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些學者和政要認為，在外交上實力並不代表公正，並不代表正義；但是公正本身，正義本身，也不能轉變成實力。國與國的交往，需要公正，需要正義，但不能僅靠公正，僅靠正義，更重要的是實力和利益。在利益的驅動下，西方某些強國為謀求自身最大優勢，進行了頻繁的外交活動，使盡了各種招術和手段。諸如聯盟外交、秘密外交、條約外交、人權外交和民主外交等等，這些外交手段都有極強的進攻性。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都採取了積極的外交策略，縱橫捭闔，或剛或柔。
目前各個國家的外交戰略都是尋求以非戰爭手段使國家受益。在與他國的較量中，外交戰略致力於確保本國通過儘可能廣泛的途徑以和平手段獲益，同時儘可能減少損失，減少需訴諸武力或需抵抗外來侵略的各種可能。
評價一個國家的外交戰略不僅要究其所成，還要看它能否防患於未然，特別在一些國際重大事件的處理上，使國家在面子上不丟分，得失上不失利。中國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外交上的宏大與遠見，是多栽花、少種刺，多鋪路、少拆橋。縱橫捭闔的思維方法主要是修補裂縫，加密針線，廣交朋友，不樹敵。
同時，我們這樣做並不意味著事事妥協，我們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我們也不必怕誰。我們所做的只是要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
國際上一位西方政要最近指出：冷戰結束後一度形成的「單極世界」局面已經結束。21世紀的大國之間需要建立新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機構，對這些國家而言，「敵人」和「對手」等概念已經過時，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將「競爭」和「角逐」關係轉化為「負責任的夥伴關係」、如何建立「更符合實際的21世紀國際新秩序」，更有效地迎接全球化挑戰。他主張建立一個「新的大國合唱的多極世界」。這個主張得到了西方許多學者及政要的認同。
但是，這個主張忽略了誰是矛盾的主導方面。在將「競爭」和「角逐」關係轉化為「負責任的夥伴關係」的過程中，轉化的成敗與否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的，如果矛盾的主要方面拒絕轉化，那麼這種轉化在人們眼裡就會變成一張空頭支票。在現階段，這種轉化的主導方面是強權國家，如果強權國家總抱著冷戰思維不放，始終不放棄「敵人」和「對手」的概念，那麼是無法將「競爭」和「角逐」關係轉化為「負責任的夥伴關係」的。不過我們不能說小國和弱國對此只能無所作為，單個的小國和弱國可能確實對此無能為力，但如果小國和弱國團結起來進行鬥爭卻有可能促使強權國家產生有限度的轉變。在這裡特別要強調「有限度」三個字，因為強權國家在可預見的將來一般不可能在沒有任何壓力的情況下自發地徹底完成將「競爭」和「角逐」關係轉化為「負責任的夥伴關係」。
就目前而言，這種轉化的成敗與否決定於美國的態度。美國究竟是繼續追求他的世紀帝國之夢，將他不喜歡的國家都當作「敵人」和「對手」進行「競爭」和「角逐」，還是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參與促成和擁抱多極合作的世界新秩序？這將是美國在21世紀要做的一項非常重要的戰略選擇，這一選擇將從根本上影響美國和世界各國在整個21世紀的命運。
從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35年來，中美關係的和平發展，證明角逐競爭可以是和平的。35年前的中美關係僅僅限於對抗蘇聯威脅而結成的戰略合作關係，但今天的中美關係卻遠遠超越了對付共同敵人的範圍，即從單純的戰略安全與政治外交合作擴展到了經濟、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合作，合作的區域也從亞洲地區擴展到中亞、中東、非洲、歐洲以至於整個世界。上世紀90年代中美長期糾纏不清的人權、勞改產品、言論與宗教自由、最惠國待遇等問題，已被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能源合作、經濟全球化以及反恐合作、朝核危機、中東局勢等問題所取代。中美關係涉及的地域和範疇，超越了雙邊關係，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正在產生著重大的影響。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經濟與綜合國力的增長，中美關係在經濟上進入了利益交織、相互依賴的階段。近年來，中美關係愈趨成熟，雙方建立起戰略對話的有效機制，保持高層頻繁接觸與往來，就雙邊關係與世界熱點問題進行坦誠交談。
這說明，中美兩國之間有競爭，有利益衝突，但中美兩國之間不是非要有戰爭。正如美國《時代》周刊所報道：「樂觀地講，中國有可能崛起為強國。這並不是一定和德國及日本當年那樣，會成為一件恐怖的事情。中美兩國能夠和平地解決利益衝突，那麼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也能和平地解決利益衝突。」
但是，美國既有「鴿派」也有「鷹派」。而美國的「鴿派」和「鷹派」並不是戰線分明並一成不變的兩大派，他們之間經常在互相轉化，這就是對手的不確定性在起作用。如尼克松就是美國「鴿派」的代表，但是，他過去也曾經充當過對華「鷹派」的代表。這正如有的學者撰文指出：「鴿派」上台並不意味著波瀾不驚，「鷹派」上台也不意味著事情已經不可收拾。
為了中美兩國的長期和平相處，美國應當引起注意的是：中國從來就沒有想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中美兩國的國家戰略目標不一樣，美國想領導世界，而中國想和平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在這種戰略目標下，挑戰美國的優勢地位不可能也不現實更沒必要。中國威脅不了美國，美國不應該把中國當做威脅的對手；中國的和平發展，並不是以美國的衰落為代價。中國的和平發展恰恰給美國創造了巨大的、長期穩定的市場和利益空間；美國想遏制中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國要處心積慮地遏制中國，要付出的代價將是極其沉重的，而且肯定會極大影響美國的發展。
長期以來，在美國的議會和學者中，有關中國的言論一直存在著兩種聲音：一種是強硬的聲音，主張對中國進行遏制和打壓；另一種是溫和的聲音，主張對中國進行接觸和交往。無論是強硬者還是溫和者，都是在「兩面下注」唱雙簧戲，強硬者是逼迫中國讓步，溫和者則是勸說或巧妙地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暗示中國讓步。這是美國在對外交往中一貫的行為方式，值得我們深思、警惕和借鑒。在這方面，中國的學者也應有兩種聲音，這樣才能以兩手對兩手。否則，將不利於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
總之，在中美兩國的交往中，中國必須有「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的戰略自信和戰略膽識。中美兩國之間，儘管有很多共同利益，但國家利益從來不會完全重合，特別是還存在著意識形態矛盾，因而中美兩國的意識形態衝突和利益衝突無法避免，所以中美兩國「斗」是正常的，不「斗」是不正常的，關鍵是要把握鬥爭的尺度，「斗破」了對雙方都不利。這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要保持一種健康的競爭關係或鬥爭關係，避免讓這種競爭關係或鬥爭關係轉為敵對關係或戰爭關係。中美同處一個星球，我們必須學會有理、有利、有節、有法地尋求利益的共同點。任何意識形態衝突和利益衝突，都是一把「雙刃劍」，既傷害別國，也傷害本國。任何一位有遠見的、對本國根本利益負責的政治家，都要積極尋求以合作代替無序對抗，以互利促進共同發展。理性地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雙輸。今天中美兩國都應該重溫尼克松曾經撰文指出的：「我最近訪問中國是在1979年，中國領導人外交政策的關注點是安全，不是擴張。他們對國內的發展感興趣，而不是對向外的活動感興趣。他們表現出非常精深的全球觀念，那不是帝國締造者征服世界的觀點，而是世界政治家的觀點，即尋求全球勢力的均衡，以使每一個國家包括他們自身得到安全。如果這種觀念確能持續下去的話，那麼到下一個世紀，中國可能會真正成為一個『偉大而進步的民族』，一個在世界上強有力的、講和平的國家。如果我們能表現出力量，顯示出我們是可靠的夥伴，中國的政治家們持有上述觀點的可能性就會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