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任何天文記載表明，1912年的春天是否比以往的春天更為明媚。
這一年5月，中華民國元年的5月，川漢鐵路公司又一次在成都召開了股東大會，繼續討論他們膠著了兩年、鬧得全國風雲變色都沒能解決的問題：鐵路國有。
川路公司向北京派出了代表團，由在川及在京的知名「格老子」組成，其中就有我們已經熟悉了的蒲殿俊、鄧孝可等人。他們的談判對象是民國的交通部——一個由大清國郵傳部整建制改編過來的肥水衙門。除了「反革命」的盛宣懷早已在革命前就被清理出隊伍，這個衙門濤聲依舊，只是大傢伙兒都換上了新髮型、新服飾，果然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新衣故人，心照不宣。幾個月後，交通總長朱啟鈐就與川路公司代表簽訂了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的合約。合約發布後，遠在日本避風頭的盛宣懷大跌眼鏡：合約幾乎全盤照抄了前清的國有方案，甚至對川路公司更為苛刻——那引爆了保路運動乃至辛亥革命的「上海倒賬之款」，清政府本是答應由國家承擔的，如今卻是「歸公司自行清理」。似乎一入民國，人們的覺悟都提高了，學會了「先國家，後小家」。
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呢？交通總長朱啟鈐在當日提交給大總統袁世凱的報告中一語中的：「前清末造規劃及此，徒以國情不協，政治不良，遂至以國有問題，激動風潮，演成革命。然人民心理，不過藉此推翻專制，而於反對國有之說，並非絕對的主張。」在他看來，保路運動絕對是一場「保路搭台，奪權唱戲」的政治劇，而非經濟戲。
民國新貴們十分清楚川路公司的致命問題：「川路集款，全恃攤捐。招股數年，僅逾千萬；集資非易，羅掘幾窮，股力既微，路工何恃，此困難者一也。租股反抗，曾起風潮。軍興以來，金融更涸，民力已竭，路款未充，此困難者二也。每年入款，從寬約計僅得數百萬金，即使按年收足，亦需二十年始克全路竣工，國步方艱，河清難俟，此困難者三也。人民集資盡投路股，既乏流動資本，他項實業何由振興；窘束財源，影響實大，此困難者四也。」這些問題，與一年前相比，完全相同，「皆川路歷史上實在情形」。
大總統袁世凱在朱啟鈐的報告上批示道：「川路請歸國有，既屬輿情傾向，自應准予照辦。」那曾經試圖號召民眾不惜流血抗爭的保路運動，在新政權的光芒下突然轉向，敲鑼打鼓地主動獻身。很難精確地判斷，究竟是什麼導致了這巨大的轉彎，但在這年的年初，臨時大總統（當時是孫文）直接向川路公司駐上海的管款員汪縵卿發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將川路公司的所有餘款全部移交給中央政府，以供軍用。
川路公司終於被政府接收了，「我股東數年忍痛所積之血本，幸乃有著」。但是，股民們隨即發現，事情變得大謬不然了。
一是川路公司內部高管非要為移交「另立交涉處，以便復支薪水；交涉既竣之後，復留尾不結，另立交涉報告處，以為分潤地步」，此項開支3400多兩，政府並不承擔。隨即，這些辦理交涉的高管們以自己「頗著勛勞」為理由，「自為請求，自為決議，卒分庫存現銀17000餘兩」。於是，各分公司紛紛效仿，漢口公司「請酬三萬」，宜昌公司「扣款五萬」，掀起了發放獎金的高潮。
二是貪污挪用盛行。「蠅營狗苟，只圖利益均沾，不惜廉恥盡喪」，大量的公款被高管們挪用於開辦私人公司，連川路公司內部的審計報告也破口大罵：「彼一群豺狼，大有不食盡股東血本不止之勢。」
被重新改製為國有企業的川路公司，至此，除了層出不窮的腐敗大案之外，鐵路建設毫無進展。而那數千萬升斗小民們的租股，曾經被保路派、革命者當成反抗清廷的工具，至死也沒能取回一分一厘的鐵路收益。
1917年8月7日的《民國日報》感慨道：「川漢鐵路為亡清之導線，亦四川之痛史，取之如錙銖，用之如泥沙，該公司歷年憑藉官權，虧吞暗幕，從未揭出……億萬人汗血所集之資本，終為少數奸人所把持。」同樣是《民國日報》，在1923年10月29日痛喊：「川路股款，集金數千萬；不幸迭遭變故，路蠹叢生，巧取豪奪，蠶食殆盡。凡我股東，無不切齒。」此後這條路面臨著「軍閥時思侵蝕，土劣每欲吞併」的命運。
這實際上已經成為一條奪命的天路，它通向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獄；它帶來的不是溝通與和諧，而是算計與仇恨。綿延200多年的大清帝國在這條路上被奪命，灰飛煙滅。當人們紛紛以為從此踏上坦途時，嚴酷的現實令大家發現：腦後的「豬尾巴」易割，而心中的「豬尾巴」難除。
李太白曾悲歌一曲：「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而滾滾川江東逝水，浪花淘盡的果真都是英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