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其中有一段話特別引起我的注意：「要統籌推進各項改革，努力實現宏觀經濟改革和微觀經濟改革相協調，經濟領域改革和社會領域改革相協調，城市改革和農村改革相協調，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相協調。」您說我們應該如何準確理解這段話中的兩個詞：「統籌」和「協調」？
毛澤東說：「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然而，毛澤東又說「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因為「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著，事物的性質也就隨著起變化。在矛盾發展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階段或另一發展過程時，就互易其位置，這是依靠事物發展中矛盾雙方鬥爭的力量的增減程度來決定的」。毛澤東的論述很辯證。我們要是能以這種辯證的論述作為我們共產黨人「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戰略戰術方針的重要方法之一」，我們就不難發現，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沒有改變，這個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貫穿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整個過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把經濟建設作為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各項工作都要服從和服務於這個中心。只有牢牢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和工作中心，才能清醒地觀察和把握社會矛盾的全局，有效地促進各種社會矛盾的解決。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依靠自己的發展。同時，改革又必須是全面改革，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覺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和環節，以此適應初級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實現現代化的歷史要求。我們說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化，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發生了階段性的變化的。譬如說，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決一個衣食住行的溫飽問題，或者是叫私人品的問題，也就是吃什麼樣的東西、穿什麼樣的衣服問題，是私人品。在那個時候，「住」和「行」，也大都屬私人品範圍內。就說「行」吧，靠的是兩條腿，「11號公交車」，最多搞一輛自行車，全都解決了。
還有好多農民工，到城裡來打工，「住」的問題要求不高，隨便搭一個棚，在綠化帶裡面，在高架橋底下，在橋堍下面，只要你不去干涉他，他就很滿足了。
誰也不會在吃飽穿暖都成問題的時候挑肥揀瘦，有太多奢望。只有在私人品的溫飽問題解決了以後，才會想到奔小康，要求公共品的有效公平的供給，也就開始「端起碗吃肉，放下碗罵娘」。進入新世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後，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變化了，從私人品供給不足轉變為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因此，老百姓罵的不是私人品，不是一般的衣食住行問題，那個已經解決了，不夠的是公共品。他們罵的是公共品供給不足不公平。因為生活提高以後，對公共品的需求也水漲船高了。他們的「住」和「行」也都跟公共品有關了。他們的「行」已經不滿足於自行車。他們要有私家車了。私家車要有停的地方吧？要有通暢的馬路吧？這就跟公共品有關了。這就要搞外環、內環、越江隧道了。「住」也一樣。原來很簡單，一家人，兩居室，做夢都能笑出聲來。現在不行了。人均住房面積不斷增加，小區的設施，周邊的環境，人性化的管理，要求越來越高。其他也一樣。社會保障，醫療保障，充分就業，都是行情看漲。有人說現在的大學生就業難。我說不是就業難，不是沒工作，是要求高，又想高薪，又想舒適、安逸。還有醫療問題，政府財政負擔少了，個人掏腰包多了，老百姓就有反映。教育問題同樣如此。有的地方，他連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怎麼還能承擔小學老師的工資啊？這就影響到了我們普及義務教育。所以呼籲公共品的聲音越來越高，集中了最多的意見。老百姓的最大擔憂也都是集中在這些問題上。
這就是我們的發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後，普通民眾越來越要求公共產品方面的公平分配、合理分配。
這就是說，我們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變化了。由原來私人品供給不足轉變為公共品供給不足了。再從歷史上看，西方發達國家也走過這樣一條路。特別是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歷過「鍍金時代」，經濟發展起來之後，美國人的道德觀念開始淪喪，崇尚物質主義和拜金主義，社會生活一派混亂，貧富差距拉得很大，工人生活沒有保障，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醫療條件，生活條件，就業條件，都得不到保障，腐敗嚴重，官商勾結，妓女滿街走，也是坑蒙拐騙很普遍，進入所謂「黑暗的時代」。美國的新聞界就有了一個「扒糞」運動，專門揭露陰暗面，專門揭發壟斷企業怎麼剝削工人。這在《大國崛起》里也有了。有幾個記者很出名，如林肯·斯蒂芬斯、埃達·塔貝爾就很出名。他們是《麥克盧爾》雜誌的記者，連續發表了長篇報道《明尼阿波利斯的恥辱》、《美孚石油公司史》等，詳細揭露了城市官員腐敗，描述了石油大亨怎樣依靠殘酷的手段積累財富，建立起壟斷帝國。這些報道後來被編訂成書，在美國暢銷一時，成為社會正義的呼聲，推動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改革。
「扒糞」者遍及各行各業，除了記者，還有大學教授、改革家、環境保護主義者、牧師和政府官員，人稱「自由鬥士」，專門揭露黑幕，什麼樣的問題都有，從政府腐敗、托拉斯非法壟斷、假藥和食品不衛生狀況、使用童工到種族歧視等等。他們盡情「扒糞」，卻深愛自己的國家，並不想推翻美國制度，只是希望通過揭發喚醒民心，推動改革，實現正義。
我們這些人，也是一樣的。我們這一代，非常感謝國家的培養、黨的培養，那個時候，大學畢業，拿60元一個月，拿了10多年，從來沒有抱怨過。單從生活來講，是很窮的，很清貧，但是感到很公平。什麼道理？你上學有助學金，從中學開始一直享受到大學畢業，否則你一個偏僻山區的孩子怎麼可能接受高等教育？生病有公費醫療。工作以後，我要結婚了，有房子分配給我。不是很大，但是有，不露宿街頭。市內交通，又有月票，統一發的。
這樣子，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有了保障，心裡就很安心，也就覺得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儘管許多還不盡人意，但是覺得舒暢，沒有那麼多的牢騷，沒有今天這麼多的不平。現在生活好了，反而有那麼多的不平。後來我悟出這麼一個道理，關鍵還是在提供公共品服務上面。收入是不可能縮小差距的，收入上的差距永遠是存在的，但是社會公共品的提供是可以體現公平的。只有在公共品的提供上，更多體現公平原則，人人都能享受，人們才會真正感覺到滿足。現在說貧富差距大，你說能夠壓縮貧富差距，我說不可能。因為一個人對於社會財富創造的貢獻是不一樣的，收入的差距自然就存在。你說西方發達國家，它收入的差距比我們還大，比爾·蓋茨跟他員工的收入怎麼能比？
但是他們提供的公共品還是比較公平的。窮人也好，富人也好，同樣可以享受，這就造成社會比較安定。所以，我提出政府應該特別注意這方面的問題，否則就不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
那麼，這個公共產品，為什麼會成為問題呢？問題到底在哪裡呢？
說到底，還是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我們政府的社會管理，還是經濟主導型的，沒有回歸到公共服務型上來，沒有很好地幫助人民群眾解決這個公共品的問題。有些地方，從鄉鎮一級到縣市一級、地市一級，熱衷於造很寬很寬的馬路，造高樓大廈，給政府機關造很漂亮的辦公樓。他們的政績，就是招商引資，一味追求GDP的增長，和一些企業主打得火熱，再加上一些體制上的缺失，制度上的不完善，特別是土地批租上的漏洞，官商勾結很容易，全國各地，凡是一把手落馬的，沒有不是跟房地產開發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正處在體制轉軌、社會轉型階段，只要政府在行政管理改革上面不到位，權力干預市場的現象，權錢交易的現象，就很難避免。
中國的改革走到今天，很快就要30年了，下一步到底怎麼走，到底怎樣發展，我們不能不定下心來，冷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