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短語捏造出一個形象，好象人類為了生存要做殊死的鬥爭，而且好象社會達爾文論者提倡淘汰不適應者，並把這當作進步的一個必要步驟。通過理查德·霍夫斯塔德的著作《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Hofstadter，新版，1959），我們知道了，這種捏造出的幻覺經常與自由競爭時期產生的資本主義殘酷競爭聯繫了起來。最能說明這種形象的例證就是19世紀末期工業革命時，那些「強盜式資本家」通過剝削人民進行殘酷競爭，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利潤。看起來利用達爾文主義的隱喻來維護工業家們所鼓吹的鬥爭準則似乎不可避免。如果自然界通過個體競爭的方式進步，那麼適者生存肯定是人類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關鍵。當然，霍夫斯塔德的書還涉及到其他利用達爾文主義作類比的情況。重要的鬥爭領域也許根本就不在個體之間，而在國家或種族之間，通過鬥爭來維護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奴隸制度。甚至就是在一種社會中，由於對於鬥爭論點的略微曲解，導致生存鬥爭被優生學這種人工選擇形式所取代。其作用是控制人口生育，從而阻止非適應性個人的繁衍。##鑒於其內涵非常廣泛，因此，毫不奇怪，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很難下一個精確的定義（Ha lliday：1971；Rogers，1972）。最近在英國進行的一項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研究（Jo nes，1980）表明，即使是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也能依照他們各自的目的，來改造自然選擇的觀點。不可能僅僅把社會達爾文主義視作達爾文主義在人類領域的簡單而明顯的應用。人們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建立生物學與社會思想之間的聯繫，並且在每一個情況下，有選擇地強調了科學理論的某一方面。那些把戰爭鼓吹為進化動力的人確信，個體競爭會消弱一個民族抵抗外部敵人的能力。與令人眩目的新社會傾向截然不同，生物學思想觀點被當作了使已有的意識形態地位合理化的手段。科學與意識形態之間的聯繫也是雙向的；科學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受其提出時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如果無情的資本主義看起來象是自然選擇在經濟上的直接應用的話，我們必須記住，常有人認為達爾文的理論本身就建立在受馬爾薩斯(第六章；Young，1969，1971b，1973）影響的意識形態基礎上。##歷史學家們一定知道許多在生物學基礎上類比社會的方法，但是，如果他們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擴展到覆蓋如此眾多的不同思想，以至於使「社會達爾文主義」變得實質上毫無意義時，那也將一無所獲。達爾文的名字經常被那些與社會進步有關的思想體系所使用，結果使得達爾文的理論在公眾中蒙受了理應由其他理論承擔的壞名聲。班尼斯特(Bannister，1970，1979）對霍夫斯塔德所宣稱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資本主義形式在19世紀後期美國思想中很流行這一論點提出了挑戰。他的攻擊是雙向的，既針對所謂流行的程度，也針對以達爾文思想作類比的內在邏輯。他指出，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們曾刻意地誇大了早一代人對鬥爭含義的依賴，目的在於強調，他們的觀點與這種經過雕琢的粗俗觀點相比，要高明得多。「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備受反對自由競爭人指責的術語。工業家們使用達爾文主義語言的頻度可能被高估了，因為很多表面上看來是倡導自然競爭邏輯的見解，實際上是出於頗為不同的動機。這就引發了關於赫伯特·斯賓塞個人主義哲學具有什麼真實目的的爭執。對霍夫斯塔德來說，是斯賓塞把社會達爾文主義從英國散布到了美國。可是斯賓塞對拉馬克主義的偏愛卻阻礙了他接受生物學上的自然選擇觀，也可以認為，他更多地把自由競爭看作對人們行為的激發，而不是對不適者的淘汰。##從政治觀念的另一個極端看，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Heyer，1982）。馬克思之所以歡迎進化論的思想，是因為其中固有的唯物主義特點，但是從一開始，他就認為達爾文的機制反映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的競爭氛圍。現在清楚了，所謂馬克思將一卷《資本論》題獻給達爾文的故事，根據的錯誤地理解了他們之間的通信（Colp，1974；Feuer，1975；Fay，1978）。在達爾文的鬥爭概念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是歷史推動力的信仰之間，只能找到一點點類似，因為後者是起源於辨證法哲學的。在革命後的俄羅斯，達爾文主義總是處於備受敵視的狀態，比如在李森科案件中（見第九章）。##馬克思主義者排斥選擇理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們不應因此而誤入歧途，去認為達爾文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聯繫是勿庸置疑的。斯賓塞是拉馬克主義者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為自由企業社會所提供模式的不只一種生物學的類比。斯賓塞的情況還證實了非達爾文進化理論可能在社會爭執中扮演相當的角色。大多數拉馬克主義者選擇的是以國家干涉作為創造更好條件手段的社會政策。他們希望因此而導致的改善可以產生遺傳效應，從而使種族本身發生真正的生物學意義上的進步。優生學運動也主張國家調控，但目的卻大相徑庭，優生學運動希望藉此限制不適應者的繁衍能力。當代大量關於這場運動的文獻表明，存在著另一個獨立於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啟發源泉。雖然優生學是在達爾文理論影響下的英國創立的，但優生學在利用了孟德爾遺傳學這門新科學後，卻在美國進入了繁榮發展的階段。可是早期的遺傳學家們反對把自然選擇看作進化機制。他們宣稱，人類種族的「壞」基因必須經過人工選擇來淘汰，他們無視這樣一種假想，即自然進化是通過更加快速地複製適應基因而實現的。##生物學與社會思想的相互作用之所以複雜，是由於科學理論常常被捲入到當時的爭論中，導致這些爭論的各方，在基本觀點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從上面提到的政治分歧中都可以看出在「先天與後天」中哪一個是決定人的品質的最重要因素這一問題上的對立態度嗎？（Past ore，1949；Cravens，1978）。那些相信先天——即遺傳——是根本影響的人，會反對認為條件改善和教育對人的品質能帶來有益影響的觀念。如果一個人繼承了惡劣的品質，那麼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他，甚至任何嘗試都只能是浪費金錢。這種傾向產生出建立在對下層階級的數量和影響需要進行限制基礎上的保守政治思想，因為據認為生活在下層階級的人是惡劣品質的主要來源。可以通過自然或人工選擇的方式來淘汰不適者，可以選擇社會達爾文主義或優生學的方法。達爾文主義和孟德爾主義都為優生學提供了科學基礎，因為兩者都強調遺傳對個體生物品質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相反，可以將拉馬克主義者對「軟繼承」的強調視為「人定勝天」信念的一種極端形式。拉馬克主義相信，如果有更好的外部條件，人性就〖HTH 〗可以〖HTSS〗得到改善，並且認為這種改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遺傳下去。實際上，對於「後天決定論」的支持者來說，並不需要倡導遺傳效應，也可以主張更好的條件會造就更好的人性。因此，儘管正逢拉馬克主義的衰落，但是自由主義思想在20世紀還是繼續盛行。##還有一個比任何特定的生物學理論深刻得多的思想，傾向於從等級的角度來考慮人的差異。優生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是對同一社會內部個人劃分等級。一些人被假定為生來就比其他人更能幹，這種思想反映了社會被分成上層階級和下層階級的事實。按種族的不同來分等級的傾向甚至更加流行。歐洲人幾乎不可避免地認為，其它種族次於他們，其低劣程度則由他們的技術與社會發展來衡量。很容易就會設想，「越低等」的種族對應著從猿到人的最高形式這一過程中的「越早」階段。理論上，達爾文主義應該是從根本上摧毀了線性等級進步的概念，因為達爾文主義強調進化具有不斷分支化的特點。可實質上所有的進化論者都承認，人類的起源是一種線性圖式，並且還用這種觀點為盛行的種族歧偏見辨護。拉馬克主義應該更容易被那些從等級角度考慮進化的人所採納，因為拉馬克主義者更貼近將進化比作胚胎向著最終目的進步式發育的信念。那些最執著地試圖建立種族等級界定的生物學家們，幾乎一直在他們的生物學思想中融入相當可觀的拉馬克主義成分。通過非達爾文主義的途徑，更容易將一種社會偏見演繹成「科學」理論，只不過在這個案例中沒有一種理論能徹底逃避那種廣泛存在的基本態度。
社會達爾文主義
最為人熟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就是根據「生存而鬥爭」來為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競爭精神辯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但是一些現代史學家們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是，當時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即使對達爾文本人的信念理解上，也存在著同樣類似的差異。格林(Greene，1977）列舉了各式各樣的詮釋，在一種極端，有人譴責達爾文主義助長了攻擊性的個人主義（Harris，1968），在另一個極端，有人則否認達爾文同情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Freema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