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史上，沒有人像達爾文那樣受到那麼多關注和批評（有關的文獻見Loewenberg ，1965；Ruse，1974；Greene，1975；Kohn，ed.，1985）。最近幾十年，達爾文發表過的著作又重新刊印，史學家也編輯了他的許多日記、筆記和未完成的手稿（見參考文獻）。隨著劍橋大學圖書館收藏了大量的達爾文文稿，從而激發了大量的歷史解釋。重印達爾文通信全集的計畫已經啟動（Darwin，1984，1986；Burkhardt etal.，1985）。現在已經出版了帶注釋（Darwin，1959b）和帶通信（Darwin，1981）的《物種起源》。由於「達爾文業」（借用魯斯的話）產生出來大量的材料，因而很難提出一個簡明扼要的關於達爾文主義起源的解釋。之所以有困難，也是由於有關的史學家難以達成根本的一致，包括在對外界因素對達爾文思想形成的影響看法上，也存在著爭議。
在解釋達爾文工作中，最難的就是將其在科學與西方文化中產生的革命聯繫起來。研究這兩方面的是不同的史學家。有些史學家主要關注科學的發展，通常是因為他們原來的興趣在科學上。其他一些思想史學家，他們參加詳細的科學實踐的水平可能不同，但是他們真正關心的是評估達爾文主義在整個現代思想發展中的作用。根據這些背景，產生了兩種不同的歷史觀和對於達爾文革命意義的矛盾解釋，因為這些背景代表了不同的價值和偏見。
研究思想史的史學家將生物學中的革命視為西方社會價值中更深刻變化的象徵，視作基督教的人類和自然觀被唯物論的觀念所取代。生物學家願意將一個革命的理論看作這種更廣泛運動的表示。達爾文主義經常被視為維多利亞時期典型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個人主義的產物，而且他的選擇論被視為是這種價值體系在生物學中的應用。這樣的見解是重要的，但是卻帶來了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仍然影響著我們今天的情感，對於那些贊同教條式宗教普遍衰落的人來說，會熱情支持達爾文主義；但是那些不贊同唯物主義和社會無休止競爭的人，可能會對科學的發展持否定的態度。現代的兩個著名的見解對作為一場運動的達爾文主義和達爾文本人，給予了否定的看法（Barzun，1958；Himmelfarb，1959）。更關心科學問題的史學家已經提出，這種看法曲解了達爾文的成就，因為它未能關注達爾文首先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科學家、史學家並不總是將達爾文看成一個英雄。有人抱怨他不願意承認他的思想的來源，在有些情況下，他的行為被指控為是一種剽竊（Darlington，1961；Eiseley，1959）。然而，一般說來，具有科學背景的史學家卻對此採取了一種過於同情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達爾文是理想的研究者，堅實科學方法的開創者，他所創立的重要概念在現代的生物學中仍然具有價值（De Beer，1963；Ghiselin，1969）。這種態度具有雙重危險。它太容易利用我們現在熟悉的概念無意識地解讀過去，而且太容易產生出一種現代式的達爾文觀念，而忽略了19世紀思想的混亂。而且，這種史學家在熱衷表明達爾文的方法的時候，可能會發現，很難承認在達爾文理論的創造過程中外界的影響。
如果說「內史論者」未能看到達爾文主義的廣泛影響的話，那麼，「外史論者」可能太關注文化的影響，而忽略了科學問題。幸運的是，總有人在嘗試避免走兩個極端（如，Ei seley，1958；Greene，1959a）。可能已經接近了進行普遍綜合的時代，迄今尚未做過的大量工作即將開始。達爾文是個博物學家，不考慮這一點就不能真正理解他。但是當一名科學家在建構需待事實檢驗的假說時，他可能會受到各方面的影響，他的思想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受到哲學或社會概念的影響。產生的影響能否帶來很大的影響，有賴於科學共同體以及社會廣大的反應。
更嚴重的問題是歷史的因果關係。外史論者的研究明顯傾向於暗示在確定事件的過程中，科學細節並不是關鍵的。這種研究輕易地認為，隨著文化中唯物論的成分增加，科學家自然地在對自然的解釋中運用了這種新的價值觀。在科學家的腦海中，反映了他所位於的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並且創立了為這種意識形態辯護的世界觀（如，Young，1969，1971a，1973，1985）。因此科學家在歷史力量之手中，成了傀儡，在他的工作中只能創造性的細節。自然選擇進化觀在19世紀中期一定是「唾手可得」，在等著有人來充實細節，以便科學共同體可以認識。從這種觀點出發，無疑找到了第二個博物學家，阿爾弗萊德·拉塞爾·華萊士，他獨立於達爾文得出了這個理論。這種巧合揭示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壓力引導科學家按照某個方向進行研究。
內史論者又太容易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將達爾文視為偉大的英雄，他的見解最終揭示出真正的自然結構。通過承認宗教的壓力為開始從事這種研究創建了一種氛圍，內史論者的觀點強調科學方法的客觀性是獲取真正知識的手段。是達爾文進行了這樣的研究，從而使他將所有的事實歸納到一起，因此認為他受到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則純粹是瞎說。如果另一個博物學家得出了同樣的思想，這隻能表明通向真理的道路是向所有人開放的。這種偉大的思想一經發表，就會起到它的作用，即使世人確信科學的看待事物的方法比任何過時的宗教觀點都好大多。
然而在兩個極端之間有可能得出其他的看法。即使知識社會學最令人信服的講解者，可能也會承認，科學家像社會理論家一樣，具有關鍵的見解，從而使一種意識形態轉換成一種連貫的世界觀。可能達爾文在努力創造一種新的唯物主義的時候，走到了同代人的前面，那麼，在這個案例中，重要的是要確切地知道為什麼他那樣做。反過來，內史論者應該承認，在一個科學假說的形成過程中，存在著文化的影響，儘管最終是以科學取得成功的。通過承認達爾文創造性受到他所在時代的文化發展的影響，我們就可以採取一種平衡的觀點看待他所引發的革命。根據這種觀點，我們就可以看到無處不受到這場革命的影響。我們能夠表明，達爾文是沿著一條他的同代人都未曾走過的道路從事研究的。因而人們可能會認為，如果達爾文在隨貝格爾號航行期間不幸遇難，那麼以後的生物學史以及西方的思想會有很大的不同。這就意味著不應該認為他所研究的科學細節並非在整個事件的發展中無關緊要，事實上，這些研究細節是事件發展的組成部分，在事件中還包含了其他所有因素。
要平衡地描繪出達爾文工作的圖景，就必須考慮下列問題（有關的更詳細的分析，見Oldroyd，1984）：
1.達爾文理論有兩個最重要的特徵，即它的功利主義和利用「群體思想」取代原來人們所相信的物種是按照理念類型塑造的觀念。正是出於功利主義的考慮，才將適應看作唯一的進化驅動力，即不存在最終的目的，只不過是日復一日的檢查以確保那些具備有用形狀的生物生存下去。多大程度上這種觀點反映了自由競爭經濟學理論的功利主義呢？同樣，達爾文將物種視為由趨異個體組成的群體，反映的也是這種經濟學理論的個人主義嗎？他利用競爭作為選擇的機制，是否表明這種理論是按照維多利亞時期資本主義的殘酷倫理塑造的？這些問題是上面概述的舊的內史論者和外史論者爭論的特徵，而且在完全是間接證據的基礎上討論過。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承認外源的直接影響，對於達爾文未刊文章的研究，表明了他所閱讀的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程度。這些文章還表明他的生物學涉獵對他思想影響的程度，有一些證據表明，開始出現了一種更加綜合的解釋。因此施威伯（Schweber，1977）認為，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對達爾文提出個體的行為會產生有目的傾向的機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過，他卻承認，達爾文的生物學思想已經使他確信成功的理論要考慮個體的差異。
2.在對待達爾文的宗教觀和他迅速拋棄了傳統的自然是由仁慈上帝設計的信念問題上還存在很大的異議（Brooke，1985）。許多研究達爾文早期文章的史學家相信，到了1838年，他已經認識到他的理論中的唯物論含義（Schweber，1979）。正是出於這個方面的考慮，達爾文對於將自然選擇與已經淡化的自然神學協調起來表示懷疑。許多人在評論他的著作時指出，他之所以還提到自然法則的「目的」，可以解釋為或者這是一個有意的想法，或者是企圖向他的妻子或同事隱瞞他的理論中的所有含義。要理解他的立場，就必須解釋，在這個問題上，他是如何割斷了與他所在的文化氛圍的聯繫，從而得出這樣激進的觀點，或者就必須指出，迄今還沒有認識到的環境因素有可能促成了一種很激進的觀點。因此全面閱讀達爾文的著述是重要的（M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