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什麼要炸死張作霖？他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嗎？他不是日本軍閥在華的代理人嗎？站在瀋陽大帥府最深處的家廟前，我又想到了這個難圓其說的話題。
第一次真切觸到這個問題的核心時，是數年前，我坐在北京城裡的一家很小的飯店裡，瞅著馬路對面的全國政協的宏偉建築，一個人在發愣。
這條馬路叫太平橋大街。南北不算長的太平橋大街上，最熱鬧的地方，是北口的那片以涮羊肉而「香譽」食客的幾個「居」，如有北京的朋友請我吃飯，我常脫口而出：去能仁居（或口福居）吧！吃飯重要，但畢竟比不了參政、議政重要，所以說這條馬路最重要的地方，即我對面的這座近年新建的全國政協辦公大樓及會堂。剛才，從它的西側衚衕口的那個小小的政協書店，我買了一大摞文史資料。雖說「精神食糧」已經多得拎不動了，但畢竟不是真的食糧，無以果腹，所以，我就拐進了路邊這家餃子店。趁店家煮餃子的空當，我信手翻開其中一本。
這本小冊子叫《北洋人士話滄桑》。其中一頁，沒看完，我就傻子一樣愣住了——
張作霖起家創業於日、俄兩大帝國近鄰的東北，自幼耳濡目染，深知多年來日俄兩國對中國的侵略危害，認為外國人都是狡猾殘暴、欺軟怕硬的歹徒，時具戒心。一九一六年五月他就任奉天督軍後，就不斷親自嘗到帝國主義欺壓的滋味，首先是由日本策動的鄭家屯暴動事件，以及他到南滿車站歡迎日本要人在歸途中遇刺、幸免於難的事，使他大傷腦筋。但國家積弱，中央既無力抗拒，一方將帥又焉能抵擋譎詐百出的強鄰？所以他對外交事務迄無一定方針，也無具體政策，只是以隨機應變的辦法應付。
儘管我已經養成了從各級政協機關編輯的文史數據里來淘歷史真相的習慣，但還是被這本薄薄的小書的內容震撼住了，那一個個字竟像鋼琴上的琴槌，一下下敲得我心弦大起共鳴！
這是一個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蒼老而又新鮮的聲音，一個大悖於「歷史定論」卻又合乎情理的聲音啊！
只記得我怔怔地看著馬路對面的那座黃色巨廈，直到熱騰騰的大餡兒餃子端到眼前也渾然不覺。
那一個中午，全國政協辦公大樓門前，武警士兵們正在換崗，一個個動作利落，神情穆然。士兵換崗從來是一道觀賞性很強的風景。
北洋時代，這兒一天到晚也不斷上演這場秀。
那時候，這兒是張作霖在北京的家。
清末民初，但凡有點頭臉兒的軍閥、政客，便在京城有個固定的住處，京官自不待言，各地疆吏也無不在皇城根兒置辦房產。張作霖發跡晚，所以遲至民國九年（1920年）才在京城裡擁有自己的家——和在奉天城裡買下前朝顯宦的家一樣，他在北京城看好的是前清時代的順承郡王府。
大清國體土崩瓦解後，京城諸王府迅速凋零，末代順承郡王文葵無以維繫其龐大的家產，只好將王府的房契抵押在東交民巷裡的法商東方匯理銀行，靠貸款過活。民國九年（1920年），張作霖應大總統曹錕之邀來京，住在西單舊刑部街的奉天會館裡，聞知順承郡王府的實情，遂斥巨資購之。得此偌大一片家產後，張上將軍大興土木，建成了京城西部這方赫然豪宅。隨著舊王府的新主人在國內的分量，此地也越來越威嚴，延至北洋末期，所有軍政大事均是在此擬定並布告天下的，此地甚是了得！
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29日，張作霖在天津被十五省通電推舉為安國軍總司令時，曾氣吞山河地宣稱：
決戰之期，最多為一個月，最後勝利自然歸我奉方……統一中國亦易如反掌也。
張作霖入京後，將北洋各部編為七個軍團，擬與得到蘇聯人全力支持的「南赤」（蔣介石之北伐軍）與「北赤」（馮玉祥之國民軍）決一死戰。搜查蘇聯使館，逮捕並處決李大釗等「過激黨首領」，也都發生在這一非常時期。從就任總司令，到登基大元帥，他與他的心腹不斷地陳述著用兵「安國」的理由，從他們的對外談話中，人們很可以知道「奉張」「矢志討赤」的本意：
非俟南軍排除俄國赤黨，決無議和之望！
——安國軍總參議楊宇霆
余之起兵，非仇抗任何黨派，而專為消滅過激主義；舍過激主義，皆有商量之餘地。
——大元帥張作霖
不過，此時，「南赤」、「北赤」已經合成一夥兒並不再相信蘇聯人，再加上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晉軍閻錫山所部，四個方面軍正全力向北京方向推進。會師徐州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下達了北伐總進攻令，戰事因之變得空前慘烈——北伐軍推進到山東境內後，遭遇到安國軍兩位副總司令張宗昌與孫傳芳的近三十萬的直魯軍的抵抗。北伐軍步步為營，直魯軍節節敗退，退至濟南時，日本人借口保護在魯日僑安全，竟擅自在青島登陸後徑赴濟南屠殺北伐軍外交官與士兵。南北雙方的戰事，又演化成外寇的尋釁。
於是，張作霖權衡再三，選擇了退避——放棄大決戰，把實力依然完整的數十萬奉軍撤回關外，關起門來，既可專心經營富饒而廣袤的大東北，又能有效地遏制日本人在東三省的越來越兇險的胡作非為。以退為進，以柔克剛，保存實力，以待將來。
所有共和國的教科書上說到「反動軍閥」張作霖退出北京一節，用的全是貶義詞，不是「倉皇出逃」，便是「被迫撤離」。用梁實秋、魯迅他們打筆仗的話說，這很不「費厄潑賴」（英語fair play音譯，意為公平競爭）。
張作霖離京前，安國軍並未被打垮，敗退的只是張宗昌和孫傳芳的軍隊。安國軍主力部隊奉軍在直隸、察哈爾、綏遠和豫北地區與各路「黨軍」對決，按奉軍將領于學忠的話說，是「旗鼓相當，時有進退」。戍守京津的奉軍尚未與北伐軍接火，而留守關外的奉軍更是保存完好。也就是說，如果張作霖一意孤行與「黨軍」決一死戰，豁上玉石俱焚也不肯退出最高權位，則其手中掌握的三四十萬大軍與國民黨軍死磕，北洋時代或可延續下去，中國版圖上是否於20世紀前期重現南北朝亦未可知也！
時任安國軍第四方面軍參謀長的傅興沛，在共和國初期，當過北京西城區政協委員。《北洋人士話滄桑》的作者王毓超老先生記錄過傅先生的話：
據傅興沛說：正當安國軍與北伐軍在華北平原進行決戰之時，日本以護僑為名派兵開入膠東青島，繼而進佔濟南。張作霖等考慮國家前途，本著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之義，曾召開府院聯席會議，決定由秘書長任毓麟、外交總長羅文干主持，分別向日本政府和駐華使館及其駐屯軍提出抗議。
多麼要緊的一段史料線索！可是，竟從來沒有所謂的「正史」提及過！
正是因見北伐軍繞過濟南繼續北犯，西邊的閻錫山亦加緊向北京壓迫而來，見大勢已去，張作霖不願糜爛京津地方，才決定將安國軍全部撤往東三省。
從5月20日他主持軍政會議定下撤離，到6月3日晚上他登上返奉的專車，十餘天的時間裡，他拜會並宴請京城紳耆名流，接見並回訪各國公使，甚至籌劃將故宮裡的文物悉數帶回奉天保存，以防蔣介石把這些珍寶賣給俄國人換武器來攻打自己。只不過，在掌管故宮鑰匙的北洋元老王士珍的一番勸說後，他才打消此念。
應外交使團和紳商代表之邀，他還安排一旅軍隊留京維持治安以待「黨軍」入城。
就在這時，可惡的日本人又跳出來了。他們乘機要挾張作霖，讓張在郭松齡倒戈時張作霖與關東軍草簽的一份條約上正式簽字，並要出關的奉軍解除武裝。
原東三省交涉總署行政處處長羅靖寰對此有詳細回憶：
1925年冬，郭松齡反奉時，……奉天省城留守軍力薄弱，人心惶惶。張除電告吉、黑兩省速派軍隊救援外，並擬在危急之時逃往旅順或大連暫避。一天，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齋藤奉其司令白川義則之命，偕同三浦中佐到達瀋陽（時關東軍司令部在旅順——筆者注），通過張的日籍顧問野町武馬約張作霖會晤於南滿鐵道會社所設的瀋陽旅館內。
齋藤以郭松齡率軍叛亂，主動向張作霖說：如需關東軍幫忙，請勿客氣，儘管提出，我們可以用不得在南滿鐵路附近作戰為理由，叫他不能前進，必要時還可派關東軍出兵阻擊。
張以吉、黑兩省部隊雖已出動來援，但有遠水不解近渴之虞，遂說：「如果郭軍逼近省城，我擬赴旅順或大連暫避，屆時當請幫忙。」於是齋藤乘機將事先用打字機打好的五項要求提出，讓翻譯田中念給張聽。張聽完了即不加考慮地完全答應，隨即在上面簽了字。
然而，過後，羅靖寰等與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副領事田中喜市進行正式談判時，發現日本人的要求令人無法接受，其主要內容包括：允許日本人在東三省和東蒙地區同中國人完全一樣享有自由居住與經商的權利，將間島地區的行政權移讓日本，