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雪珥北京演講錄音整理綜合）
幾乎所有的史料都證明了：清王朝、幾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頭一聲炮響，在幾個潛伏在軍隊當中的會黨一鬧事之後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毀了。
為什麼幾個潛伏在軍中的幫會勢力一鬧事兒，一個王朝就垮了？因為國家本身已經四分五裂。清王朝這麼龐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礎已經被淘空了。不用強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並不是我們一直說的其改革不徹底，恰恰是因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車。傳統史家通常不認可這種觀點，或者說有意迴避這種觀點。
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是什麼？是權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認為，當權的人應該把權力釋放出來，但權力分解後是不是就能出現彼此制衡、大家都有發言權呢？未必。
放權有兩個不同的路徑，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權，一是對過度龐大的行政權力進行約束，將其中的司法權、立法權剝離出來，互相監督。晚清的立憲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標是建立三權分立。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行政權一權獨大。地方的知縣、知府，所謂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權，又掌握司法權，甚至某種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權。憲政改革就是要對這種行政權進行約束。但在實踐過程中，其日益成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權，從一個中央政府的「大集權」變成18個行省的「小集權」，行政權還沒有受到足夠的監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權上的一種分離主義傾向，地方日益離心，最為寶貴的中央政府權威就這麼喪失了。
在當時大清國那樣的財政狀況下，一窮二白，改革和發展都需要國家有相當程度的集權，中央財政、地方財政、民間財富不應該再分散。在這點上，最典型的就是鐵路的建設。到了1909年宣統年間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意識到要想富先修路，這個富既是帶動地方的富裕，也是帶動建設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順應民意，允許鐵路大量民營。但事實證明，鐵路的民營造成了國家財富巨大的浪費，出現了很多「死路」、「僻路」，更關鍵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貪污盛行。
引發辛亥革命的導火線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喊的口號是不讓路權流失給老外，實際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爭執的是：民營的四川鐵路公司有300多萬被老總拿到上海炒股票虧了，他們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鐵路時，拿財政來補貼這個損失。盛宣懷堅決不同意，反駁的文書中就說，中央政府拿的錢是全民的錢，我們沒有能力、沒有權力來補你的窟窿。
民營的17個鐵路公司基本都是烏煙瘴氣，都比原來的國有企業更腐敗，因為沒有人監督它。國有企業至少還有官方的紀檢機構盯著，雖然它形同虛設，但「有一點」總比「什麼都沒有」要好些。民營企業什麼監督機構都沒有，就是那麼幾個領頭的人說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談不攏，董事會就要折騰，他們高高舉起民族主義的大旗，罵中央政府賣國，把路收回去是賣給老外。其實中央政府是借外資來推進鐵路國有，但這就成了賣國。川路的股東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為自己的血汗錢著急，加上革命黨利用這機會，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攪得更渾。朝廷只好從武昌把端方的新軍調到四川去鎮壓，造成武昌空虛，暴動就成功了。
清代的放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太平天國運動開始的。當時所有的人都認為，大清王朝這下子可能撐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國，北方有英法聯軍，真的叫「內憂外患」。咸豐皇帝又死了，兩個寡婦加一個年輕的親王，三個年輕人，恭親王最大，也才28歲，慈禧26歲，慈安24歲，三個年輕人頂起了整個王朝的基業。他們最終把內憂外患都處理好了，還開始洋務運動，把政權鞏固下來。
但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權力外別無資源，只好放權讓曾國藩他們自己徵兵，就地籌糧籌款，這就造成太平天國打完了，軍隊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財權下放後，中央政府手裡的砝碼嚴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時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繼續下放權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權，把司法權、立法權從原來的省長手中分割開，在各個省建立諮議局，選舉產生一些地方領袖來與地方官員形成制衡。各省諮議局成立之後，不斷與地方衙門鬧矛盾。當時中央政府是一邊倒地支持議會。地方的長官也是人精啊，混到總督巡撫的，那都是人中龍鳳，他們馬上就看明白了，紛紛向議會靠攏，憲政的旗子舉得比誰都高，民主的聲音喊得比誰都響。於是各省行政長官開始與議會「共和」，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動了。這就像《三國演義》一樣，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長官是一方，地方議會是一方。地方行政機構和議會合流後，不斷向中央政府要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權力越來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改革需要有權威的保障，如果沒有有力的行政資源去保障，你這改革措施怎麼推啊？晚清政府用自己權威資源的放棄來換取改革的推進，最後事與願違。中央政府放了很多的權力給地方，最終地方拿這些權力進行富國強兵的改革了嗎？最終的情況是18個行省變成18個獨立王國。
所以我個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敗恰恰不在於國民黨後來所說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導致失控。
1840年之後，很多知識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國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國圖志》，我們現在都知道，但是，在當時中國，《海國圖志》根本就不是暢銷書，很多人都沒聽說過。日本有一個改革者叫做高杉晉作，是明治維新時著名的奇兵隊隊長。這個人23歲時（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書店要買魏源的《海國圖志》，書店老闆沒聽說過。《海國圖志》當時在日本是暢銷書。他又要買陳化成、林則徐的兵書，也沒有。老闆給他推薦《佩文韻府》之類。人家要買救國救民的書，我們卻推薦那種高考指南、公務員指南之類。於是高杉晉作又對書店老闆談起國家大事，老闆依然表現對任何夷狄很不屑。這事對高杉晉作刺激很大，他感嘆中國知識分子陶醉於空言，不尚實學，「口頭盡說聖賢語，終被夷蠻所驅使」。而他的使節團中的下層武士峰潔，在滬上目睹清軍狀態後，便聲言：「若給我一萬騎，率之可縱橫南北，征服清國。」
大清國的知識分子的確提出了一些救國的方案，但中國人的特點就是藥方滿天飛、神醫遍地走、誰也不服誰。
在那樣巨大的外部壓力下，中國知識分子本應該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和引導者，卻全然亂了陣腳，非常浮躁，搞什麼都是大躍進。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聽我的，中國就立馬得救。這樣浮躁，相互就開掐，救國的路線之爭最後成了野心和權力之爭，雅的、俗的，都無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主流史家都認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義者，而主導晚清改革與開放事業的恭親王卻在臨終前再三叮囑光緒皇帝：要遠離康梁。
有關康梁的早期改革，我們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國後偽造的。
康梁為了在海外獲得市場，刻意將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描寫成後黨與帝黨的對立，一個是保守的、腐朽的，一個是改革的、進步的，以便為自己加分。在他們逃亡初期，日本、英國的外交官就向國內報告，康有為沒有他自己說的那麼重要，基本是忽悠。兩國當時的態度無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為對中國政府打出的一張牌。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穡，那就想辦法圈錢。康聖人就偽造了一個衣帶詔作為道具，高喊勤王，動員華僑捐款。當然，也動用幫會手段，比如，當時兩廣在吸納華僑資金回國投資，但華僑回國投資必須先獲得康有為的同意，「未入黨不準招股」。只要沒經過保皇黨的認可，任何人回國投資就成了「叛逆」，而不給保皇黨上貢則會被當作「入寇」。他的同志葉恩後來就公開揭發他，「視美洲之地為其國土，美洲華僑為其人民，華僑身家為其私產」。
籌到的錢都拿來幹嗎了？我們只知道康有為逃亡出去時身無分文，後來就成了富豪，在全球到處投資地皮。他在杭州西湖邊買下地皮，還娶了一個年齡足以當他孫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評論他的感情生活，我只是關註：這些高級愛好都是十分花錢的，這些錢是哪裡來的呢？
大清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擠進公務員隊伍。
晚清改革失敗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沒有給大量的知識分子留後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務員考試」也沒有出現，大家最後要憑推薦函——原來還是科舉面前人人平等，現在只能去找關係。
有條件的就去日本留學，幾萬人。當時的朝廷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個什麼文憑，回來就對應一個什麼級別。留學成了就業的捷徑，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窩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聰明，辦了很多速成的賺外匯的野雞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