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漢鐵路公司的資金幾乎都是取自強行攤派到農民頭上的「租股」。「被當股東」的7000萬四川人被腐敗案黑幕激怒了，他們多方上訪、要求中央政府徹查……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污大案。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借著修築鐵路發財的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
1910年8月18日，廣東人最愛的發財吉日，身在上海的廣州市前市長（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卻一點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發的跡象。上海其實並不熱，因坐江面海，其實比重慶、成都要涼爽許多，但施典章卻如同熱鍋上的螞蟻，而且是麻辣熱鍋上的。一個驚人的消息傳來：昨天，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
上海畢竟是大清國開放的最前沿，地方當局面對股災這類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而且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突發事件，其反應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預料。
施市長早已不是市長了，還保留著公務員的身份和廳局級幹部的級別，官場商場應酬時人們還稱呼他為「府台」。
如今他是施總，川漢鐵路公司的CFO（總收支）。五年前（1905年），當他帶著幹部身份這一救生圈下海時，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政府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級別的文件——聖旨。川路公司已經在兩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施總成了眾多兼跨官場、商場的「兩棲幹部」之一，頭上帽子紅燦燦，保障著退路，而腰裡錢包則是鼓囊囊的，代表著一個弄潮兒在清朝新政中的巨大收穫。
施典章並不滿意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參加工作以來，在官場中輾轉遷徙，他也就先後混了個瓊州（海南島）和廣州的知府。當年的瓊州可不是什麼令人羨慕的地方，有點門路的幹部都不想去這樣的地方「大有作為」。施典章紮根天涯海角幾年後，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終於熬到了廣州知府，一躍進入大清國搞「洋務」的一線幹部行列。廣州此時雖被上海壓了一頭，但好歹也還是繁華所在，這令籍貫四川瀘州的施典章成為川籍幹部中少數號稱懂些洋務、懂些經濟的人物之一。
施典章這個官當得很平淡，沒留下什麼值得回味的東西。唯一能被算上軼事的，大概是後來的北師大校長、廣東新會人陳垣在參加廣州府試時曾受到當時擔任主考官的施典章的刁難。施典章在陳垣的卷子上批道「直類孫汶（文）之徒」，後又把「孫汶」圈去，改為「狂妄」。陳垣因此被排除出複試之列。但在輿論的壓迫下，府學不得不在最後時間把他的名字補上。陳垣後來回憶此事，作過這樣兩句詩：「猶憶當年施太守，嗤余狂妄亦知音。」
開了眼界的施典章，盤點了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個廳局級，憑自己有限的才幹和更為有限的人脈，要繼續走「紅道」的話，前景實在暗淡。正好當時有個機遇，國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幹部負責投資事務。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著抓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級別也夠。經過一番運作，在川路公司總經理（總理）喬樹枬的引薦下，他得到四川總督錫良的賞識，終於下海經商。
喬樹枬也是四川人，當時還兼著教育部部長助理（學部左丞），主要還是在北京為公司打點高層公關。喬樹枬外號「喬殼子」，相當聰明，曾做過司法部司長（刑部郎中），在高官多如牛毛的北京城裡是一名很普通的幹部。「喬殼子」能力很強，當刑部郎中時分管的工作就是「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這是個技術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結交了不少高層領導。當中央政府決心開設川路公司時，他就成為該公司的首任「總理」——川路公司最早打的是「官商合辦」的旗幟，需要在領導層中安排民眾的代表，喬樹枬就因此下海，卻帶著「救生圈」：他並沒有從學部辭職，而是兼跨做官及經商兩頭，這也是當時大清國官員下海的通例。
老喬因為很聽領導的話，善於揣摩領導意圖深受賞識，實際上是川路公司的頭號人物。而川路改為商辦後，由上級任命「總理」的方式並沒改變，並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處設立辦事機構，任命了三處的「總理」；老喬便被任命為駐京「總理」，繼續負責打點高層公關，權力還是基本握在他的手中，施典章的任命就是他一手促成。這令老喬在隨後的川路風波中成為知名人物，並在辛亥革命歷史中佔據一席之地。
「施市長」成了「施總」，工作地點也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手裡的權力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大大擴大。儘管只是一名享受廳局級待遇的企業幹部，他卻掌握著一個在上海灘乃至全中國暢行無阻的法寶——資金，足足有350萬兩的白銀！這是川路公司已經籌集的資本金中的一半，施典章把其放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進行「資本經營」，期望著用錢生錢。即使在上海，這也絕非一筆小錢，施總的晚餐如果多吃幾顆川椒的話，上海灘第二天就一定會感受到那股嗆人的衝勁。
比起以老窖而著名的家鄉，施典章更為習慣生活在這個華洋雜處的「東方巴黎」。巨大的權勢令他並不艱難地弄明白了一個硬道理：這個大都市表面上充滿了歧視，卻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錢包有多厚，你的嗓門就有多粗；坐擁350萬兩白銀的施總，當然是能繞樑三日的男高音！
川漢鐵路的建設，一直是大清國的重點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經濟驅動之外，這條擬議中的鐵路也成為對抗英、法在大清國西南地區邊疆不斷擴張蠶食的戰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國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於是，發動民間的力量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川路公司儘管在創立伊始定性為國有企業，其資金卻依然大多來自民間，而且是來自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徵收的「租股」。這與其他鐵路的民間資本主要來自商界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埋下了日後釀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的伏筆。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於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肌吸髓而來」（《民立報》），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這便正好被管理層作為資本經營的借口，以便為這些資產「保值增值」。在投資另一國有企業重慶銅元局失敗後，川路公司承受了200萬兩的巨大損失，痛定思痛，餘下的資金便被集中調集到了上海與漢口，進行相對保守的投資。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資金的一半350萬兩，並由施典章親自坐鎮。
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範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而施典章幾乎把所有的寶都壓在了陳逸卿的身上，在陳逸卿實際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謙餘三家錢莊，川路公司的總存款高達113.5萬兩。
自從上個月正元在股災中倒閉後，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擔心陳逸卿會出事。為了防範萬一，施典章已經拍電報將小妾和兒子都招到了上海。他悄悄地提了8萬兩銀子，到處放風說自己將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彌補虧空。
陳逸卿被捕，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陳逸卿還兼任著幾家美資公司的買辦職位，在老美的強力干預下，他並沒有被關進上海縣那暗無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羈押在「中外合作」的租界法院內。後世的史家多將此解釋成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為「漢奸」護短。其實，陳逸卿經手了太多與美資公司相關的業務，只有把他控制在手上，美國人才能弄清那一盤糊塗賬，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陳逸卿好歹有美國人罩著，而施典章既在朝中無人，又無海外關係，他此時最後悔的就是沒早當個「裸官」或「裸商」，早些把家眷安頓到香港，辦好洋護照，一旦「風緊」就能「扯乎」。
9月25日，沒來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所派的專案組抓獲並查處。或許唯一值得他欣慰的是，案件的查處級別遠超出他的想像：溥儀小皇帝的老爸、攝政王載灃親自批示，中央政府多個部委跟進。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污大案。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根據公司賬目，施典章在正元錢莊所存公款應為50萬兩，但錢莊方面卻只認賬40萬兩，並且向專案組提供了一張加蓋著川路公司專用印章的收據：施典章已經取款10萬兩。同樣，在存放了38萬兩公款的兆康錢莊，專案組也發現施典章已經取走了其中的10萬，餘額僅有28萬兩。而這兩筆共20萬兩的取款，在公司賬簿中毫無記載。
專案組緊急提審施典章。施典章辯稱提取的並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