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八九月間，因為主持攝製大型電視專題片《警世鐘為何而鳴》，我與中國「和平崛起」論的倡導者、中共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以及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俞新天等人，就中國和平發展及其相關問題有過廣泛而又深入的討論。後來，我便有了將這些深度訪談整理成文並編輯成書予以公開出版的想法。
說起必堅同志，我與他的結識已有許多年了。2004年9月10日，必堅同志訪歐回來，與我談了一上午，談的一個主題，就是「中國和平崛起的由來及其發展」。必堅同志說，2002年底，中共十六大剛開過不久，他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代表團訪美，在同美國朝野人士接觸中，發現「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仍有一定市場。於是他就向他們介紹中共十六大，說中共十六大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二十幾年的經驗。什麼經驗呢？就是改革開放，就是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不會惡性膨脹，唯我獨尊，爭霸、稱霸。許多美國人士聽懂了他的話，總體反應不錯，特別是美國幾位前政要，如基辛格、布熱津斯基、斯考克羅夫特、伯傑等，更是明確表示贊同中國作為後起大國有別於一戰時德國、二戰時德日以及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的觀點，並從不同角度做了論證，認為美中合作攸關美國全球戰略大局和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回國後，必堅同志就建議我黨中央開展這方面的研究，正式提出：「圍繞我國二十幾年來開創的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崛起新道路問題，展開專題研究。」必堅同志的戰略思考打開了我的視野，引起了我的沉思。2005年，我因參與創作大型電視專題片《思想——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再次上京去見必堅同志。5月30日，必堅同志不顧眼睛感染與我見面。我說：「我們正在做一部新的電視片，想要全面反映馬克思主義的一脈相承、與時俱進，反映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很想聽聽您的意見。」必堅同志在解釋了經濟全球化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內在關係後，很自然地把黨的先進性建設與世界範圍內的新科技革命聯繫起來，與中國和平崛起發展道路聯繫起來。於是，我們的話題又轉向了中國「和平崛起」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息息相關、密不可分。
說起新天同志，記得第一次找她，是邀請她出任電視專題片《決戰太平洋》第三集的嘉賓主持。2004年8月，我為攝製大型電視專題片《警世鐘為何而鳴》再一次找到了她。她又跟我談了一上午。她說：「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冷戰結束後國際格局的劇變，對於戰爭與和平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衝突與戰爭的類型和動因都發生了變化，人類面臨著新的安全威脅。這一重大的變化使得中國必須重新認識安全威脅的來源和特點，確定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以新思想來避免和應對威脅、衝突和戰爭。針對中國面臨的獨特安全威脅，中國必須進行獨特的選擇，探索和平崛起的道路，預防、化解或縮小衝突和戰爭，保證戰略機遇期的實現。」她還向我簡要介紹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專題研究中國和平發展的情況。她說他們所里的課題組由十幾位不同領域的學者組成，主要集中於探索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戰略，只有在必須考慮內政對外交的影響時才涉及內政。她還說中國和平發展是長期的任務，至少要到2050年中國達到中等發達程度才算初步完成，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中國政府和領導已將此概括為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這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舉措。在思考中國的對外戰略時，必須從理論上說明這些問題，即：
如何看待當今的時代主題和特點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如何認識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新趨勢，這一趨勢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具有什麼意義，如何認識和評估現行的國際體系、國際秩序、國際準則、國際機制和國際組織，新興國家進入這一體系的途徑以及國際體系接納包容新興國家的模式，如何判斷新的安全威脅以及樹立與時俱進的新安全觀，如何認識冷戰結束後的大國關係和多元力量格局，如何認識文化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等。
而從戰略或政策的研究來說，它的時段性更明顯，課題的研究也就將先集中至2020年前，探索戰略機遇期內的中國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如何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三大任務達到互動的最佳方式，中國應如何制定對外戰略和政策，以適應這一特定時間、空間和任務的要求。
後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吉、《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周瑞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孟憲生等人也都分別與我以多種形式討論了中國和平發展。這些討論也都相繼成為本書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7年1月23日下午，劉吉同志應邀觀看了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與中共中央編譯局聯合攝製的大型電視專題片《思想——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樣片。他為該片高調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調宣傳改革開放、高調宣傳「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而大聲叫好。他還說：「資本主義的崛起，包括殖民地運動，作為資本的原始積累，不僅有剝削，而且有掠奪，掠奪殖民地，侵略別國，搞的是武力崛起，戰爭崛起。我們走的卻是和平發展道路。中國的和平不僅維護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同時也為新亞洲的和平崛起開拓了一條創新的道路。這是多少代中國人前仆後繼的夢想。這是當代13億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這是民主精神的真正體現。這是一項正義的事業。中國應該成為促進21世紀世界經濟走向繁榮的火車頭。」劉吉同志的想法引起了我的莫大興趣，我當場決定專門約他談談中國的和平發展。一星期後，我去了浦東金橋。我們兩人就在他的辦公室里從午後談到了黃昏。
至於瑞金同志，不僅給我，而且給天下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皇甫平」。1991年的早春時分，瑞金同志與凌河同志、芝鴻同志合作，遵照鄧小平有關「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的指示，有關「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的指示，有關「不要以為，一說計畫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指示，有關「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的指示，一口氣寫下那幾篇均以「皇甫平」的名義公開發表的文章，從而引發中國政壇的一場大地震。關於這事，1996年盛夏，在上海近郊的一個度假村裡，芝鴻同志就曾對我大略說過。2004年8月，鄧小平百年誕辰前夕，瑞金同志在他的家裡，又對我說得更加細緻、詳盡。2006年的清明前後，已經解甲歸田、賦閑在家的瑞金同志又以《改革不可動搖》一文毅然加入中國改革何去何從的新一輪大爭論，堅決回擊那樣「一種以『反思改革』為名來否定改革的思潮」，再次「予人諸多聯想」。2007年的春節前夕，瑞金同志在一個風吹在身上依然覺得出陣陣寒意的冬日下午，與我在他家附近的那一家小咖啡館裡，促膝長談中國和平發展，直至華燈初上，朦朧的夜色模糊了窗外的街景……還有憲生同志，初次見面，他就對我說：「包括毛澤東在內的眾多戰略家和軍事家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要想獲得和平，就要準備戰爭。和平與戰爭是伴隨著國家的建立而來，也將伴隨著國家的消亡而去。在國家消亡之前，和平與戰爭永遠是既對立又相聯的兩極。」他還說：「無論何時，我們都得牢牢記著：沒有50多年以前的抗美援朝，沒有40多年以前的金門炮戰及以後的數次邊界自衛反擊戰，也就沒有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安寧。戰爭是實力的較量，今天的和平發展也是實力的較量，國防實力仍然是國家和民族生存與發展的脊樑。」他的話讓我很是震撼，頓時感覺腰杆子直了許多。
2007年1月，我們在確定《大國旋律》的選題時，感到需要有一名軍人學者從國家安全形度談一談中國和平發展問題。後來，我們的對話就是圍繞憲生同志與方澤同志合著的《大戰略之戰：整體戰》展開的，也就更多談到了他們用整體戰略應對全球化時代國家安全面臨威脅的新思路，談到了和平與發展時代，人類有責任和義務防止失去理性和戰略智慧的倒退，避免把人類創造文明的力量異化為毀滅文明的力量，以及明智選擇、尋求一種不轉化為武力的和平角逐競爭方式。
總之，我與上述五位前沿學者和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共同努力，為了一個目的，這就是通過對於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探討，鼓舞全民族的士氣，冷靜思考前進道路上的問題，從容應對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進一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進一步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
在這裡，我要對必堅同志、劉吉同志、瑞金同志、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