。
大多數情況下，這些難民孤苦凄涼，被搶掠一空，來自世界各地。他們在求生存的掙扎中花盡了最後的積蓄，而且通常頂多只能說一些隻言片語的英文。
他們的直接對手是美國移民與入籍局。該機關的集體意見往往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申請入籍者都是江湖騙子，應該被遣送回原籍，或任何其他地方。
一九七八年初冬的那天，放在加爾文·德克斯特辦公桌上的卷宗，是關於從柬埔寨逃出來的一對夫妻——孟鴻先生和夫人的。
孟鴻先生已經代表他們夫妻倆作了一份長長的聲明筆錄。這位受過法語教育的柬埔寨人是用法語陳述的，經翻譯後，他的故事呈現在律師面前。
自一九七五年起，柬埔寨的統治者是波爾布特，此人是一個瘋子、弒殺成性的暴君，他手下有一支狂熱的軍隊——紅色高棉。這在美國廣為人知，後來因電影《殺戮的田野》而更加為世人所知。
波爾布特有一些浮躁的夢想，想讓他的國家回歸到某種農耕石器時代。他的幻想充滿了對城裡人和任何受過教育的人的刻骨仇恨。這些人應該被處決。
孟鴻先生聲稱，他原是柬埔寨首都金邊一所高級中學的校長。他的妻子是一家私人診所的護士。顯然，兩人都屬於紅色高棉要處決的人。
當形勢越來越嚴峻時，他們躲藏起來，在朋友和同事的房子東躲西藏，經常轉移住所，直到最後，朋友和同事們也全都遭到逮捕。
孟鴻先生在聲明中說，他們不可能潛逃到越南或泰國邊境，因為在鄉村，到處布滿了為紅色高棉通風報信的人，而他根本不像一個農民。然而他設法買通了一個卡車司機，這人同意把他們偷運出金邊，穿越鄉間抵達磅遜港。他用最後剩餘的積蓄，說服一艘韓國貨輪的船長帶他們離開形同地獄的祖國。
他不在意、也不知道「仁川之星」這艘船舶駛往何處。結果它載著柚木去了美國紐約港。抵達美國後，他沒去迴避當局，而是直接報告並申請獲准居留。
在聽證會的前夜，德克斯特坐在廚房桌子邊整夜沒合眼，他的妻子和女兒就睡在相距幾米的隔壁房間里。這個聽證會是他第一次上訴辯護，他要為這個難民盡他最大的努力。讀完當事人陳述之後，他去翻閱移民局的答覆。官方的回覆口氣相當強硬。
在每個美國城市，最高官員是地區行政長官。第一道障礙就是這個地區行政長官辦公室。負責這個案例的行政辦公室官員，以奇怪的理由拒絕了這項避難要求，他說按照美國傳統，孟鴻夫妻應該去柬埔寨當地的美國使館或領館提出申請，並排隊等候。
德克斯特覺得這不是一個大問題。幾年前當紅色高棉衝進金邊時，所有的美國外交人員已經撤離了柬埔寨首都。
在第一道關卡遭拒絕，就把孟鴻夫妻推到了辦理驅逐手續的程序之中。就在此時，「關注難民」組織聽到了這個消息並儘力為他們辯解。
根據程序，申請入境人在地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聽證會上遭拒絕後，可以請求舉行一個更高層次的聽證會，即有避難聽證官在場的行政聽證會。
德克斯特注意到在第一次聽證會上，移民局的第二個拒絕理由是，孟鴻夫婦不符合遭受迫害的五條基本理由：人種、國籍、宗教、政治信仰和社會階級。他覺得他可以指出，作為狂熱的反共人士（他會去叮囑孟鴻先生）和校長，當事人至少符合最後兩條。
在明天的聽證會上，他的任務是請求避難聽證官，按照移民與國籍法第243（H）條，實施「暫緩驅逐」的寬限。
在其中一張資料的下面，「關注難民」的某個工作人員用小號字列印了一條注釋，註明避難聽證官名叫諾爾曼·羅斯。這個信息很有意義。
德克斯特提前一個小時到了聯邦廣場二十六號的移民與入籍局大樓，去會見他的當事人。他本人並不高大，但孟鴻夫婦更矮小，孟鴻夫人就像一個嬌小的娃娃。她透過啤酒瓶底般的眼鏡觀察著這個世界。律師手頭上的卷宗告訴他，這對當事人的年齡分別為四十八歲和四十五歲。
孟鴻先生似乎很平靜，一副逆來順受的樣子。因為加爾文·德克斯特不會說法語，「關注難民」組織派來了一名女譯員。
德克斯特把一個小時的準備時間用在了回顧那份原陳述上面，但發現沒有什麼可添加或要刪除的。
這種案子的聽證不是在真正的法庭上進行，而是在一個大辦公室里。聽證之前五分鐘，他們被引了進來。
如同律師所猜測的那樣，地區行政長官的那位代表，仍堅持在首次聽證會上做出過的拒絕避難申請的論證。沒有什麼可以增加或刪減的。羅斯先生坐在辦公桌後面，閱讀著記載在卷宗里的、在此之前已經進行過的那番爭論，然後朝著霍尼曼·弗萊舍律師事務所派來的這位新手揚了揚眉毛。
加爾文·德克斯特聽到在他的身後，孟鴻先生正在對他的妻子說話：「我們必須指望這年輕人能成功，要不然我們會被送回去受死。」但他是用他的本國語言說的。
德克斯特先去反駁地區行政長官的第一條論據：自從紅色高棉的殺戮開始之後，在金邊已經沒有美國的外交或領事機構了。最近的也要到泰國的曼谷，這是孟鴻夫婦永遠不可能到達的地方。他注意到羅斯先生的嘴角上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而來自移民局的那個人已經臉色漲紅了。
律師的主要任務是表明，面對紅色高棉致命的狂熱，任何像他的當事人那樣明顯的反共人士，都註定會被抓起來受刑、處死。即便不是反共人士，這位具有大學文憑的校長無疑也會因為受過教育而遭處決。
頭天晚上德克斯特獲悉，諾爾曼·羅斯先生並不是一直姓羅斯。他的父親塞繆爾·羅森在世紀之交抵達美國，來自現在的波蘭某地區，為的是逃離俄國沙皇的迫害，這種迫害那時是由哥薩克騎兵實施的。
「先生，把這些兩手空空地來到這裡、只是為了尋求生存機會的人拒之門外是很容易的。說聲不行就走開是很容易的。告訴這兩個人，說這裡沒有他們的容身之地，他們應該回去遭逮捕、受刑、處決，是不用花費成本的。」
「可我問您，假定我們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我們先輩的先輩是這樣回絕的，那麼，那些被拒之門外的人回到已成為屠宰場的祖國時，有多少人會說：『我去了自由之地，但他們關上大門把我送回來受死。』有多少人，羅斯先生？一百萬？接近一千萬。我請求您，不是從法律的角度，不是從一位聰明的律師獲得一次成功的意義上，而是從莎士比亞稱之為仁慈的本質這個角度，我請求您宣布，在我們這個泱泱大國，我們可以為已經失去了除生命之外的一切、僅僅尋求一次求生機會的一對夫妻，提供容身之地。」
諾爾曼·羅斯若有所思地盯著他看了好幾分鐘時間。然後他把鉛筆當作木槌在辦公桌上敲了一下，並宣布：「暫緩驅逐。下一個案例。」
來自「關注難民」的那位女士，激動地用法語把結果告訴了孟鴻夫婦。其後的手續會由她和她的組織去辦理。會有一些行政程序，但不需要辯護了。孟鴻夫婦現在可在政府的保護下留在美國，最後還能獲准工作、避難，隨著時間的推移還可以入籍。
德克斯特朝她微笑著說她可以走了，然後他轉向孟鴻先生說：「我們去那邊的自助餐廳，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在這裡幹什麼。」
他說的是孟鴻先生的本國語言——越南語。
在那家地下餐廳角落裡的一張餐桌邊，德克斯特檢查了柬埔寨人的護照和身份證。
「這些證件已經由西方几位最優秀的專家檢驗過了，是真實的。你是怎麼弄到它們的？」
這位難民看著他嬌小的妻子。
「是她製作的。她是義族人。」
越南有一個叫義的宗族，幾個世紀以來，順化地區的學者大都是出自這個宗族。他們有一項歷代相傳的書法專長，曾為皇帝撰寫宮廷文書。
到了現代，尤其是一九四五年開始抗法戰爭後，他們絕對耐心、細緻和令人驚異的製圖術，讓世界上最高明的偽造證件者相形見絀。
這位戴著瓶底眼鏡的小個子婦女因長期的戰爭而損失了視力，她曾俯伏在一個地下工作室里製作通行證和身份證。這些證件是如此完美，越共特工可以拿著它們隨意地進出南越的每一座城市，從來沒被抓住過。
加爾文·德克斯特把護照和身份證遞了回去。
「那麼，你到底是什麼人，你為什麼來這裡？」
妻子開始輕聲哭泣，她的丈夫握住了她的手。
「我的名字叫阮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