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締「租股」，嚴禁用公權力強迫農民以交租的方式「被當股民」，這一減負舉措被強大的地方利益集團徹底扭曲。紫禁城的腦部信號無法在帝國的臉面上準確地表達出來，還有什麼痛苦能比得上「面癱」帶來的生理和心理壓力呢？
大清郵傳部部長盛宣懷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異數，他的官運亨通、商戰經歷、財富傳奇，無疑屬於那種令人艷羨、嫉妒到咬牙切齒的成功人士。無論對內對外，他都是個強勢的人，他強力推進鐵路國有政策……
久未登台的盛宣懷，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贏得滿堂喝彩。
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執掌鐵路總公司，到1908年，在這12年的時間裡，他都一直是中國鐵路這個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內部的權力傾軋中，他被趕到了上海，以郵傳部副部長（侍郎）的身份談判對外商約。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卻依然是個副部長；更尷尬的是，部長（尚書）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屬唐紹儀。於是，兩人都只好稱病。唐紹儀勉強幹了幾個月，終於離職。而盛宣懷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郵傳部部長這個早就該屬於他的位子。
與他有同樣鬱悶經歷的還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隸總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磚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禮上沿途派人照相，構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辦川漢、粵漢鐵路。
這兩個自視甚高又久被壓抑的人，同時分管鐵路，兩柄寶劍的寒光畢露，雷霆手段頻出，令向來軟弱的大清朝廷在鐵路國有問題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讓。
盛宣懷絕對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異數，屬於那種令人艷羨、嫉妒到咬牙切齒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懷的官運實在亨通。如同那個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樣，他也在科舉場上十分失意，但自從他擔任李鴻章的機要秘書之後，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勇於任事，他開始在大清國的官僚體系中青雲直上，最後終於成為部長級高官，而且執掌的是權勢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機關——郵傳部。郵傳部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航運等新興壟斷產業，是大清國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戰場。從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該部在六年間居然十三次更換部長，競爭十分激烈，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比部長級別更令人羨慕的是，盛宣懷從踏進機關大門的第一步開始，一直都是腳踩官場與商場兩隻船；而且與胡雪岩那種挖空心思擠入官場內尋找靠山的買賣人不同，盛宣懷下海，都是由組織任命、帶著紅頭文件和財政資金的。當然，盛宣懷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業才幹，在官方資源的強大支持下，無論「外戰」還是「內戰」，幾乎無往而不勝。
「外戰」方面，他的經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購美資旗昌輪船公司。在一系列兩敗俱傷的價格戰幕後，大清國充分發揮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強大優勢，不僅授予輪船招商局壟斷經營權，而且還提供財政貸款。而又正值美國資本方計畫實行戰略轉移，從中國撤資改投美國新興的鐵路大建設，旗昌輪船上終於升起了黃龍旗，降下了星條旗。在輪船招商局將旗昌公司納入懷中的同時，主導收購事宜的盛宣懷也乘機將輪船招商局納入自己懷中——以徐潤為首的招商局原各級官員，或因腐敗問題，或因能力問題，受到了整肅。
「內戰」方面，盛宣懷最富傳奇性的案例就是將財神胡雪岩徹底打趴下。嚴格地說，盛、胡之間的鬥爭，並非單純的商戰，而是兩人背後的李鴻章、左宗棠的權力鬥爭及路線鬥爭。胡雪岩儘管戴著紅頂子，但畢竟沒真正在機關內混過，根本不是盛宣懷的對手。當胡雪岩高舉著民族主義的旗號，依託其阜康錢莊里的儲戶資金，與外商進行生絲大戰以圖獲得暴利時，盛宣懷則瞅準時機，輕巧地打斷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資金鏈。胡雪岩曾經出面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債，這些債務的管理也是阜康錢莊的重要業務和利潤點。清政府將這些債務分解落實到相應的省份，統一匯總到上海後，由上海道台交給胡雪岩；而外資銀行則直接從胡的錢莊按時收取本息。上海官場恰恰掌握在李鴻章和盛宣懷手中。在胡雪岩的「生絲大戰」到了最關鍵的時候，盛宣懷密令上海道台暫緩向胡雪岩支付官方還款，胡雪岩的資金鏈立即繃緊。同時，盛宣懷再向外放風阜康錢莊銀根不穩，引發了擠兌風潮，胡雪岩的資金鏈終於崩斷，導致身敗名裂。
令同時代人艷羨的是，盛宣懷不僅是商戰上的常勝將軍，而且其聚斂起來的大筆財富居然順利地移交給了子孫們。在遭遇了大清與民國的兩輪清算後，盛宣懷依然給子孫們留下了價值高達2000萬兩白銀的遺產。而他的同時代人，如徐潤、鄭觀應、劉學洵、劉鶚，其財富基本是曇花一現、及身而隕，而張謇等人雖然在實業界名聲巨大，其實是個「空心老倌」，並沒有多少真金實銀。
盛宣懷聚斂財富的路徑，與這些人並沒有大的差別。同樣都是國有資產的打工者和看護者，他們的財富顯然不是來自於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這些企業雖然大多是由國有資金支撐著，但打的卻是「官督商辦」的旗號，財政投入並不作為股本金，而是作為政府的無息或低息貸款，管理者可以「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兩道的信息不對稱，兩頭忽悠，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佔據不少股份。二是經營中大建「老鼠倉」及進行關聯交易，但凡企業的要害部門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後建立很多外圍公司，承接本公司的業務——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裡。
在那個年代，貪腐已是常態，官員們倘能在貪腐之外還做點實事，就已經算相當具有先進性了。盛宣懷自己在寫給醇親王的信中就說：「蓋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盡趨之，辦事人受讒謗而人盡戒之。」
盛宣懷的高明之處，或者說幸運之處，在於他持有大量股票的這些企業及時地進行了改制，從而多少擺脫了政治力量的牽制。1908年，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組成完全商辦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股東大會，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張股票）股東參加，選舉產生了招商局首屆董事會。在董事會的9名當選者中，盛宣懷以4769張得票高居榜首，當選為董事會主席。這些表明，隨著股份制的推行，在這些企業中，股東開始取代政府，「商辦」取代「官督」，而成為企業管理中的主導力量。同樣，到了民國二年（1913年），漢冶萍公司召開特別股東大會，盛宣懷被推舉為總理，隨後又被推為董事長。好歹能得到法制保護的企業股權，以及大量投資於租界內的動產或不動產，為盛宣懷的財富建立了一道防火牆，抵擋來自官場的不可測的風波衝擊。
與同時代大多數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懷首先並且一直都是體制內的人。與其說他為了經濟上的利益而去謀求政治上的保護，不如說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銳與老練造就了在經濟上的成就與地位。
早在戊戌年間，作為一名改革的實際操作者，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更有影響力的改革實踐者一樣，盛宣懷明智地與康梁等口水改革家們保持了相當的距離。他認為，康有為等「將盡舉吾國之政教、法制而變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變法太銳，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蕭牆干戈，憂未艾也」。盛宣懷是位實幹者和踐行者，通觀《宣統朝政紀》，盛宣懷的姓名出現70多處，幾乎都是奉旨接辦某項艱難的任務，比如對外談判、對內賑災。
但這次，盛宣懷並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個極大的厄運在等待著自己。
鐵路國有就是盛宣懷唱響的第一個高八度，贏得了那些為路所困、切盼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陝西巡撫恩壽請求將西潼鐵路收回官辦。
山東巡撫孫寶琦請求將煙濰路收歸官辦。
江西籍在京官員集會，一致贊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將九南鐵路收回國有。
福建漳廈路公司打報告給郵傳部，請求趕緊派人「接管經理，並召集股東開會，布告暫行由部接收」。
雲貴總督李經羲致電盛宣懷：「桂蜀國有，從速宣布為宜。」他很實誠地認為「滇、黔、桂以無力，望國有」，不似湘、粵、蜀那樣「為私利抗國有」……
但是掌聲未息，本該對國有政策報以最大掌聲的廣東、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卻是噓聲一片。掌握了話語權的商辦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將鐵路國有看作是對既得利益的極大侵犯，一時間帽子滿天飛、棍子遍地打，盛宣懷和郵傳部成了眾矢之的。
國有政策宣布後數日（5月12日），粵漢鐵路湖南公司在長沙賈公祠召開大會，到者數百人；次日，又在教育總會開會，到者數千人；再後一天，繼續在教育總會開會，到者就達到數萬人。商議的主題則是，如何以抗拒為手段實現利益最大化。
會場氣氛是激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