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學繁榮的環境表明，優生學只是達爾文主義的間接拓展。高爾頓可能已經向世人警示自然選擇的寬鬆性可能會導致種族沒落，而英國的優生學者，比如皮爾孫，則一直認為自然選擇與他們推薦給人們的人工選擇相似。然而高爾頓本人不是一個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因為他堅持認為自然進化是通過短時間的突變，而不是通過對個體差別的選擇。確切地說，這也是早期遺傳學家們採納的立場。美國優生學家利用孟德爾主義這個事實表明，他們從根本上是從遺傳論的角度看待人類的性狀，而不是沉醉於通過選擇就能達到人類進步的想法。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優生學家明確地站在先天決定論一邊，也就是說，相信遺傳決定論（Cravens，1978）。他們不願意支付額外的稅收來為窮人造福，理由是窮人不可能從改善的條件中獲益，因為他們劣等性是由基因決定的。絕育則是一種更經濟的辦法，尤其是有人提出可以通過這種辦法來減少人群中的有害特徵。
20世紀30年代，優生學運動開始衰落。儘管它的影響程度在逐漸下降，但它還在繼續有影響。乍一看，衰落的原因好象從「負優生」立場出發的一些論點顯露出科學上的弱點。在20世紀20年代，人們已經認識到，把所有不適特徵簡單地描述為是由少數幾個「壞」基因造成的，這是對真實情況的歪曲。許多特徵都是受到了一定數量的不同基因的影響，同時，無論遺傳潛力如何，環境都能對生命體的生長造成影響。群體遺傳學家也表明，要使整個種族的構成都發生明顯的變化，是非常困難的。這一時期達爾文主義與遺傳學的綜合，阻礙而不是推動了優生學的進程。但這些科學發展顯然又不可能是從根本上摧毀這場運動的主要原因。早在優生學出現明顯的衰落之前，多數生物學家就已認識到事情的真實狀態。他們中許多人不再支持優生學，雖然少數幾個人是例外，他們只是不去批評優生學，而任由一些優生學的倡導者繼續詳細闡述那個過分簡單化的靈丹妙藥。隨著科學家們疏離一個會引起爭議的問題，對人類基因的嚴格探索也開始一蹶不振。這僅僅是厭惡了公開爭論？還是害怕直面一場在公眾中仍擁有廣泛支持的運動（Ludmerer，1972；Provine，1973；Gould，1974a）？到了1930年，優生學的主流已墮落成為一場偽科學遊戲，然而僅僅在這以後，科學家們，比如J·B ·S·霍爾丹(Haldane，1938），才開始公開指出優生學的缺陷。
促使優生學走向消亡的真實原因顯然不是由於科學的發展，而是公眾日益認識到了優生學的危險性，尤其是德國納粹的極端行為所帶來的影響（Searle，1979）。納粹的行為表明，極權國家根據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去控制人口，會造成更具威脅的集權主義危害。這就揭示出形式上不夠嚴格的優生學所具有的道德危險。最初的時候，人們確實認為國家有責任去限制不適者的生育，當時只是針對幾種明顯的缺陷類型；但是納粹的行為表明，可以將「不適者」的界定拓寬到整個人類。這時，人們對摺中的態度開始重新審視了，而且隨著科學家向公眾指出優生學的遺傳學基礎很脆弱，優生學便失去了支持。
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所根據的觀點都是認為社會中的某些成員，或者是種族，或者是階級，天生就要低人一等。他們社會地位之所以低下，是由於他們不能在現代社會中發揮出正確的作用。因此，社會結構的改革不會使他們明顯獲益。這個觀點中的意識形態很明顯：自然惠顧於那些佔據了優越地位的人，並支持那些尋找借口謹防自己在人群中的優越地位被剝奪的人。相反，尋求改革的人則相信社會背景和教育決定了一個人的品性；窮人不是因為遺傳而落伍，如果我們能改善他們的條件，他們也能成為更好的人。因為很難有辦法將先天效應和後天效應區分開來，所以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最近幾十年的改革似乎沒有取得什麼效果，但這到底是由於改革的不深入？還是那些被提供了幫助的人未能受益(Gould，1974a)？然而，根據一些社會學家的見解，遺傳論的政策和環境論的政策都只是代表了通向同一目標的不同道路而已。不管將不適者淘汰掉，還是吸納到社會中，其目的仍然是為了維持一種以職業階級充當統治精英的社會結構（Werskey，1978）。
新拉馬克主義與社會
直到本世紀初的幾十年，新拉馬克主義在坍塌之前，在生物學中一直是與遺傳論明顯抗衡的理論。歷史學家們可能會低估新拉馬克主義在社會思想中的作用，感到它缺乏牢固的生物學基礎。霍夫斯塔德（Hofstadter，1959）在分析萊斯特·沃德的案例中提到過拉馬克主義曾作為替代理論，同時斯多京(Stog，1962）對拉馬克主義在美國獲得廣泛接受的事實作過論述；但是，人們對於社會拉馬克主義的研究顯然不能與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的研究相比。我們現在認識到拉馬克主義在1900年前後對生物科學的影響，而且還能認識到需要更加認真地去對待拉馬克主義在社會中的影響。除了拉馬克主義被斯賓塞用來捍衛自由競爭以外，同時還存在過一種廣為傳播的信念，即獲得性遺傳足以使人們以更加積極的方式承擔起他自己的進化。拉馬克主義成了憧憬未來的哲學。同時，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拒絕以這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看待非白種人；實際上，他們的理論是種族可以按進化等級劃分信念的基礎。
赫伯特·斯賓塞雖然也被標榜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但是至少可以從拉馬克主義的角度來解釋他那完全主張個人自由的哲學。斯賓塞支持的個人主義建立在經驗是最好的教師和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信念基礎上。但是對於多數新拉馬克主義者來說，社會改革和國家教育將會引導種族走向一個由人類自己選擇的目標。然而，實際上兩種立場在基本概念上都很含混。如果人們學會了更有效的行為（無論用什麼辦法），我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行為能夠傳給下一代；但是，這種通過教育達到的〖HTH〗文化〖HTSS〗繼承，與〖HTH〗生物學的〖HTSS〗遺傳過程之間有邏輯聯繫嗎？我們的孩子能將事情做得更好是因為我們的教誨，還是因為在他們的體質構成中已經結合了更好的處事方式，因此他們生而就具備了表現更好行為的先決條件？在前一種情況下，社會拉馬克主義與遺傳論的立場沒有什麼區別，都認為如果條件更好的話，人也會有所改進；但如果這種改進可以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的遺傳作用的話，我們就開闢了一條新的社會政策之路，這條道路的基礎是希望這種改進的效應在幾代中積累。通過教育塑造人類的行為，我們實際上在控制著物種的進化。在先天還是後天的爭論中，拉馬克主義者支持後天決定論，但是他們不止是簡單地相信人類有能力自我改善，他們認為，這種改善可以通過遺傳而累積。結果，這種觀點混淆了先天與後天之間的區別，其後果是拉馬克主義者傾向於混淆生物學意義上的進化與文化意義上的進化這兩個完全不同的過程。
有人可能會出於道德的考慮反對斯賓塞所提出的自然是進步唯一指南的觀點。那些贊成改革的人則認為自由競爭僅僅是一種維持精英階級社會地位的新途徑。斯賓塞希望最終會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每一代人中的失敗者都必須從痛苦中學到一些東西。迅速進步是不可能的，因為斯賓塞相信進化是一個緩慢而複雜的過程，並非人類的力量所能控制。他的反對者們想要加速這一過程，並且提出，只要人類能控制正規的教育體系，就能夠使進化的進程加快。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進化方向，並通過教育我們的孩子來決定這一過程。獲得性遺傳將保證進化效果在每一代中積累，從而導致人類狀況的長足變化。
首先是通過社會主義者萊斯特·沃德對薩姆納極端個人主義的反對，拉馬克主義者的樂觀看法傳播到美國，並在那裡特別流行（Hofstadter，1959；Scott，1976）。具有明顯美國特色的新拉馬克主義學派對與約瑟夫·勒康特(Lete，1899；Stephens，1976，1978）的工作以及G.斯坦利·霍爾(Hall，1904；Gould，1977b）的心理學有明顯的影響。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伴隨著新拉馬克主義在生物學中取得的成功，所有這些人在當時都贏得了名望。他們的思想是那些生物學家權威觀點的直接拓展，其中有古生物學家愛德華·德林克·科普。為了支持存在上帝設計的論點，科普堅持認為意識是哺乳動物的內在特點，意識甚至還指導了更低等生物的進化（Cope，1887）。用盡廢退式遺傳逐漸發展著意識能力，直至達到人類心靈的水平，到了這一水平，就可以認識這一過程的性質並控制該過程。霍爾所強調的教育在塑造孩子心靈中具有積極作用的看法，是這種觀點的發展，其基礎也是期待經過幾代人之後就能看到人類的狀況得到積極的改善。人們顯然為盡廢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