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民意越發洶湧，川路公司的高層在動員民眾、挑戰政府等方面展現出「卓越的才華」。混亂在成都罷市這一天達到頂點，已經去世兩年多的光緒皇帝，活著時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的一幅景象上演了……
趙爾豐怒馬如龍，終於到達成都。此時，距離川路公司的股東大會還有兩天，成都城裡熙熙攘攘，到處是來自各州縣的股東代表以及看熱鬧的人。有人盼這亂局趕緊結束，有人則唯恐天下不亂。
65歲的趙爾豐頭髮和鬍子都已經花白，膚色卻是黝黑髮亮，這是長年生活在雪域高原的緣故。當官，尤其當大官，本是大清國最安穩的好職業，但在這風起雲湧的年代，這份職業的風險大大增加。趙爾豐本以為，調任四川總督，可以在仕途上平安降落並安度晚年，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面對的這場起源於經濟紛爭的群體性事件會造成一個帝國的覆滅，最終給自己帶來殺身之禍。
所有的人都盼著趙爾豐早點到任，朝廷是三令五申催促上路，而川路公司方面也派了專人趕到新津去迎接。畢竟，王人文是暫時代理總督，在日益尖銳的衝突之中，他的身份十分尷尬，很難做出大的決斷。朝廷總是覺得他過於軟弱，縱容了保路運動，使一場本可以消弭在萌芽狀態的經濟衝突釀成了越來越旺的遍地野火。而保路派雖然覺得王人文與他們同心同德，但畢竟王人文在很多具體問題上都無法拍板。趙爾豐到任，各方都能看到這場遊戲即將走到盡頭——無論結果如何。
川路總公司總經理曾培派了鄧孝可、葉秉成到新津去迎接，並將周善培也硬拉了去作陪。周善培本是商業廳廳長（勸業道），是省政府中最熟悉川路的幹部，但他剛剛在7月7日接替因年老退休的江毓岷接任司法廳廳長（提法司），他覺得自己的職務已經不適合再和川路公司的代表一起去迎接趙爾豐。曾培因此請示了王人文，由王人文下令，周善培才接受了這個任務。
三人在新津等了兩天，沒等到趙爾豐，連前站邛州（今邛崍）也無消息傳來。鄧、葉二人又硬拽著周善培往前趕到邛州，等了兩天還是沒有動靜，只好悻悻地趕回成都。
事實是，趙爾豐沒有走這條線路，而是悄悄地到了雅州（今雅安），在那裡與前往迎接的藩司尹良秘密會談了兩天。這尹良是前任川督趙爾巽的表侄，趙爾巽當年將他帶到四川，由候選道升為代理鹽運使。趙爾巽在調任東三省總督後，在推薦弟弟趙爾豐繼任川督的同時，也推薦了尹良代理藩司，接替王人文留下的位置。尹良和趙爾豐算是親戚，卻並不同心，兩人之後摩擦不斷，也導致了趙爾豐搖擺不定。
趙爾豐對待川路的態度受王人文影響極大。早在6月份，當王人文為川路公司代奏時——並非任何人的報告都能進入紫禁城的，沒有夠級別的地方大員代奏，按部就班走流程，不定猴年馬月才得到處理——去徵求他的意見，他不僅同意，還寬慰王人文說：「聖明在上，必能鑒此忠悃……求去不易，安有獲咎之事。」
7月6日，趙爾豐從打箭爐致電王人文，明確說自己將「抱定純正和平宗旨，毋浮動，毋暴躁，毋使莠民借故擾亂地方。公既主張於前，豐必維持於後」。
川路公司及同志會也很注重對趙爾豐的工作，多次致電辯白自己是和平爭路，「力求維持地方安寧」，請領導放心。趙爾豐也回電，明確支持他們的和平行動，通報自己到達成都的時間。他在途中與王人文的電文來往，也認為盛宣懷「乖謬自不待言」。對王人文被申斥，他表態認為朝廷處理錯了，寬慰王人文說：「大臣謀國，正不必求諒於人，而不諒於今者，必見諒於將來。」
此時的四川官場，因看不透前景，人人自危。成都將軍玉崑對於局勢就很不樂觀，認為國家既然與外資簽約，不可能推翻，而川路公司如此逼迫，結果很難預料。他在寫給北京的家書中說，四川官吏「紛紛請開缺」，為「急流勇退之計」，自己最好也是「卸肩」為妙，「支吾一天是一天」。他甚至從紛亂的保路運動中看到了打著「憲政」旗號的危險，警告北京家人在10月份資政院開會時「萬不可前去旁聽，尤恐暴動」。事實證明，這位滿洲將軍有著比同儕更為靈敏的嗅覺，並適時地採取了規避措施，從而在四川的風雲突變中，不僅全身而退，而且還保住成都滿城內數万旗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作為將軍，玉崑能夠「支吾一天是一天」；作為代理總督，王人文也能「支吾一天是一天」；但作為總督，趙爾豐就沒有選擇了。8月3日，他與王人文正式辦理交接。王人文交印後，立即致電朝廷，解釋自己的艱難處境，「既不能不為國家貫徹政策，又敢不為朝廷固結人心」，也表功道：「仰托朝廷威德，地方安靜，並未別滋意外事端。」朝廷同意他請病假十五天，他雖然還待在成都，但幾乎是迅速地從公眾視野中消失，遠離是非窩。
趙爾豐與川路公司淵源很深。
1903年，他跟從錫良調任四川，第一個職務就是川漢鐵路督辦。趙爾豐與錫良關係很密切，他是漢軍正藍旗人，祖籍山東蓬萊，三十歲時步入官場，一直在山西為官，先後擔任靜樂、永濟、洪洞縣知縣。戊戌政變那年（1898年），在時任山西按察使的錫良保薦下，出任河東河道監事同知。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和八國聯軍入侵，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出逃到山西，錫良被火線提拔為巡撫，就調趙爾豐掌管東路防軍營務處，他在對抗聯軍入侵時表現不俗。錫良比趙爾豐還小了幾歲，但這並不妨礙兩人關係很密切；當錫良在1903年從熱河都統任上調任四川總督時，趙爾豐是他要調到身邊的少數幹部之一。
川路公司督辦畢竟只是一個企業的主管，而趙爾豐當時已經年近六十，仕途前景並不看好。不久，趙爾豐就調任永寧道道員、建昌道，這是地方實職，露臉的機會隨後就到。1905年3月，西藏巴塘叛亂，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一行50餘人被殺，震驚中外。「巴塘事變」的背景相當複雜，既有改革者推行新政造成與當地寺廟等既得利益者的激烈衝突，更有英國在西藏加緊滲透的因素。中央政府立即下令平叛，根據四川總督錫良、成都將軍綽哈布的建議，派四川提督馬維琪、建昌道趙爾豐會同剿辦。此時已經60歲的趙爾豐，在平叛過程中手段狠辣，血洗「七村溝」等，贏得了一個「趙屠夫」的名頭。這成為日後革命黨證明其一貫「與人民為敵」的證據。趙爾豐的這個名頭與早年間曾國藩得到的「曾剃頭」綽號也十分相似。
事變之後，嶄露頭角的趙爾豐留在川邊督辦善後，1906年，朝廷鑒於西藏局勢非常嚴峻，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決定設立川滇邊特別行政區，省級建制，趙爾豐就任首任川滇邊務大臣。宦海煎熬30年後，他終於躍上了關鍵的副省部級（侍郎銜）台階。但代價是巨大的，這位61歲的老人必須常年生活在高寒缺氧地帶，處理棘手的邊疆民族事務。
川滇邊務大臣的轄區，東起打箭爐，西至達丹山，南抵雲南維西、中甸，北至青海玉樹。趙爾豐上任後，不顧年邁，清戶口，查地畝，規定糧稅，廢除土司，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效地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控制，鞏固了國防。1908年，朝廷又任命趙爾豐兼任駐藏大臣，至此，正式位列封疆大吏。趙爾豐展現了卓越的經營邊疆的才幹，率領軍隊挫敗了英國幕後操縱的西藏叛軍，率軍順利進入拉薩，宣布革去十三世達賴的名號。他甚至建議朝廷「仿東三省之例，設置西三省總督」，四川總督應當移駐巴塘，在四川、拉薩各設巡撫，「藉以杜英人之覬覦，兼制達賴之外附」。
趙爾豐大力推行改土歸流，改土司製為流官制，加強基層政權的控制力度，「所收邊地，東西三千餘里，南北四千餘里，設治者三十餘區，而西康建省之規模粗具」。他在西藏和川滇邊實行大規模的改革，發展經濟、文教，架橋鋪路，建廠通郵，編練新軍及巡警，成效斐然。「趙本人亦明敏廉潔，辦事公正。犯法者雖近親不稍恕，康人多信服之」。他在途中發現一戶百姓家無隔夜之糧，而地方官卻不知情，他就嚴懲了地方官。他說：「知縣是知一縣之事，即知人民事也。故勤政愛民者，因愛民而勤政。非勤政為一事也，愛民又為一事也。凡民有疾苦，而官不能知之，不能救之，是賊民者也。」時人尚秉和評價他「自清以來，治邊者無有著功若此者」，錫良更是高度評價他「忠勤純愨，果毅廉明，公爾忘私，血誠任事」。
在趙爾豐的努力下，川藏抵抗住了英國的強力滲透，得到了穩定。民國學者李思純認為：「金沙江以東十九縣，尚能歸附，皆清季趙爾豐之餘威，於民國以來諸邊將無預也。」趙爾豐在瓦弄勒卡瑪壩子西南角雪山峭崖上，勒石鐫刻十個大字「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每個字大如八仙桌面。這十個大字，與大清政府在中朝邊界上留下的「華夏金湯固，河山帶礪長」一樣，成為中國主權的象徵。不同的是，趙爾豐刻在雪山上，而中朝邊界則是一字一碑，從小白山頂開始，綿延100多公里直到圖們江主流匯合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