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物種起源》於1859年11月24號由約翰·默雷出版社出版後，第一天第一版的1250冊書就被分銷商一搶而光。為了消緩寫作這部書的勞頓，達爾文來到伊爾克利洗溫泉，並在那裡等待即將到來的風暴。有一些年輕人表示支持，但是最初多數反應是表示反對。有一個故事，說一個牧師指責達爾文是英國最危險的人。我們對來自保守勢力的反應程度並不會驚奇：進化論動搖了一直被視為現存社會支柱的宗教和教會。大量的科學依據被用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其中的一些依據達爾文及其追隨者很重視。儘管存在著激烈的反對，但是進化論已經開始啟航，雖然航行的速度並不像有時人們預料的那麼快（Hull et al.，1978）。如果許多博物學家都有很強的宗教信仰，那麼就很容易將他們的科學反對意見視為不過是為了維護舊的神學自然觀時所臨時拼湊的論據。似乎沒有什麼人懷疑許多攻擊背後的動機是對達爾文主義中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普遍不滿。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那些論據本身缺乏科學合理性。達爾文的理論建立在當時對自然理解的基礎上，在一些領域，特別是對變異和遺傳的研究領域，這些基礎是不牢靠的。因此有可能建立科學的論據來反對達爾文的理論，這些論據也會在某一時期顯得合理，雖然我們可以在今天客觀地看待這些論據，因為遺傳學等領域都進步多了。有些問題並沒有解決：現代的特創論者仍然利用化石記錄的不連續性作為反對任何形式進化的論據。這些反對意見可能會很好地用來捍衛自然神學，但是在達爾文的時代，它們的確對選擇學說構成了真正的威脅。戴維·霍爾（Hull，1973b）編了一部有價值的《物種起源》評論集，從這部文集中可以看出，即使是那些反對這個理論的科學家的意見也不盡相同。這並不令人驚奇，因為舊的特創論絕不是一個統一的科學理論。顯然具有不同知識背景的科學家所認為的重要異議不同。相反，那些全心全意支持達爾文的博物學家不滿自然神學的限制，而且經常研究那些限制很明顯的領域，比如生物的地理分布。但是這一小群科學家是如何影響公眾的觀點的呢？對此，埃爾伽（Elleg？rd，1958）對當時期刊的文章進行了有用的研究，因為他研究的範圍包括具有不同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各種雜誌。不出所料，越激進的雜誌，對達爾文的理論越認真，而保守的雜誌則堅持特創論。然而埃爾伽的研究揭示出，在19世紀60年代期間，存在著一種觀點轉變的趨向。越來越多的雜誌開始認識到神奇創世的人為性，並發表了一些倡導在法則的控制下創世的文章。這是達爾文影響公眾輿論改變的最直接的效果：並不是造成對他的理論的廣泛理解，而是人們越來越願意承認世界是有法則，世界不是捉摸不定的神控制的。因此有必要詳細分清楚一般的進化論與特定的達爾文選擇學說的異同。事實上「達爾文主義」被當作了進化論同義詞，但是不在二者之間作出分辨，就不會清楚地理解後來這個主題的歷史。我們通過埃爾伽的研究發現，到了1870年，進化的基本思想得到了普遍的接受，達爾文主義一詞已經很流行。但是有些人雖然接受了進化的觀點，但是對達爾文關於進化是如何發生的解釋卻表示懷疑。即使在達爾文的堅定支持者當中，在選擇機製作用的看法上也存在著分歧，只不過這些人小心翼翼地不使這種分歧變得那麼醒目。很少有人認識到，即使是達爾文的一些最親密的支持者，包括T·H·赫胥黎，也幾乎不使用選擇學說。因此，當時那些最支持達爾文主義的人，對於這個理論的有些方面卻不贊成，而這些方面恰恰是現代生物學家所重視的地方。按照今天的標準看，早期的許多進化論者只不過是「假達爾文主義者」，他們之所以可以團結在一起，只不過他們所認識的達爾文促使他們相信一般意義上的進化思想。後面（第九章）還要探討19世紀後期非達爾文主義革命思想的繁榮程度。但是當我們評價反對選擇學說的論據時，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史學家通常認為，達爾文的理論是後達爾文時代人們關注的唯一焦點。即使他們認識到反對意見的強烈，他們告訴我們更多的是對自然選擇的反對，而不是逐漸產生出來替代選擇學說的其他理論。這種研究非常容易引起誤導，因為（埃斯利對此作過論述，Eiseley，1958）遺傳問題曾經成了主要爭論的領域。達爾文沒有孟德爾式的遺傳觀，史學家容易認為這是他的理論中的缺陷，而且直到1900年孟德爾定律重新發現之後，才彌補了這個缺陷，人們才能充分接受他的理論。現代的達爾文主義像是一個七巧板，達爾文留下了一個關鍵的空缺，等待著後來的生物學家來填補。事實上，除了遺傳學，還有很多反對自然選擇的意見，而且對於極少數真正的達爾文主義者來說，即使沒有孟德爾的工作，也可以為他們的理論奠定堅實的基礎。歷史上並沒有作出關注遺傳的決定，這種看法只不過反映出我們現代人先驗地認為進化論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發展。真正的歷史透視必須審視各種科學的反對意見，包括那些最後成為非達爾文主義進化機制源泉的反對意見。
達爾文主義的發展
從一開始，只有少數博物學家看出達爾文至少是使物種起源的問題成了科學探討的問題。沒有這些人的支持，達爾文主義可能會早夭。但是由於有很出色的博物學家捍衛這個理論，因此反對意見無法佔據強勢。到了1870年，雖然變化的機制仍然存在著爭議，許多研究與生物學最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不得不承認進化比特創更有說服力。在探討這場革命時，我們先來看一下最初那些有助於使博物學家轉而相信進化的大致證據。《物種起源》表明，如果認為新物種的產生是由於像自然選擇這樣的機製作用的緣故，那麼許多人們熟知的現象第一次可以得到解決了。越來越多的博物學家感到這種觀點很有說服力，站的住腳，並且將達爾文主義當作可以使用的假說。尤其在英國，到了19世紀80年代，轉而相信進化的人數一直在增加，相信進化的人已經在科學界佔據了主導地位。然而由於人們對自然選擇仍有爭議，我們還應該廣泛看一下確保達爾文主義在科學界取得成功的策略。《物種起源》並沒有如人們所期望的那樣先討論進化的情況。相反，它一開始就徑直詳細討論了自然選擇，因為達爾文一定要使追隨他的博物學家相信他已經找到了新的更合理的變化機制。許多人清楚進化的一般論點，但是只有出現一種可以檢驗的有關變化方式的科學假說，他們才不會拒絕承認進化。在19世紀初，拉馬克主義已經聲名狼藉，而《自然創造史的痕迹》中倡導的含糊不清的「發展的法則」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科學價值。對於達爾文來說，根本的是要表明他是在通過新的途徑探討進化問題，這樣，他在說明一般的進化情況之前，就必須先解釋自然選擇。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達爾文並不認為選擇是唯一的進化機制。他當然認為選擇是重要的進化機制，然而從一開始他就承認，可能會存在其他機制，比如用與不用的遺傳效應，即拉馬克主義，來作為補充。為了回擊對選擇觀點的批評，他對理論的細節作了修改，並且逐漸愈加看重其他機制的作用。因此《物種起源》的每一次再版都與原先的版本不同，包括最後增加了選擇學說難以面對的一些章節（《物種起源》集注本，ed.Peckham；Darwin，1958b）。達爾文對批評者的反映為我們檢查史學家的態度提供了一個試金石。那些將選擇視為巨大錯誤的史學家認為，達爾文的讓步表明他不斷認識到他的學說有很大的弱點。在他們的筆下，達爾文沒有立場，匆忙地從一種觀點倒向另一種觀點，竭盡全力支持一種基礎不牢靠的學說（Barun，1958；Himmelfarb，1959）。皮特·沃爾茲曼（Vorzimmer，1970）認識到，這個問題是由於達爾文不正確的遺傳觀點造成的，不過他描述了一幅類似的達爾文畫像，在這幅畫像中，達爾文沒能從全局把握困難，他經常消弱一種觀點，以便加強另一種觀點。有些學者提出，到了他的學術生涯結束時，達爾文已經放棄了選擇學說，而支持拉馬克主義（Eiseley，1958；Himmelfarb，1959）。這種觀點太離譜，達爾文確實承認其他機制的重要作用，但是《物種起源》中對選擇的基本描述沒有使得達爾文在解決所面對的問題時，太有可能採取一種很積極的觀點（Ghiselin，1969；Hull，1973b；Ruse，1979a）。即使他遇到一些羈絆，他也努力保持他基本進化觀的完整，可以將他視為英雄，而不能將他視為一個可憐鬼。史學家在達爾文到底取得多大成功這個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一事實表明，我們不能通過簡單地統計多少人同意他的理論，多少人反對他的理論，來評價對他理論的接受程度。達爾文主義的出現代表了科學共同體內的一種變化，對於這種變化的解釋可以通過共同體內的社會因素和科學家所接受的一種廣泛的價值革命來解釋。
之所以在達爾文主義地位的認識上出現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