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之死是運動中的一個新高潮，他也成為在辛亥革命中少數被殺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士兵們把他的首級砍下，派人飛馬送往武昌，以明心跡。隨後，他的政敵趙爾豐也遭遇了相同的命運。一個慣用他人腦袋作為「投名狀」的新時代開始了……
眾人決定殺端方兄弟，沖入行轅，將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宮門前。這時，端方向大家哀告說：「我們都是同胞，素相親愛。若要關餉，自流井四十萬銀子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將來對各位與國家定有相當辦法。」
1911年11月27日，資州城還籠罩在黎明前的黑暗當中，端方的行轅中已是一片喧嘩；這位省部級高官如今還兼著鄂軍的前敵總指揮，卻被自己麾下的官兵從被窩中拖了出來，推到側屋，說是要借他的房間開個會。
士兵們在房間里翻箱倒櫃，卻怎麼也找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銀子。他們十分憤怒，舉槍便要殺端方。此時，鄂軍三十一標標統（團長）曾廣大出面制止，說：「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即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官兵們表決，舉手者極少數，多數贊同殺了端方。
曾廣大還要再勸，士兵們已經躁動，說曾廣大「有異志，當先殺之」。無奈之下，曾廣大大哭而出，到側屋見端方：「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眾，實無可解免矣。」
士兵們趕過來，舉槍要發。曾廣大又勸阻道：「此中尚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為玉石不分耶！」估計當時還有警衛、侍役等陪在端方身邊。
眾人於是將端方帶到行館大門邊的一個小屋內，亂刀砍死。端方的弟弟端錦也在軍中，被綁了來。他大聲痛罵，不肯下跪，也被亂刀砍死。
士兵們將兩人的首級砍下。曾廣大準備殮屍，被士兵們阻止：「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殮也。」他們找來了一個能密封的木桶，盛滿了煤油，將端方的首級浸泡其中，派人飛馬送往武昌。
端方之死，是四川保路運動乃至整個辛亥革命的一個新高潮。端方也成為在辛亥革命中少數被殺的政府高官中的第一人。
士兵們殺害端方的理由很簡單，為了錢。當時，四川全省局勢糜爛，而部隊的根據地武昌也已發生暴動，端方的部隊被阻在資州進退兩難，軍餉無繼，軍心不穩。端方通過多方努力，從成都的銀行中借到了4萬兩，並且張榜公布，軍心才稍微安定。但左等右等，銀子還是沒送來，失去耐心的士兵們發生騷動，於是端方被殺。而就在端方首級被送往武昌當投名狀的第二天，4萬兩銀子就到達了軍中。
這一圖財害命的版本，記錄得最為詳細的就是「梁溪坐觀老人」張祖翼的《清代野記》，此外，包括上海《字林西報》（North a Daily News）等國內中英文媒體，以及美國《紐約時報》（Te New York Times）等國際媒體都紛紛採信此種解釋，並感慨於一代改革者死於貪財的軍士之手。
當然，在有些史家的眼中，故事的發生是另外一種版本，只涉及革命意識的堅定性，而無關金錢與利益。根據「辛亥首義同志會」主編的《辛亥首義史跡》（1946年版）的描述，那位「革命意識十分薄弱」的團長曾廣大其實是「富有革命理想的，所以一般官長士兵（此處一串人名，略）都與領導革命的（此處一串人名，略）聲氣相通」。
這些人積極準備在武昌暴動，沒想到四川保路運動發展迅猛，政府便下令端方帶領鄂軍開赴四川，進行剿撫，這令軍中密謀者們措手不及，於是就相約分頭起事：武昌暴動如果失敗，則給前線發電「母病癒」；如果成功有望，就發電「母病危」；而如果完全得手，電文就是「母病故」。顯然，他們都希望得到「母病故」的消息。
軍隊隨著端方到了夔州（萬縣），聽到了武昌暴動的消息，開始抗命不前。端方是大做思想政治工作，「許每人發銀質獎牌一面，五品軍功札子（委任狀）一件」，加上聖旨嘉獎。但眾人不為所動，到達重慶後商議起事時機，認為大軍尚未集結，再隱忍一段時間。等到了資州，大軍雲集，而武昌暴動的消息早已傳得沸沸揚揚，卻一直沒收到「母病故」的電報，於是他們認為一定是端方截留了電報。其實，此時電訊中斷，連端方本人也很難收到電報。
眾人一合計，下決心動手，否則進入四川後，「川省同志不明真相，恐起反抗」，「必須殺掉端方，響應武漢，以明心跡」。也就是說，端方的腦袋成為了「以明心跡」的工具。
端方此時似乎也嗅到了危險，與下級軍官們結拜，說自己本是漢人，姓陶，原籍浙江，先人在清軍入關時入了旗籍。
眾人開會商量出路，提出了三種方案：一是「曾廣大率本部出川，北經陝甘至蒙古獨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趕進成都獨立，通電響應武昌」；三是「克日返師援鄂，鞏固首義根據地」。大家投票表決，大多數願意回武昌。
於是，眾人決定殺端方兄弟，沖入行轅，將端方兄弟拉到天后宮門前。這時，端方向大家哀告說：「我們都是同胞，素相親愛，若要關餉，自流井四十萬銀子馬上可到。今天饒兄弟一命，將來對各位與國家定有相當辦法。」
同志們的答覆是：「你今天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種下的禍根。你先人當清朝入關，投入旗籍，獻媚敵人，殘害同胞，無非想子子孫孫永做大官，你今天受報是天理循環。當年揚州、嘉定的屠殺，及剃髮、文字獄等摧殘同胞的毒辣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一個讀書人誤寫一個字，輕則坐牢，重則被殺；一個老百姓不願剃頭，就格殺勿論。這筆血債，現在是償還的時候了。你待我們的私感固不錯，但是公仇不能不報。」
此時，端方只喊著：「福田（福田是曾廣大的字）救我！福田救我！」寒光一閃，頭已經落地了。
無論是帝國主義者的記載，還是革命者的記載，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端方待下甚寬，他的被殺絕非出於苛刻暴虐。隨同其入川的一位士兵回憶：「端方為穩定軍心，極力籠絡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其弟到軍營問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書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勞軍，端方做出先嘗毒的姿態；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轎抬著他。」關於端方之死的不同記載，關鍵的區別在於殺人者的動機：為軍餉而泄憤，還是為革命而大義滅親？這也是一個歷史謎團，但同樣可以肯定的是，「帝國主義者」們為端方之死的惋惜慨嘆，肯定不是為了勾結「封建主義」的需要。一年後，國學大師王國維寫下《蜀道難》的長篇悼詩，內有「朝趨武賬呼元戎，暮叩轅門詬索虜」，為叵測的人心而嘆息。
辛亥革命中罕有清廷高官被殺，「瑞澂輩誤國殃民，罪魁禍首，竟逃顯戮」，一個個平安著陸。時人感慨「獨端方不保首領，豈天之欲成其名耶」。其實，革命黨早欲除去端方，因其能力與號召力，如「使其久督畿輔，則革命事業不得成矣」。章太炎就曾直言不諱：滿人「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因此「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在壯烈的革命恐怖行動之中，被列入暗殺對象的都非貪腐而民憤極大者，卻是有能力乃至有操守的官員。根據革命的邏輯，桀紂是同盟者，而堯舜則是敵人，一切都以是否能幫助自己登堂入室、獵取政權為標準。
終年51歲的端方，曾經是八旗中的一顆政治明星。
端方當然不是什麼陶姓漢人，而是根正苗紅的旗人，並出身於科舉正道，名列「旗下三才子」之一，所謂「大榮、小那、端老四」，都是上級著力培養的幹部。「大榮」即榮慶，曾因建議先反腐敗再政改而被後世列入保守派；「小那」就是與慶親王合稱「慶那公司」的著名腐敗分子，皇族內閣協理大臣那桐；「端老四」就是端方，他在家排行老四。自1882年出道之後，端方進步神速，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從一名普通的機關幹部成長為國家高級領導，歷任直隸霸昌道、陝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撫、閩浙總督、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
戊戌變法時，還只是廳局級幹部（道員）的端方被賞加三品卿銜，主持新設立的農工商總局的工作，參與改革實踐。戊戌政變後，端方繼續受到重用，擔任了陝西布政使，並代理巡撫。鬧義和團期間，端方表現出了難得的政治清醒，在他的強力維持下，陝西境內民教和諧、中外相安，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這也是八國聯軍入侵後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選擇逃難到西安的基本因素。端方在湖北巡撫任上，與湖廣總督張之洞並不十分和諧，端方的改革步驟、力度遠超出張之洞，甚至在政治上表現得十分自由化，包括頂著張的壓力資助湖北的留日學生辦報。當然，因為他的旗人身份，沒人會質疑他的政治動機。當他在兩江擔任總督時，「設學堂，辦警察，造兵艦，練陸軍，定長江巡緝章程，聲聞益著」。
端方在朝野的口碑都不錯，「尤有政治才，在滿人中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