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在談論中華文明偉大復興的時候說到了文化與文明層面上的許多情況。您是否認為和諧世界的理念，中國和平發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過程中，同樣可以從文化與文明層面上找到依據？
和諧世界的理念，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在被世界接受的過程中，當然可以從文化與文明層面上找到依據。因為文化多樣性和世界多樣性的思想，正在當今世上愈益深入人心。儘管美國對中東的單邊主義、先發制人、輸出民主的行動激起了伊斯蘭世界的強烈反感，在某種程度上也表現為文化的衝突，但是它與亨廷頓所預言的總體的「文明的衝突」不同。伊朗提出的「文明的對話」被聯合國所採納。2005年10月，聯合國又專門通過了一個關於保護文化多樣性的國際公約，標誌著國際社會對這一理念的認識上升到新的階段。2006年，西班牙政府又提出了「文明的聯盟」的理念，不僅針對「文明的衝突」論，也針對了傳統的軍事聯盟的觀念。這就為和諧世界的理念的接受鋪平了道路。
當今世界上出現了文化融合的新趨勢，一是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在參與全球化、區域化和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從被動走向主動融入世界體系；二是更多的發達國家從單向的輸出文化到雙向的學習和輸入其他民族的文化。西方國家的精英開始呼籲向亞洲學習，向中國學習，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近年來撰文著書和發表演講，指出，西方人對於印度、中國等文化和宗教幾乎一無所知，與此同時卻在教訓其他國家的人民應當如何做，而這些國家的文化存續的時間遠早於西方文明，這是荒唐的，不合邏輯的。
他建議，歐洲人應當學習東亞人民勇於改革的精神，不要安於現狀；還要學習中國人的樂觀精神。美國著名學者蘭普頓也指出，美國應當學習和採納中國重視科技、教育、家庭、儲蓄等政策，培養更多的外語人才。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也需要向發展中的中國學習，是意味深長的。
雖然以上的進步為各國接受和諧世界理念和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創造了有利條件，但是，和諧這一東方理念要被西方思想佔主導的國際社會認同，仍是相當困難的。為此，必須進一步充實和發展和諧世界的思想，形成完整的學說。更要以和諧世界的理念指導，制定中國和平崛起的對外戰略和政策，實行具體的措施。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僅僅提出理念、思想和原則還是不夠的，必須使其制度化，即建立相應的機制、體制和法制，才能落實新的理念。這就要求中國在對外戰略中更加註重文化的制度化能力的提升。中國必須既顧及原有的國際機制、體制和法制，吸收其長處，同時又以自己獨特的文化傳統，推進國際制度的創新。國家主權的平等，國際關係的民主化，並不意味國際的絕對平均主義。恰恰相反，不同的國家，應當根據其能力大小，承擔不同的責任。大國和強國應當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財產，也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實行責、權、利的統一。知識要與權力結合，思想要與實力同行，軟力量要與硬力量配套，才能收到實效。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智慧有許多闡述和實例，例如儒法兼濟，值得借鑒。在制度創新上，除了硬制度的規定外，還有軟約束，在東亞地區合作機制建設中，就出現了協商共識，寬容差異，使大多數國家感到舒適等做法，對國際制度創新做出了貢獻，還應深入探索和發展。制度的創新與時機的選擇密切相關，非殖民主義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有關，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突現以「9·11事件」為標誌。因此，中國應當積極地做好準備，在時機合適時，在一些重大事件發生的臨界點上，去推進位度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