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雨大，水浸街。
儘管北京已經嚴寒料峭，此時的廣州卻依然春光四溢。為了看看流光溢彩的「新」珠江，我們徹底地陷入了車的洪流，無法動彈。剛剛散場的亞運開幕綵排，令這座城市high到了極點，血脈賁張，到處都是高潮之後的疲態。
廣州的朋友們儘管感覺到「盛會」帶來巨大不便，卻都還在堅守家園和工作崗位。「要知搵銀最艱難，雙眼通紅聲沙曬」，在北京2008年相當普遍的「避運」行為（避開奧運到外地），廣州人做不到，為了生存，只能「受運」。
對於大多數國人而言，「受運」、「避運」，沒有根本的區別。在「運」的洪流中，除了隨波逐流，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1894年甲午戰爭失敗，被「小日本」打趴下的「大中國」，痛定思痛，朝野上下認定了「只有」制度層面的變革，「才能」救亡圖存。問題在於，他們幾乎又同時認定，「只要」制度層面的變革，「就能」救亡圖存。制度變革與救亡圖存的關係，從「只有－才」的必要條件，變成為「只要－就」的充分條件，邏輯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之前第一輪改革開放（洋務運動）中對涉及國防、民生等基本面的關注退居二線，甚至消失了。人們都指望著通過體制上的改革，引進或建立一種什麼主義，就可一舉富國強民，全社會的資源被畸形地投放到這場「尋寶」運動中，自此清王朝進入了「主義」超越「問題」的運動年代，人們前赴後繼地「轉運」、「倒運」或「敗運」，周而復始，綿綿不絕。
戊戌變法就是在極度的失落後一次盲目而操切的「轉運」。光緒皇帝及其身邊的一小撮年輕幹部（即「四小軍機」）兒戲般地發出了一百多道改革詔令，以文字上虛幻的快感取代了改革應有的審慎。而資歷極淺的改革者們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這種從組織人事上入手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們人人自危，將他們中的大多數，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改革的對立面。再加上康梁師徒為了爭奪眼球，一味鼓噪，鋪天蓋地的「敏感詞」深深刺激著官僚機器的神經，這場變法終於成為變法者自己的絞索。反改革勢力全面回潮後，甚至在國際事務上也不再韜光養晦，貿然出擊，兩年內就釀成了義和團運動，乃至八國聯軍入侵。從1898年的「極右」到1900年的「極左」，中國在表面上似乎進行U形大轉彎，但其實背後是相同的進退失據。
在1901年逃亡途中，大清中央政府宣示了繼續改革的決心，隨後發現，各項改革都難以推進，處處掣肘。幾番折騰，多方考察，支付了巨額的「學費」後，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攻堅、推行憲政，成了大清中央政府的基本共識。當載澤、端方等人周遊歐美、考察憲政回京之後，他們的一句話令慈禧太后悚然動容：憲政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保皇上世襲罔替」。在這麼強烈的誘惑面前，老佛爺下決心來次政治體制大改革。隨後，從幹部人事體制改革（官制改革）入手，大清開始「政改保胎」。
執政者是真誠地希望通過擴大執政基礎、開放政權來獲得更多的合法性資源及民意支持。其所設定的9年預備立憲期被後世長期作為「假立憲」的證據，但這一期限不僅遠遠短於日本的明治維新，而且也被其批判者日後的行為所證實是必要的：抨擊清廷「假立憲」的同盟會在以國民黨的名義執政後，乾脆將立憲過程分解成了軍政、訓政和憲政，遠比其曾經痛斥的大清王朝更為「穩健」。
在當時，「改革」已經成了大清國的主流語彙。無論廟堂還是江湖、無論政治還是經濟，改革的最大阻力早已不在於反改革的保守勢力，而在於改革的旗號被濫用，成為權力鬥爭的新幌子。
憲政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三權分立，以制約地方政府行政權為訴求的地方議會（諮議局）最為關鍵。太平天國運動後，地方諸侯權力膨脹，在組織人事、金融財政乃至軍隊建設和調動等各方面都對中央政府處處掣肘，成為政權建設的心腹之患。地方諮議局成立後，很快就對地方行政機構形成了巨大的鉗制。
幾次較量下來，地方督撫紛紛轉而與諮議局合作，地方政權的執政基礎得以迅速擴大。但是，合流後的地方勢力卻迅速將目標轉向了與中央政府的權力分配爭奪上，中央政府與地方的矛盾更趨激烈，而且因為夾著諮議局這樣的「民意機構」，動輒以人民的名義向中央政府發難（這在四川保路運動中最為明顯，「7000萬川民」成為地方勢力的口頭禪），中央政府在這些爭鬥中節節敗退。
中央與地方的集權－分權衝突，加上中央政府日益微弱的掌控全局的能力，是導致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最主要原因，憲政與否只是一層外包裝而已。
在權力的逐鹿場上，執政者與在野者的考量角度是不同的：在執政者眼中，穩定壓倒一切，沒有穩定就不可能發展；而在在野者眼中，渾水才能摸魚，越亂越有機會。章太炎就毫不隱晦地說過「但願滿人多桀紂」，因為如果滿人中出了堯舜，革命就沒機會了，執政者越腐敗越好、越殘暴越好。在野者沒有執政的包袱，「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也不需要知道柴米貴，輕裝上陣，可以喊出最為動聽的口號，反正自己沒上台前無法驗證、也無從兌現，上台之後，誰還敢來驗證、要求兌現呢？
秦始皇威武的儀仗過去後，劉邦感嘆「大丈夫當如是」，而項羽則說「彼可取而代之」。這種取而代之的慾望是中國歷史上主流的政治動力。晚清搞政治改革，寬容度之大史所罕見，非但沒有能夠凝聚全國人民的精神，反而導致了更為嚴重的離心散亂。因為，很多人趁此良機想「彼可取而代之」，無論打著什麼旗號，核心目的就是奪權，主導口號就是「我能」。
打倒與推翻只能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問題，至於經營的很多具體問題，不是「城頭變幻大王旗」就能解決的。但是，從晚清直到改革開放，近七十年的社會資源除了應對外敵入侵外，被過多地耗費在了打倒與推翻的內耗、翻燒餅似的折騰，而沒能集中在基本的政治制度（如文官制度、權力制衡等）及民生建設上。
無論改革還是革命，都只談形而上，注重權力的掌控，而不關注形而下，忽視民生的提升，導致這種改革或者革命無法令普羅大眾真正分享其成果，卻要承擔其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埋下了「繼續革命」的種子。
大清帝國的覆滅主要不在於立憲與否及立憲快慢與否，更不在於大清統治者的漠視民生，而是由於在錯誤的時機放出了一個錯誤的信號，令天下群雄以為跑出來了一隻鹿，紛紛追逐，將全社會特別是精英們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逐鹿之上，民瘼民生當然就只能服從、服務乃至犧牲於這個「大局」。
體制外的在野者總在想著「砸爛一個舊世界，締造一個新世界」，當然這個新世界必須由他說了算；體制內的當家人也未嘗不想改建擴建乃至推倒重建，當然前提是自己還是主人。李鴻章之流的「裱糊匠」，很難在中國歷史上「偉大」起來，因為他的職場定位實在太缺乏鴻鵠之志了——儘管中國更需要的正是「裱糊匠」，而非「拆遷隊」。
耶穌曾說，如果你自認為無罪，就可以拿石頭砸死那個妓女，結果所有人捫心自問後都放下石頭默默離開。但是在中國，最有可能出現的是，大家一哄而上拿石頭砸死那個倒霉的妓女，然後回家說「我只是被裹挾了一次」而已。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個政權垮台後，牆倒眾人推，絕大多數都堅稱自己「無責」，迅速地進行切割，彷彿自己從來沒有在這個政權中生活過一般，賬都要算在「萬惡的×××」（代入原政權領導人的大名即可）身上。
作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我研究歷史也有自己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就是以人性為中心，而不是以被誇大的神性或魔性為中心。在此中心之上，利益與權衡就是「兩個基本點」，利益是外在的砝碼與動力，權衡則是內在的行為與抉擇。
無論是內生型改革，還是外生型革命，「自利」總是必然的第一目標。阿Q的革命理想就是摸摸小尼姑的光頭、睡睡秀才娘子的大床，當然最好拖上吳媽。我相信，這才是大清國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顯規則。承認顯規則的存在就可能對利益進行制約，一旦顯規則成了能做不能說的潛規則，非要把阿Q的慾望偽裝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那吳媽和小尼姑們就完全可能要為革命而犧牲自己，並且是默默地、或者是「被默默地」。
利益所系，小到清末上海股災，中到四川保路運動，大到辛亥革命。利益是無數動人口號背後的真正目的。不去細細解剖這些利益的複雜細節，我們將完全迷失在歷史的迷霧中。講利益並不可笑，也不可恥，更不可怕。可笑、可恥而可怕的是，把自利隱藏起來，口蜜腹劍，聽到的是口號，看到的則是拳頭與棍子。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裡的「君」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