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公開的暗殺令從四川傳到了北京，震驚中央政府，暗殺對象是內閣侍讀大學士甘大璋。錢權兩空是川漢高層們絕對不能接受的，暗殺令的背後，局勢日漸緊張……
向甘大璋發出暗殺令的恐怖組織是旅居省城成都的潼川同鄉會，其成員則是甘大璋的鄉親們。這個人數不詳、成立年份不詳的同鄉會宣布甘大璋為賣國賊，聲稱要「削其屬籍，掘其祖墳，系其妻孥，傾其產業」。
潼川（今綿陽三台縣）是川中重鎮，在遍地辣椒、花椒的四川，此地卻以清香鮮美、滋潤化渣的豆豉出名，「潼川豆豉保寧醋，榮隆二昌出夏布」，潼川豆豉是川中一大特產。在既得利益者煽動和裹挾著民眾大鬧保路運動的1911年，整個四川成了一鍋只有麻辣、只允許麻辣的滾燙火鍋。在很多人看來，潼川豆豉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有害的。
這一切都只是因為甘大璋給朝廷送了一盤「潼川豆豉」——他建議中央政府全面接收川漢鐵路公司高達700萬兩的餘款，將川路公司用款換髮國家鐵路股票。對川省、川民、川路而言，這盤「豆豉」不僅可口，而且營養價值極高，但對於地方既得利益者們而言，這就是斷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決心毀滅這盤不識時務的「豆豉」。
從接到中央政府的相關文件後，川路公司的高層就將工作重點放在了爭款之上，爭取從中央政府獲得最好的補償，將手中的爛果子賣個高價錢。
紳商們的爭款其實有兩層訴求：一是款項補償的範圍，他們要求中央政府認可、接受並完全補償川路公司的所有開支，包括其在上海違規炒股造成的近300萬兩巨額虧損；二是補償款的管理許可權，他們要求所有補償款及川路公司節餘的700萬兩現金，仍歸自己全權管理，另組團隊，開發四川的其他公共設施。這兩層訴求是一個完整的整體，有錢無權或有權無錢都不是他們樂意看到的，而錢權兩空是他們絕對不能接受的。甘大璋提交給朝廷的建議，就是從根子里同時剝奪了既得利益集團的錢和權，踢中了他們的命根子，也難怪他們要玩命。
中央政府宣布的川路國有方案於情於理都相當優厚。川路公司籌備多年，只有宜昌－萬縣段已經開工，且進展緩慢，其已經開支的400多萬兩，一律換髮國家保利股票；浮冒、浪費巨大的各項辦公經費等，清查後鑒別剔除，可以換髮國家無利股票；至於公司賬上未投入施工之用的700多萬兩存款，中央政府並沒有宣布接收，而是由川路公司自行決定，既可以入股國有鐵路公司，換取國家保利股票，也可以自行管理，用於川省其他公共事業建設（但需等待股東大會投票決議）。只有對上海違規炒股的巨額虧損，中央堅決不認。
這樣的條件，地方的既得利益者們不買賬。他們借口中央政府對外簽訂的四國銀行借款合同喪失利權，高舉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大旗，試圖爭取更好的補償條件，由中央政府承擔那300萬兩炒股虧損。
在愛國的名義之外，保路派們還充分挑動省籍情緒，說中央政府在補償條件上「優於湘、粵，獨薄於四川」，「侮辱川人甚」，《西顧報》社論甚至宣稱：「惟川人之性質，向以怯懦聞，政府之對於川人，亦以其易與也，凡事非強施壓力，即淡漠置之。」
連老外都看出了這些「愛國者」們醉翁之意所在。英國駐重慶代理領事布朗向駐北京公使及倫敦外交部報告，川路股東們其實並不擔心引進外資、且以歲入擔保，他們只是為了「盡量獲得政府的讓步起見，決意提出很高的要求。因此，他們要求取消借款，並將鐵路交還給該省辦理，這項要求被提出來作為雙方妥協的基礎」。這其實就是漫天要價的老套路，指望著政府為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不至於就地還錢。
曾經長期為張之洞擔任鐵路顧問的日本專家原口要也敏銳地看到，只因政府無法承擔那些「不是用於修鐵路的錢款」，「由此惹起不滿及反對，大暴亂就是以此為契機的」。
時隔多年後，美國著名漢學家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認為：「假如政府償還了那些在投機中損失的錢的話，四川士紳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他們的抗議文件就隱隱包含了這個意思。自然，四川的抗議是在愛國主義和反對外債的辭藻中暗示出來的。不出所料，在湖南和湖北也聽到了類似的辭藻，但是在後面這兩個省內，沒有人丟失一文錢財，辭藻還是辭藻，並未見諸行動。」
而在不久後資政院在彈劾盛宣懷，甚至要將他處死的奏摺中，也承認：「川亂之起，其大半原因，即以該部（郵傳部）奏定僅給實用工料之款，又將施典章等所虧倒數百萬棄置不顧，此實激動之原因。」
為了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在國有方案發布當天（6月17日），川路公司不僅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會，而且致電其宜昌分公司總經理李稷勛，要求不得接待政府所派的查賬員，不得將公司的賬本及餘款交給政府。李稷勛回電說，政府目前只是派人查賬及核查工程，並未表示要接收財務。總公司乾脆回電指示，拒絕政府一切形式的查賬及勘工。
對於這種對抗方式，李稷勛並不贊同。他在7月初給總公司發了一份長電，贊同「以反對國有為手段」，「以索還用款為歸宿」，但他要求總公司儘快自行查賬，內部理順，而不是無謂地與政府對抗和僵持。他對那些高喊口號認為川路應當繼續商辦的人嗤之以鼻，說此類人「言及籌款，莫不挺身擔任，一經徵收，往往十不得一」。李稷勛舉例說，湖北當年為了爭取商辦，有斷指的，有在政府門前痛哭願意一死的，鬧得很歡，而一旦成功地爭取了商辦後，無論在籌款還是修路上都是漏洞百出、捉襟見肘，因此，這次收歸國有，「上年爭路諸君」都蔫了，「非復當年意氣，其情可見」。李稷勛認為，中央政府為了減輕農民負擔，已經下令停收租股，而沒有租股，川路商辦斷不可能，再恢複租股，根本不可能得到民眾支持。目前已經開工的宜萬段，年開支高達300萬兩，一旦資金鏈斷裂，「款項不繼，半途中止，其危險不堪設想」。因此，他認為爭款才是重點，其中壞賬很難讓中央政府承擔，而雜費一項已開支400萬兩，雖然對於僅僅修建了幾十里的鐵路來說過於不成比例，但還可以向政府爭取，畢竟其間不少開支屬於基礎性開支，可等全路完工後攤銷。他建議各分公司儘快將開支賬目匯攏，以便與政府商談細節。
與川路高層爭款相同的是，在京的川籍幹部們也在全力進行政府公關，爭取中央政府能夠承認並負擔川路公司之前的所有開支，包括壞賬在內。但川籍京官們對川路高層的管理能力、職業道德等一概不予認同，以甘大璋、宋育仁（禮部記名丞參、「四川鐵路議會」議長）為首，46名川籍京官在6月中旬聯名上書中央政府，在爭取中央政府全額認賬的同時，請求中央政府一律換髮國家鐵路股票，而不能償還任何現金。
京官們擔心的是，如果發還股款，「中飽侵漁，層層剝削，較初時尤甚」，小民百姓依然無法拿回股本，「款為下逮，已歸烏有，仍與虧倒無異」。而如果集中交給現有的腐敗管理層經營，難保不再發生更多更嚴重的虧損。而「現在國家帑藏空虛，築路一事，與其多借款於外，何若多分利與民」。國有鐵路應該為民間資本的「附股」開個口子，一方面「停其按畝抽租」，減輕農民負擔，另一方面「仍存正式募股」，讓民間可以自由入股，分享鐵路發展的利益，並「隱寓實行國債票之策，即預為備款贖路之資。為國為民，兼全之計，莫善於此」。這一建議不僅充分考慮了國家、地方和民眾的三者利益，而且具有很強的現實操作性，當然，也撼動了既得利益者的根基。
在京官們看來是「政府與民共利，大公無私」的建議，卻被既得利益者們看成是一道宣戰書，他們將此方案解釋為「奪路劫款」。而攻擊的方式，就選定為指責甘大璋「招搖」，「希圖煽惑」，川路公司及董事局從未委託任何人表態同意附股，「川路股東眾多，斷不能據十數人之私言，即為有效」，並通過王人文上奏中央政府表示堅決反對。
甘大璋等46名京官向中央政府提交的只是建議，並未如保路派們那樣動輒以「民眾代表」自居。既得利益者們動用各種手段，痛斥甘大璋等「以私人資格，支配川路股款，實為違制營私，妄誕之尤」。
以川路總公司名義發出的電報說：「十萬餘人痛極，同請削甘大璋籍。」「開除鄉籍」這一處罰很是充滿創意，既於法無據，又難以執行。弔詭的是，連堂堂的四川諮議局也附和，致電北京同鄉京官，認為甘大璋「竊名送款，除由公司徑電郵部取消外，請除籍並嚴究」。一個立法機構平日憲政法制不離口，居然不經過議會表決，就要因一份公開的建議書而處罰自己管轄之外的京官，而且動用的是法所不載的「除籍」，這也是世界憲政史上的一大奇聞。這一奇聞被後世史家看成是「對腐朽沒落的清王朝的革命性抗爭」，這就更是怪事了。
以泛泛的「各界股東」署名的電報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