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郊區傍晚時分的塞夫倫莊園，鮮紅的顏色及不規則的外形猶如日落時天際的雲彩。塞夫倫莊園全由鮮亮的磚頭砌成，整體構造輪廓怪異，甚至連平面圖都顯得狂放不羈。這是一位略帶藝術氣息的投機建築商才情爆發的結果，他有時把這建築風格稱為伊麗莎白一世式，有時也稱為安妮女王式，顯然他認為這兩位君主的風格完全一樣。儘管這兒從未正兒八經地生產過任何藝術作品，但公正地說這兒可以描述為一種藝術群落；雖然自詡為知識分子聚集地的說法有點模稜兩可，但自稱樂園卻無可爭議。對於陌生人來說，第一次看到這奇異的紅房子肯定會想適應這兒的一定也是古怪的人。當他遇到這兒的居民時他肯定不會失望。如果有朝一日他把這個地方當作是夢境，而不是一個假象時，那麼它不僅令人愉快，而且完美無缺。
這兒的居民不是藝術家，可這兒卻充滿了藝術氣息。那個有渴望的、長著紅褐色頭髮和無恥臉龐的年輕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但他肯定是首詩。那個狂野的、長著狂放的純白鬍子、帶著白色帽子的老紳士——令人尊敬的騙子不是一個哲學家，可至少他是其他人開始思考哲學觀的起因。那個有著像雞蛋的光禿禿的腦袋和像鳥類的脖頸的科學家似的紳士，儘管他擺出一副科學家的嚴謹姿態，但他並沒有發現過任何新物種，而且他能發現比他自己更奇異的生物嗎？
因此，也僅僅是因此之故，這個地方就應當受到恰如其分的關注。它不應該被視為一個藝術家的作坊，而應該被視為一件脆弱的藝術成品。人們走進它的社交環境猶如踏入了一部已完稿的喜劇。
最特別的是，當奢侈的暗黑色屋頂映襯著落日的餘暉，整個瘋狂的莊園如飄浮的雲朵般疏離時，楚楚動人的虛幻之境就降臨了。這種景象在慶典之夜時更是如此，那時小花園裡會張燈結綵，而樹上掛著閃閃發光的中式大燈籠猶如某種猙獰而怪異的果實。
當地居民的記憶中，這個特別的夜晚這一幕最為搶眼——那位紅褐色頭髮的詩人成了英雄。這不是他成為英雄的唯一的一個夜晚，許多時候只要經過他小小的後花園都會聽到他對人，尤其是女人發號施令時高亢的說教嗓音。在這種情況下，女人的態度是這兒怪異的現象之一。這些女人大多數屬於可以含糊地稱為已獲得解放、會公開抗議大男子主義的類型，但她們常常會通過傾聽演講的方式恭維一個男子，普通婦女絕不會這麼做。盧西安·格里高利先生，這位紅頭髮的詩人，確實（在某種意義上）是一位值得傾聽的男子，儘管他在演講結束時會受到嘲笑。他以卑鄙又帶有某種新意的虛偽腔調演講那種陳腐的關於藝術的無法無天和那些無法無天的藝術的話題，給聽眾些許的歡樂。他迷人而怪異的外表在某種程度上對他有所幫助，伴隨著演講的風格，他把他的外表價值推到極致。他的中分的暗紅色頭髮簡直跟女人的一模一樣，如同拉斐爾 前派畫作中處女令人乏味的捲髮。可是，在這種幾乎是聖徒般的橢圓形範圍之內，他的臉驀然突起，變得開闊而冷酷，下巴向前突出帶上了一種倫敦佬輕蔑的神色。這種外表的組合馬上使神經質的聽眾神經瘙癢難耐、一片恐怖。他看起來就像一個活生生的褻瀆神明的例子，一個天使與猿猴的混合體。
這個特殊的夜晚，即使當地的居民忘記任何事物，也不會忘記那天奇怪的日落景象。那時看起來就像世界末日，整個天空彷彿蓋滿鮮艷的羽毛；你只能說天空布滿了羽毛，那種幾乎能拂到臉頰的羽毛。天穹下，這些羽毛大多數是灰色帶著最奇怪的紫色和淡紫色以及一種反常的粉紅或淡綠色；但往西，整片天空變得難以形容的透明和熱烈，最後幾朵火紅的雲彩遮住了太陽，使其成為看不到的美麗事物。一切都貼近地球，彷彿是在述說一個暴烈的秘密。天頂似乎是個秘密。它述說著那種輝煌的渺小，這種渺小正是當地愛國精神的靈魂。天空看起來很小。
我要是說有些人僅僅通過那個壓抑的天空就能記住那個夜晚，其他人能記住是因為它是塞夫倫莊園第二位詩人首次露面的標誌。長久以來，這兒全由那位紅頭髮的詩人獨自掌控，就在這個特別的日落，這種狀態戛然而止。這位自稱蓋布利爾·賽姆的新詩人有著一副外表溫和的凡人相，長著突出的鬍子和淡黃色的頭髮。不過人們注意到他並未像外表般溫和，他公然闡述了與這位久負盛名的詩人格里高利截然不同的對於詩歌本質的意見，並以此來炫示他的登場。賽姆說他是一位注重法律的詩人，一位注重秩序的詩人；不，他是一位可敬的詩人。所以，所有在場的塞夫倫莊園的居民看著他，就像他剛從難以置信的天空跌落。
事實上，盧西安·格里高利先生，這位主張無政府主義的詩人，把兩件事串聯起來。
「很有可能，」他突然以抒情詩般的風格說，「在這雲彩密布和令人痛苦的夜晚很有可能會有一位可敬的詩人如凶兆般在大地上出現。你說你是一位注重法律的詩人；我說你措辭矛盾。我只是驚訝你在這個花園出現的晚上並沒有彗星和地震。」
那個長著溫順的藍眼睛和灰白鬍子的男人以一種順從而莊重的神情忍受這些斥責。在人群中，跟她哥哥一樣長著紅色頭髮，但臉龐卻和善的格里高利的妹妹羅莎蒙德夾雜著讚賞和非難笑起來，這種讚賞和非難她通常只會給予家庭中的智者。
事實上，格里高利恢複了演說家高漲的好心情。
「一位藝術家和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說道，「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替換這兩個詞。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是一位藝術家。扔炸彈的人是藝術家，因為他偏愛任何事物的精彩時刻。他懂得火光的一次爆炸，完美雷聲的一次轟響遠比幾個普通警察的奇形怪狀的屍體更有價值。一位藝術家忽視一切政權，廢除一切規矩。詩人只以混亂為樂。如果不是這樣，世界上最有詩意的東西就會變成地下鐵路。」
「確實如此。」賽姆先生說。
「胡說八道！」格里高利說。任何人要說稀奇古怪的話，格里高利就會變得理性。「為什麼火車上所有的職員和勞工神色那麼哀傷而疲憊，相當的哀傷而疲憊？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因為他們知道火車在正常行駛，無論他們買了到什麼地方的票他們總會到達。他們經過了斯洛恩廣場之後就知道下一站一定是維多利亞，一定是。哦，他們狂喜，眼睛就像星星閃爍，而他們的靈魂就像再次回到伊甸園，如果下一站毫無懸念是貝克街的話！」
「你是沒有詩意的人，」詩人賽姆回答道，「關於職員們的話如果你說的是真的，它們就會像你的詩歌一樣乏味。擊中目標是罕見而離奇的事，而錯失目標是荒唐而明顯的事。當一個男子用一支野蠻的箭擊中了遠處的一隻鳥，我們認為這如同史詩般壯麗；當一個男子用一個野蠻的火車頭擊中了遠方的一個車站，這難道不也如同史詩般壯麗嗎？混亂是愚蠢的，因為在混亂中火車實際上可能會駛向任何地方，貝克街或者巴格達。可人就是魔術師，他全部的魔力就在於此，他說維多利亞，瞧，維多利亞站就到了！不，帶上你微不足道的詩集和散文集，讓我帶著驕傲的淚水念一張火車時刻表。帶上你的拜倫，他慶賀人類的潰敗；給我布拉德肖 ，他慶祝他的勝利。我要說，給我布拉德肖！」
「你必須要走嗎？」格里高利語帶諷刺地問。
「我告訴你，」賽姆繼續激動地說，「每一列火車到來，我認為它突破了圍攻者的排炮，而人也戰勝了混亂。你輕蔑地說當一個人離開斯洛恩廣場，他必定會到維多利亞。我要說一個人可以做一千件不同的事，而且每當我真的到了那兒，我總有一種僥倖逃脫的感覺。當我聽到列車長喊出『維多利亞』這個詞，它並不是一個無意義的詞，對我來說這是一個信使宣告征服的叫喊。對我來說它真的是『維多利亞』，這是亞當的勝利。」
格里高利搖了搖他笨重的紅色頭顱，臉上帶著冷漠而黯淡的微笑。「即使在那時，」他說，「我們詩人總是要問這個問題，『既然你到了那裡，那麼維多利亞是什麼？』你認為維多利亞就像新耶路撒冷。我們知道新耶路撒冷只不過就像維多利亞。是的，詩人甚至在天堂的街道上也不會滿足。詩人永遠要造反。」
「那麼，」賽姆急躁地說，「造反會有什麼詩意？你不妨說暈船富有詩意。噁心就是造反。噁心和造反兩者在特定的危急場合都是有益健康的事情；可如果我能明白它們為什麼富有詩意，我就該被弔死。抽象地說造反就是——令人作嘔。它僅僅是嘔吐。」
聽到那個令人厭惡的辭彙，那個姑娘的臉部肌肉抽搐了一下，可賽姆過於慷慨激昂，並未注意到她。
「事情走了正道，」他喊道，「那才叫富有詩意！比如，我們的消化能力神聖而安靜地正常運轉，這才是所有詩歌的基礎。是的，最富有詩意的事，比鮮花還要富有詩意，比星星還要富有詩意——世界上最富有詩意的事就是不要噁心。」
「確實，」格里高利傲慢地說，「你選的例子——」
「我請求你的諒解，」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