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布利爾·賽姆不僅僅是一位假冒詩人的偵探，實際上他是一位成為偵探的詩人。他毫不掩飾對無政府主義的憎恨，其極端的保守主義觀並不是通過常規性的馴服而建立的，而是因為他在年輕時看了太多的革命者令人費解的愚蠢行為。他可敬的品格來得突然，這是對造反的反叛。他來自一個怪異的家族——所有的長輩有所有最新的觀念。他的一位叔叔總是不戴帽子四處走動，而另一位叔叔曾經嘗試著不著任何衣物只戴帽子四處走動，但是沒有成功。他父親培養藝術情操和自我實現；他母親主內，培養樸素和衛生。所以這個孩子在他少不更事時，完全不了解苦艾酒和可可這兩種飲品，他也不喜歡這兩種飲品的益處。他母親對他超乎清教徒的節制灌輸得越多，他父親超乎異教徒的自由就鼓吹得越多；當前者有朝一日強迫孩子接受素食主義時，後者已經為人吃人辯護了。
自嬰兒期就被各種可以想像的反抗圍繞著，賽姆註定不得不反抗，所以他厭惡到只能脫離理智。可是他身上流淌了太多狂熱分子的鮮血，使得他為常識而持的異議也顯得不合乎情理的激烈。他對現代人的憎恨也因為一起無法無天的事故達到極致。那起爆炸事故發生時，他就在現場。爆炸發生的那一刻，他看不見、聽不見，硝煙消散之後，他看見了破裂的窗戶和流血的面孔。從那以後，他的行為一如往常——安安靜靜，彬彬有禮，相當的溫和；但他的心理早已不一樣。他不再像我們大多數人一樣，把無政府主義者看作一小撮無知愚昧和理智主義夾雜在一起的病態的群眾；他把他們看作是一個巨大而冷酷的威脅，就像一次入侵。
他不斷為報紙和人們的廢紙簍里提供故事、詩歌和激烈的文章，以此告誡人們這種野蠻背棄的泛濫。不過，他不曾接近他的敵人，更糟糕的是他已難以維生。他在泰晤士河堤上來回踱步，嘴裡叼著一支廉價的雪茄進入思索無政府主義的狀態，即使口袋裡放著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像他那麼無情，或是孤獨。實際上，他常常覺得政府勢單力薄，已經被逼到萬分危急的絕境。他像唐吉珂德一樣狂熱而執著地關注著這個問題。
他曾在一個暗紅色的夕陽下在河堤上散步，紅色的河流反射出紅色的天空，它們都映襯著他的怒火。事實上，天空很黑，而河面太紅，河水似乎比它反射的落日更像猛烈的火焰。它看起來就像火焰在一個地下國家的巨大洞穴底下蜿蜒穿行。
在那些日子裡，賽姆生活很拮据。他戴一頂老式的黑色高頂禮帽，披著一件更老的黑色破舊斗篷，這兩樣物件的組合賦予了他狄更斯和布爾瓦·萊頓 作品中早期歹徒的相貌；他黃色的鬍子和頭髮比很久沒有修整過的塞夫倫莊園的草坪更凌亂不潔，一支花了兩便士買的又長又細的黑色雪茄橫伸在他咬緊的牙關。總體上，他看起來就像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典型的無政府主義者，而這正是他對無政府主義誓要發動一場聖戰。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這河堤上，一個警察問候他「晚上好」。
賽姆正處在對人類的病態憂慮的危急關頭，這個不請自來的官員就像一個藍色的龐然大物，它的冷淡似乎也刺痛了他。
「你是說晚上好嗎？」他嚴厲地說，「你們這些人總把世界的結束稱為一個美好的晚上。看看那個血腥的紅太陽和那條血腥的河流！我告訴你，如果那是真正的人血在流淌，你仍然會像以前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這兒，留意察看貧窮而無害的流浪漢，然後命令他走開。你們警察對窮人很殘忍，如果不是因為你的平靜，我可以原諒你，甚至你的殘忍。」
「如果我們是平靜的，」警察回答道，「這是有組織反抗的平靜。」
「呃？」賽姆盯著他說道。
「戰士必須在戰鬥最激烈的時候保持平靜。」警察繼續說，「一支軍隊的平靜就是一個國家的怒火。」
「天哪，寄宿學校！」賽姆說，「這就是非教派教育？」
「不，」警察悲哀地說，「我從未擁有過那些好處。寄宿學校在我的學齡之後才出現。恐怕我接受的教育是最簡陋的，而且還過時。」
「你在哪裡接受的教育？」賽姆問，心裡很疑惑。
「哦，在哈羅公學。」警察答道。
階級同情心儘管是錯誤的，卻也是群眾中最真實的東西。這同情心從賽姆身上噴涌而出，難以控制。
「然而，天哪，朋友，」賽姆說道，「你不應該成為一名警察！」
警察嘆了口氣搖了搖頭。「我明白，」他嚴肅地說，「我明白我不配。」
「那你為什麼當警察？」賽姆帶著粗魯的好奇心問。
「和你痛罵警察是同一個原因，」他回答道，「我發現警察部門最需要擔心的是人類科學才智離經叛道的人，而不是人類意志慣常有理由爆發的那些人，儘管這種爆發是過度的。我想我講明白了。」
「如果你指你說清楚了你的觀點，」賽姆道，「我想你做到了。至於說講明白，這是你要做的最後一件事。為何像你這樣的一個人會戴著藍色頭盔在泰晤士河堤上談論哲學？」
「很明顯你還不知道我們警察系統的最新進展，」對方回答道，「我對此並不驚訝。我們的最新進展對受教育階層是保密的，因為這一階層有我們太多的敵人。不過你似乎心態不錯，我想你或許可以參加我們。」
「參加你們的什麼組織？」賽姆問道。
「我會告訴你，」警察慢悠悠地說，「情況是這樣的：我們一個部門的頭頭，歐洲最著名的偵探之一，一直認為一個純粹高智商的陰謀會很快威脅文明的存在。他確信科學和藝術世界正無聲地被裹脅到一場針對家庭和國家的戰爭中。因此，他組建了一支特殊的警隊，在這裡，警察同時也是哲學家。他們的職責就是監視陰謀的發生，不僅僅在刑事角度上，在任何一個有爭議的角度也是如此。我自己是一個民主主義者，我完全明白平常人在需要平常勇氣或德行事務中的價值。不過很明顯，在一項追捕異端邪說的調查中使用普通警察是不得體的。」
賽姆的眼睛帶著同情和好奇閃閃放光。
「那麼你做什麼工作？」他問道。
「哲學家警察的工作，」穿藍色制服的警察答道，「比平常偵探的工作要更冒險，而且更微妙。平常的偵探前往小酒館逮捕盜賊，我們前往藝術家的茶會偵探厭世主義者。平常的偵探從賬本或者日記里發現犯罪行為，我們通過一本十四行詩集預測將要發生的罪案。我們要查出那些逼使人們最終邁向理性狂熱和高智商犯罪的可怕思想的源頭。我們非常及時地避免了一起在哈特勒普的暗殺，那完全歸功於我們的威爾克斯先生（一個聰明的年輕人）精通一首八行兩韻詩。」
「你是說，」賽姆問道，「犯罪與現代人的才智之間的聯繫真的很密切？」
「你不是一個純粹的民主主義者，」警察答道，「不過你剛才說我們對貧窮罪犯的處置非常野蠻，這你說對了。我告訴你，我有時厭倦我的職業是因為我發現它總意味著一場針對無知者和鋌而走險者的戰爭。但我們的這一項新行動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否認那個勢利的英國人的假想，即文盲是最危險的罪犯。我們不會忘記那些古羅馬帝國的皇帝，不會忘記那些在文藝復興時期下毒的了不起的王子。我們要說危險的罪犯就是受過教育的罪犯，當下最危險的罪犯就是完全無法無天的現代哲學家。和他相比，盜賊和重婚者實質上是有德之人；我同情他們。他們認同人類的基本理念，也以錯誤的方式追求這一理念。盜賊尊重財產。他們僅僅是希望別人的財產變成他們自己的財產，這樣一來他們就可以更完美地尊重財產。但是哲學家厭惡財產本身；他們希望摧毀私有財產的觀念。重婚者尊重婚姻，不然他們就是不願經歷重婚的儀式，甚至慣例的俗套；但是哲學家鄙視婚姻本身。殺人犯尊重人的生命，他們只是想通過犧牲他們認為的次要生命來使自己獲得更圓滿的人生；但是哲學家憎恨生命本身，憎恨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生命。」
賽姆拍了一下手。「講得太對了，」他叫道，「我從少年時代就是這麼想的，但總是無法說出對立的命題。普通罪犯是壞人，但至少就像俗話說的，他是一個有條件的好人。他說如果排除一個特定的障礙——比如一個富有的叔叔——他就會準備認同宇宙和讚美上帝。他是一位改革家，但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希望清洗大廈，而不是毀掉它。但是邪惡的哲學家不打算改變事物，而是要消滅它們。是的，現代世界保留了警務工作中所有那些暴虐和可恥的部分，如騷擾窮人，窺探不幸者。他已經放棄了他較為莊嚴的工作，如懲罰有權勢的叛國者和有權勢的異教首領。現代人說我們不應該懲罰異教徒。我只懷疑我們是否有權利懲罰任何人。」
「可這是荒唐的！」警察叫道，帶著與他的身材和制服不相稱的激動握住了雙手，「這令人無法忍受！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可你在浪費你的生命。你必須，你應當，參加我們對付無政府主義的特殊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