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政治口號如同股票行情般不可捉摸的年代，在一個全民追逐搞定而不是契約的國度，「公司」怎麼可能奢望成為一種力量呢？它似乎被詛咒了一般，在權欲的泥潭掙扎偷歡，展示的只有猥瑣而非力量……
1853年，上海風緊。
在廣東商人劉立川的率領下，小刀會聯合本地的天地會，發動武裝暴動，攻佔上海縣衙。
槍炮聲過後，上海的外商們驚喜地發現：大清海關不見了，沒人徵稅了。但是，一個英國「憨大」（上海話「傻瓜」）卻站出來，終結了英國商人的美夢。
這位「憨大」就是英國駐上海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中國教科書上著名的「帝國主義急先鋒」。阿禮國表示，作為英國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維護英商合法權益外，還要督促英國臣民按時繳納中國政府的正當捐稅。他宣布，即使中國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國繳納關稅的「莊嚴義務」並沒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須向領事館繳存一份保證書，保證將來大清政府收復失地後，必須繳付完結各種捐稅。
英商在中國的關稅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貿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擔保。當時，大清海關實行承包經營，關稅包干，因此權力尋租的空間十分寬廣，外商在「內商」們的導航下，走私猖獗，海關官員也成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鴉片戰爭後，英國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大清的市場，卻也給自己攬了一個義務：為本國商人擔保關稅。不平等條約中的這一制度設計，實質上令西方政府承擔了遏制本國商人走私的條約義務和道義責任。
在執行條約的過程中，英國外交官們發現，對於大清官員和外國奸商而言，一個腐敗而低效的海關是他們共同的天堂。英國官員要求改革海關、提高效能的呼聲，受到了內外的一致抵制：英商們打著貿易公平的旗號，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條約國看齊，認為自己的守法成本過於高昂；而大清幹部們則在維護國家主權的盾牌掩護下，抵擋著「洋鬼子們」對低效、腐敗卻「主權在我」的海關體制進行的任何抨擊。
曾經有英國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瑪利·伍德女士」號和「約翰·德格代爾」號，連中國海關都十分默契地睜隻眼閉隻眼了，「迂腐」的阿禮國卻非要照章辦事，對這兩條商船進行了處罰，引發中外側目。
如今，阿禮國還要為這個丟下黎民百姓而逃之夭夭的大清政府代收關稅。那些沒有和大清締結條約的國家，比如奧地利、葡萄牙、泰國、普魯士等可以放開了大肆走私，英國商人卻要乖乖地繳納關稅，無疑在成本方面大為吃虧。英商看在眼裡，疼在心裡，剛開始還抱著「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態度，不僅自覺提交保證書，還積極檢舉揭發走私商船。可是，大英帝國再算是「強龍」，也畢竟不能替代「地頭蛇」大清政府，對別國走私商人採取任何行動。自己的領事「里通中國」，英商們便只好「下有對策」，一邊和其他非條約國家的商人聯手，把一度值得驕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幟暗渡陳倉；另一邊，則合起伙來向遠在倫敦政府機構請願。
在商人們的持續上訪下，英國政府終於表態：領事們的行為越權，「可能會損害到中國的主權」。因此，商人們簽署的關稅保證書一律作廢。英商歡聲雷動，阿禮國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卻未死心，在他的高壓下，清政府終於同意由英、法、美三國領事館派員「代收」關稅，中國海關的走私現象在洋幹部們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喪權辱國」的海關也為中國的近代化提供了最為穩定、堅實的財力支撐，並成為大清帝國最為廉潔高效的機構。
太平天國的大動亂給西方公司提供的絕好機會，當然不只限於上海走私，而且還打開了更為廣闊的市場。
戰火中，長江航線上原有的華商船隻難以營運，不是被官軍搶，就是被「長毛」劫。風險成本上升後，上海到漢口之間的貨運價格飆升到單程每噸25兩，客運則單程每人75兩，船只能夠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既不怕官軍，也不怕「長毛」的，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國人敏銳地看到了巨大商機，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聯合英國遠東艦隊，組織本國商人，由艦隊司令賀布（James Hope）、代理領事官巴夏禮（H. S. Parkes）親自率領，在全副武裝的軍艦護航下，冒著紛飛的戰火，實地考察航線及戰爭進展。美國也不甘落後，派遣軍艦帶著商人們一頭扎進了長江。
一場爭奪長江航運市場的商戰在西方公司之間爆發，而誰也沒有想到，這居然就成為中國人進入「公司化生存」的開端。
在爭奪長江航運市場的速度賽中，美國公司最終拔得頭籌，而其秘訣在於動員華商附股。1861年1月，美商瓊記洋行引進的「火箭」號輪船在上海正式開航，揭開了長江航運市場國際化的序幕。這艘載重量為678噸的客貨明輪，造價共10萬兩，其中華商投資1萬兩，佔了10％。瓊記洋行率先開拓了這條航線，獲利極其豐厚，當年盈利高達14.8萬兩，超出成本近50％。因此該公司在第二年就又提出一個就地籌資80萬兩白銀開辦輪船公司的宏偉計畫。
與此同時，另一家美國公司旗昌洋行也向華資敞開了大門。根據旗昌洋行測算，如果在上海和漢口之間配備3艘輪船，每周開行兩次定期航班，這條航線年利潤可達34.2萬兩。他們將籌款的目標定為100萬兩，而華商則貢獻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資本金。旗昌在1862年3月27日正式掛旗營業後，迅速成為長江航線的龍頭老大。
雪片般的訂單從上海飛向了世界各地的造船廠，長江航線已然成為世界航運市場的焦點，後來長江上飄揚起20多家外商的旗號，時人感慨道：「看來好像一個商人的名譽還有某些缺欠，除非他擁有一兩艘輪船供他使用。」
在長江的雲雨之中，中國資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國旗的掩護下，體會著「公司」帶來的全新快感。中外資本都明白，對方是自己心儀已久的對象，從悄悄牽手開始，雙方進入了如膠似漆的熱戀期。
面對文化、習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場，西方公司不僅需要中方夥伴協助處理那些極具中國特色的市場「顯規則」和潛規則，而且也需要吸納本地的資金，以保持拓展業務的速度。相比從境外募集並引入資金，本地資金更加便捷，通過買辦向中國的錢莊借貸周轉，成為在華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為西方公司在華運作的主要資金來源。而擁有華人股東，是解決融資問題的最好辦法。
紅火一時的長江航運業，幾十家打著外資旗號的輪船公司中，只有英國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純粹的外資，它從倫敦金融市場募集到了36萬英鎊（約97萬兩白銀）。1862年～1873年，在上海註冊的外資輪船公司主要有旗昌（美資）、公正（英資）、北清（英資）、太古（英資）、華海（英資），實收資本金共為255.9萬兩，而華商在其中佔到了20％，即50萬兩。
隨著大清國洋務運動的推進，這種打著外資旗號的中外合資更為紅火，從航運業擴展到紡紗、繅絲、煤氣、電燈等每個工業部門。華資的比重不斷上升，在瓊記洋行、上海自來水公司中都佔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東惠通銀行和中國玻璃公司中竟高達80％。
一些實力雄厚的華商，已經成為這些外資公司的個人大股東或進入了董事會。華商資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積極投懷送抱，其首先考慮的當然是利益。絕大多數外資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經營業績。如經營長江貨運保險的保家水火保險公司，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遜、匯隆等五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資組建，它的股東不僅可得10％的年股息，還可以得到60％～80％的年紅利，以至於公司最後不得不規定：只有那些能為公司拉來更多保險業務的人才能申請入股。
由英資怡和洋行1866年創立的香港火燭保險公司，註冊資金為2萬美金，每年贏利就相當於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達到過400％。
至於輪船公司等，雖然不能如保險業那樣獲得暴利，但利潤不僅高，而且穩。
其實，華商附股在利益之外更想找個可靠的肩膀和懷抱。作為內部人的鄭觀應就曾指出，華商之所以「久以資附洋賈」，一是因為「華商創始，不得其人，官亦不為提倡」，二是因為「歸官創辦，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這其中，在士農工商中排名最低的商人得不到公權力及法律的有效保護，是導致他們投奔西方公司懷抱的主要原因。
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旗昌輪船公司。1877年3月1日，大清國資企業輪船招商局正式兼并了美資旗昌輪船公司。但是，旗昌輪船公司的華人股東們抗拒回到祖國懷抱，公然另組一家輪船公司，註冊為美國公司，繼續扛起星條旗，目的就是躲避大清國公權力的盤剝。
在一個公權對私權無度獵殺的環境下，一身洋皮就等於是一層鎧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