祥興三年七月，有船隊自南海還。泉州商尤、利、田、賽四家，將自沿海各國所購粳米兩萬石捐贈於福建大都督府。戶部侍郎杜規感其德，問四姓所欲。四姓曰：「別無所求，唯願在約法大會中得一席之地而！」
宋丞相文天祥允之，天下大嘩。
剛剛堵在福建大都督府門外鬧過事的老少名儒們再次聚集起來，大聲抨擊文天祥此舉乃破壞華夏千載文制，遺禍殃及子孫的亂命。
大都督府不予回應，只是由剛剛病癒的陳吊眼出面，敦請諸位儒生門換一個地方鬧事，不得妨礙大都督府日常運作。
陳吊眼素有惡名，又曾經染過瘟疫。眾儒避之唯恐不及，怎肯冒著生命危險與其理論。於是將戰場從大都督府院牆外轉移到報紙之上，從齊公重商喪國開始罵起，一直罵到蒲壽庚辜負大宋，將兩千餘年商人禍國殃民的惡行一一挑揀出來，號召天下有識之士認清這些人的嘴臉，抵制他們參加約法大會。
這一來，將福、泉、漳、廣四州的商家全部惹怒了。有錢的大商人們紛紛效仿尤、利、田、賽等人，捐糧捐物幫福建大都督府賑災，以此換取自己在即將舉行的約法會上的發言權。而財力有所不及中、小商家，則出錢僱傭了大批文人，在報紙上對腐儒們的言論進行反擊。從玄皋犒師、呂不韋興秦，一直說到大都督府成立近四年來商人們所做的貢獻，舉例說明商人們非但不是禍國殃民之人，而且比儒者有良心。請儒者們自己拍胸脯算一算，每當國家危亡之時，投降外族的名流中，到底商人居多，還是儒者居多？
雙方打了個不亦樂乎，在陳吊眼和完顏靖遠的壓制下，都不敢採用武力，只能試圖用言語貶損對手。短短數日內，大商人們私下買賣良家婦女淫樂，仗財力欺壓良善，趁天災囤積居奇的「醜行」和大儒們搬弄是非，朝秦暮楚，賣國求榮，說一套做一套的「壯舉」都被翻了出來。雖然這些事情大多數是牽強附會，查無實據，依然讓看熱鬧的百姓大開眼界。
最近幾年，通過工人夜校和軍隊學堂的培訓，城市中識字的人漸漸多了起來。很多人平素本來對報紙不感興趣，見爭論雙方吵得如此熱烈，紛紛將注意力轉移到名人隱私上面。一些私人開辦的小報銷量由此扶搖直上，隱隱有逼近官辦的《華夏舊聞》的勢頭。
「原來那些衣著光鮮的人，也有如此不堪的一面！」道邊小店裡，替人打雜的小夥計們一手托著油乎乎的報紙，一手拿著作為午餐的熱乎包子，邊吃邊想。
為了讓更多的人站在自己這邊以壯聲勢，報紙上的文章不約而同的採用了半白話。這正好符合了市井百姓識字不多的特點。
「趕快吃，吃完了抓緊時間幫帳房趕工。月底東家趕著要上半年的結算明細呢！」掌柜地從櫃檯後探出半個腦袋來，不滿意地嚷嚷。
「哎！」小夥計答應一聲，將半個包子一把塞入口內，順手將裹包子的舊報紙團成一團，扔進了門後剛剛做好沒多久的垃圾簍里。
「敗家玩意，看完了么就亂扔。難道那是大風刮來的么！」掌柜的不知道是心疼自己的新垃圾簍還是心疼那半張報紙，大聲罵道。
「舊的，舊的，三天前的。人家王家包子鋪用來裹包子的！」小夥計見掌柜發怒，趕緊嘟嘟囔囔地解釋。
「舊的也不能亂扔，有字的紙都是斯文！揀回來，有空給我念念，讓我聽聽朱大聖人又怎麼逼良為娼，許大名士又怎麼千里求官了！這幫傢伙，滿嘴仁義道德，其實沒一個好鳥！」掌柜的罵聲漸低，不經意間露出了自己的真實意圖。
這幫傢伙，沒一個好鳥兒！這句話，已經漸漸成了市井百姓對儒林和商侶的共識。套在頭上的光環和神秘感消失後，一些人的本來面目在百姓眼中漸漸真切。在很多人眼中，商人為了謀求私利不擇手段，形象固然可憎，但他們言行一致，從來不掩飾自己逐利的心思。而那些儒者們，嘴巴里說的都是為國為民，都是聖人般的大道理，暗地裡追逐一己私利卻做得比商人還直接。從做人坦蕩這一角度上，顯然商人的人格比儒者們還要高尚些。
還有有心人研究了大宋南渡以來的歷史後，突然發現，原來商侶和儒者本來就是一家。自從康王南渡後，每逢殿試，就有大商家到金榜下「捉女婿」。那些湊巧金榜題名，又囊中羞澀的儒生，往往中了進士，立刻與商人們聯姻。憑藉商人的財力，他們在仕途上青雲直上。而青雲直上後的他們，又每每將手中權力「出租」出去，為商人們謀取更多的財富。
立刻有人將這種觀點發表出來，質疑商人和儒者參政的合法性。報紙上的嘴架從楚漢爭雄打成了三國演義，越打越亂。
「靠這些嘴巴比鴨子還硬，骨頭比水蛇還軟的儒生，還有見利忘義，什麼都敢賣的黑心商人能制定出興國之策么？」七月中旬，有人在報紙上大聲質問道。
吵做一團的商人和儒者們都楞住了，突然間，大夥覺得自己先前的舉止非常愚蠢。光顧著向彼此身上潑髒水，卻忘了眼下福建和兩廣實力最大的不是商家，不是儒林，而是文天祥極其領導下的軍人和地方官吏。
軍人們有擊敗蒙古人，恢複兩廣與福建的赫赫戰功。最初選舉出來的那批地方官吏們，亦有與破虜軍共患難，為了百姓不顧犧牲身家性命的義舉。這片殘破的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是他們守住的，論起功勞和民望來，誰也沒有他們大。
如果他們提出來，與國無功者無權參與約法，那麼，眼下嚷嚷得最歡的儒者們，將第一個被從約法大會中剔除出去。他們參政的理由甚至不能和商人比，商人們好歹還為國捐獻了一筆財物，頂著賑災的美名，而儒者們，除了給大都督府添亂外，什麼好事都沒有干。
幾乎在一夜之間，報紙上的文章紛紛轉移了口風。互相攻擊的犀利文字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恭維。有幾篇不署名的文章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讚頌了商人們在抗擊瘟疫和賑濟災民過程發揮的作用，認為雖然有不法者哄抬物價，囤積居奇，但作為一個整體，商人們大多數還是好樣的。至於過去種種不肖行為，都已經是過去，如今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商人們重金僱傭的喉舌也投桃報李，認為儒林中雖然多有不肖人物，但古今大賢大聖，也多出自儒林。甚至連被儒者們不動聲色開除出列的大宋丞相文天祥，和福建安撫使陳龍復，也都被悄悄地貫上了當世大儒的名號，成了儒林公認的新領袖。
大儒們立刻撰寫文章，認為福建大都督府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士工農商，皆曾為其儘力。雖然有人的作用很顯赫，有些人的作用暫時看不出來，但畢竟大夥都曾為國出了力。治國之策，應該考慮到所有出力者的想法，而不能是單憑功勞顯赫者說得算。
文天祥不是曾經問過大夥打天下的人是否一定就得掌握治理天下的權柄的問題么？儒者們迫不及待地引經據典給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政者，眾人之事也。故國以民為本，政以民稱便，而非武功之紅利也！」。他們認為，打天下主要靠武人，但治理天下與領兵打仗並不是同一門學問，打天下與治理天下，沒有必然的關係。為了把國家治理得更好，國家應該廣開門路，選賢與能，而不應該把天下權柄論功行賞。否則，那就和北元的強盜分贓般治國方法沒有了區別。
儒者們聲稱，縱觀古今，在治理國家，延續國運方面做得最成功的，還是儒學。所以，約法大會應該訂立儒學的地位，以新興的理學為治國根本。同時，給商人一部分權力，讓他們為國斂財。保障武將的一部分利益，讓武將在儒者的指導下，收復故宋失地，把北元趕回漠北去。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皆本也。」商人們的代言者立刻寫了文章反駁這種論調，這次，文字寫得非常平和，不再挖掘對方隱私，而是引經據典地說明，自古以來，治理國家並非只一種學問。儒家的《論語》誠然為經典，而《呂氏春秋》所表達的道理，也未必比儒學差，並且裡邊還有更多應用實例。
本著尋求最大同盟軍的原則，商人們在報紙上，肯定了兩年多來那批民選官員的政績。認為他們從百姓中來，想百姓所想，無論治理地方的能力和花費的心思，都比那些讀了幾天書，便自以為天下盡在掌握的書生們強得多。而武將們雖然不知道如何治國，但他們勞苦功高，為福建和兩廣流血流汗，所以，他們和曾經為國出錢出力的商人們一樣，理所當然在約法會上有發言權。否則，將來誰還肯為國出力，誰還肯為國出錢。畢竟這天下之間聖人少而庸人眾，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沒有半點私心。
商人們引用姜太公兵法上的古訓說，正因為人人都有私心，所以大夥才有同利。同利的情況下，眾人的力量才能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讓百姓都理解聖人之道需要幾百或上千年時間，但讓百姓明白自己的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只要執政者稍稍做一些保護私產的行為，就足夠了。實現起來，比教化百姓理解儒家經典簡單得多，也貼近現實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